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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转入地下上篇

  1927年7月14日,希俨和我登上了由武昌开往九江的轮船。我们俩都化了装,希俨穿上了长衫马褂,像个绅士或商人;我梳了个巴巴头,装扮成一个家庭妇女。同船而行的还有教导团的几个干部,还带了一些文件。上船前,组织上特地关照过,在船上遇到熟人,互相都不准打招呼,装作不认识的陌生人样子。
  
  在船上,我们曾发现有些不三不四的人似乎对我们很注意。希俨的警惕性很高,就对我说:“下船后,不要直接去南昌,我们到庐山去‘玩’吧。”于是就设法秘密通知同行的人,让他们下船后不要和我们同行,赶快先去南昌报到。船到九江后,南昌有人来接,我们悄悄地告知来人,恐怕有坏人在盯梢,要想法子甩掉他们,所以我俩就先上庐山去了。
  
  我们在庐山云中天饭店住了几天,经过观察,没有发现可疑人物,就赶紧下山,奔赴南昌,按预先的约定去江西大旅社报到。首先见到的就是陈潭秋同志。他对我们说:“你们来得正好。”他将党中央决定发动南昌起义的情况告诉了我们,不过没有讲具体的日期。他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由陈潭秋担任地下的江西省委书记,宛希俨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我和陈潭秋的夫人徐虔直任省委的秘书,徐管内勤,负责人事、文件档案和财务开支;我管外勤,接待上面来自中央、下面来自各地的交通员,并兼省委的机要交通员。因为要从事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组织上吩咐我们四个人在南昌不要公开露面,不参与武装起义的有关准备活动①。我们就按照中央的决定开始筹备建立地下省委的工作。从妇女部长到省委秘书,从轰轰烈烈的公开的群众运动到充满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我的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性的转变。
  
  我们开始筹备建立地下江西省委的工作。南昌城里有对姓徐的老夫妇,开了一爿酱园店,子女都是我们的党团员,我们就把省委机关建立在这家酱园店内。酱园店前面是店铺,中间是二老住的房屋,后面是放晒酱缸的院子,都是他们自己家的房子,像北京的小四合院一样。虽说店面不是很大,也具有中等的规模。潭秋和希俨分别化名为徐国栋、徐国梁,算是两老的侄儿,但因为两人的年龄和相貌相差很大,所以就以堂兄弟相称,身份都是徐家的合股人,即“股东老板”。陈潭秋留了小胡子,手里拿着个水烟筒,俨然像一个从乡下逃难来的小地主。我和徐虔直都是家庭妇女的打扮。那时我已怀孕了,但是并没有雇用保姆,除了由徐老太帮我们烧饭以外,洗衣服和清洁卫生等各种家庭妇女所必须做的事,都是我们两人自己动手做的。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到长期隐蔽的秘密地下工作,我们的工作方式完全改变了,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我梳了个巴巴头,一身家庭妇女的打扮,过去又没有在南昌城里的公众场合中露过面,再加上挺着个大肚子,不大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与怀疑。我的具体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与共青团江西省委保持经常的联系。最早跟我联系的团省委书记叫“王麻子”,名字不记得了;团省委秘书长是饶漱石;还有一位同志叫曹策。我和他们约好在南昌的一个公园里每星期见一次面,党中央有什么文件要传达或各地有什么重要情况向中央汇报,都是在见面时转递的。凡是中央发来的文件,我们都要再重写一份,一份留在省委,一份转发给团省委。抄写秘密文件的方式方法,我就是在那时学会的。据说十月革命前的俄国,列宁在狱中对外秘密通信,是用牛奶当墨水书写在纸上的,干了以后一点也看不出来,收到信的同志只要把纸在火上一烤,字迹就会显露出来。在我们中国,多采用的是米汤水,用写小字的毛笔,蘸了写在线装书的纸背面。看文件的人用碘酒在上面一涂,淀粉和碘起化学作用,字迹就显露出来了。米汤水不能太浓,太浓了写在反面就会在正面渗出痕迹来。毛笔也不能太粗,太粗了写在背面也会在正面看得出来。写好后再把书重新装订好,压平。此外,还要看文件的长短和带文件的交通员打扮的身份,灵活决定如何写。记得有一次要把文件送到上海去,交通员的打扮比较“洋”气,我们就不能将文件密写在线装书里,那样与他打扮的身份不符,容易引起别人怀疑。于是,就改为写在《圣经》里面,但《圣经》很厚,拆开后很难重新装订恢复原貌,只好用钢笔蘸米汤水写在字缝里,字就写得更细小了。本来我是不戴眼镜的,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由于经常晚上埋头在煤油灯下抄写文件,所以变成了近视眼,所幸度数不是很深。


  
  做交通工作的人,最要紧的是记忆力必须非常好,告诉你某人住在哪里,姓甚名谁,身材长相有什么特征,接头暗号是什么,都要牢牢地记在脑子里。交通员还必须十分机警,随时随地都要注意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情况有异,就要设法灵活应变。比如我去接头,出门和回来都要留心身前身后的情况,出去前先要张望一下外面有没有不三不四的人;回来时先要在邻近的小店里买点东西,看看四周有没有跟踪盯梢的人。去接头的地点,如果很近,就步行去;如果很远,就坐黄包车,回来不能停在机关门口,要在距离稍远处下车,观察一下附近没有人注意或跟踪自己后,才能返回机关。地下工作的纪律规定,我们四个人所住的省委机关是绝对不许接待外人、不许暴露的。任何从外地来的人要接头,都不能直接到省委机关来。我和外地来的交通员接头,都是事先指定在某家旅馆里见面。在这些旅馆里,总会有一位茶房或工友是我们地下党的同志。到了那里先找那个同志,用固定的接头方式对上暗号,然后才能见面联系。那时对赣西南、井冈山、赣东北来的人都有不同的固定接头方式。我们还有一只地下交通船,在赣江上航行,固定每半个月接一次头。但行船的时刻不像火车、飞机那样准确,有一段时间,只能事先预定大约在三天之内到达。在这三天之内,我就必须天天到江边的码头附近去徘徊。外表上要装作轻松自在地远眺江景,实际上却很紧张地时刻在江面上搜索那只交通船的踪影。交通员工作非但相当辛苦,还相当危险,若有意外情况全靠自己临时随机应变。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指定的交通站去接头。这个交通站设在一个弄堂口的过街楼上,在弄堂口就可以看见交通站的窗户。按原先的约定,窗口必须摆一盆花,如果窗口没有这盆花,就表示那里已出了问题。我是下午去的,天还没有黑,不但看见窗口没有盆花,而且房间里开着电灯。我觉得不妙,不敢贸然闯进去,就到隔壁弄堂里去打听。正好遇见在医院里的一位护士,是熟人,她一见面就对我说:“哎呀,昨天我们可吓死了,来了很多军警,把隔壁楼上一个人抓走了……”我装作若无其事地与她闲扯了几句话,到公园里去兜了一圈,然后坐人力车回家,并马上向陈潭秋同志报告。潭秋同志说我做得好,应该这样机警才能确保安全,避免危险。
  
  省委同志平时讨论工作时,我们做秘书的不作记录,以防敌人突然来搜查会泄露机密。有时中央有重要同志来省委开会,就把麻将牌和筹码摆在桌上,装作打麻将的样子。徐老夫妇俩在前面店堂里望风,如有军警或陌生人进来了,他们就大声地咳嗽几下。我们听到后就正式搓起麻将来,即使是摆摆样子,也要故意弄出声响来,以免露馅。徐老夫妇对我们很好,真的亲如一家人,有时我晚上抄写文件要到天明,他们总是把煤油灯点得很亮。为让我专心工作,他们不睡觉,默默地守夜,做好保卫作。我至今仍深深地怀念他们,只是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新中国成立后,吴德峰同志告诉我,他后来还见到过徐老夫妇,徐老的儿女都在赣西南工作,都已是党的高级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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