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出事以后，生活的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其时她四十出头，我年方十九，正在大学里读书。父亲出事的当天，我没在现场，据母亲说，市委王伯伯打来电话，通知父亲参加一个重要会议，那是周末的一个晚上，夫妻俩正在吃饭——他们俩实在难得一起吃饭的，因为父亲总是很忙。
　　
　　王伯伯是市委秘书长，和我们家关系一向不错；我印象中他是个胖子，走路一阵风似的，说话却是慢吞吞的，而且最会敷衍小孩子，丫头长丫头短，问问你的成绩，摸摸你的小辫子——小时候，他常来家里走动，当然那时他还没有“入仕”，和父亲一起在中学里任教。
　　
　　电话是我母亲接的，很多年后，她都不愿提起这一幕。她说，他怎么就做得出呢，他声音没有一点异样。
　　
　　原来，那天晚上并没有什么会议，王伯伯受命设了个圈套，待父亲急匆匆地赶到市委招待所，看到门廊里转悠着几个便衣，会议室里端坐着几个“上面来的人”，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父亲在被捕前是我们那地方的财政局长，俗称“财神爷”的。接下来的事情我就不多说了，无非是立案，审判，抄家，程序上的事我也不是很懂。父亲被判了八年，罪名是行贿受贿，这成了我们小城最轰动一时的案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