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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军史乡土 > 腥风血雨的康熙帝国 > 第 1 章 腥风血雨的康熙帝国
第3节 以硬碰硬的强权政治(上)

  西方资产阶级军事家格劳塞维茨说:“战争是政治以一种手段的继续。”毛泽东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者信奉“强权即公理”,武力是最有效、最快捷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于是,为了巩固自身利益、征服竞争对手,许多政治问题被放大化,许多敏感问题被激化,最终通过战争的手段以暴制暴、以战止战。这一点在《康熙帝国》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唐太宗李世民曾对尉迟敬德说:“我得到天下以后,本想和你们共享富贵,谁知你自恃战功、屡屡犯法,我现在才知道汉高祖之所以杀掉韩信、彭越,并不完全是汉高祖的过错啊。”骑在马上打天下得靠那些骄兵悍将,一旦寰宇澄清、天下大定,国家的工作重心势必转移,要从破坏转向建设,自然要刀枪入库、休养生息,而那些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的将帅如果不主动裁军削职、韬光养晦,必然引起皇族势力的猜忌与忧虑。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确保权利运作、消除潜在威胁,皇帝必然要“杯酒释兵权”或“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
  
  1、鳌拜和吴三桂就是这样的典型。鳌拜素有“满洲第一虎将”之称,在大清帝国的铸造中出生入死、战功赫赫,政治上更是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吴三桂虽因“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开门揖盗之举为人所不齿,但从大清帝国的方面讲,清军利用他提供的便利没付多大功夫便轻松占领山海关,继而利用他充当开路先锋挥师南下扫清了明军余部与各地的反清势力,为清朝打下了半壁江山。按理说,他们作为开国元勋与股肱之臣,新王朝理应给他们相应的俸禄与爵位,让他们养尊处优、极尽荣华,但他们却为胸怀天下、壮志凌云的康熙帝所不容,成为皇权与将权、中央与地方利益斗争的牺牲品。


  
  鳌拜作为辅政大臣之一,虽然自身并没有反叛之举、悖逆之心,但他结党营私、大权独揽,对皇权构成了威胁,所以康熙要除掉鳌拜。吴三桂作为镇守大西南的平西王,虽然平日里奉公守法、谨慎低调,甚至派儿子到朝中做人质以求证明自己的忠心,但以他为首的三藩部属太多、消耗惊人,朝廷的财力不足以供给他们,所以康熙帝果断的下令撤藩。从某种意义上讲,鳌拜、吴三桂都是被康熙逼到了对立面,无论他们反还是不反,都是康熙要扳倒的对象。
  
  2、孤悬海外、割岛自立的郑经,继承了其父郑成功的衣钵世袭延平王位,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招揽人心,占据以台湾为中心的台澎金厦,本想仿朝鲜例作为大清属国与朝廷分庭抗礼。但康熙帝认为一来台湾郑氏作为前明余孽,仍然有一点的影响力,有可能使全国各地的反清势力死灰复燃,不利于国家的稳定统一。二来台澎诸岛物资匮乏,民用、军用所需衣食等物都要从大陆周转,与台湾隔海相望的福建行省经常受到郑经所部的劫掠,为了保境安民朝廷不得不在福建常年驻兵以防台湾不定时的骚扰,长此以往财力、物力方面的供给已经成为朝廷的拖累和包袱,得不偿失。三是因为康熙帝志在天下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天朝上国、四方来服才是康熙帝最大的心愿。因此他才力排众议,主张收复台湾。在战略上康熙帝立足于战,但又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不失时机的打好外交战和心理战,一方面派遣大臣明珠、索额图屡屡议和招抚,另一方面又秘密组建大清水师,重用姚启圣、施琅等整军备战以求武力攻台。康熙帝又派使者与郑经谈判,提出“剃发、称臣、登岸”的议和条件,郑经却坚持“剃发称臣但绝不登岸,永驻台澎金厦,世袭延平王位”,遭到康熙拒绝,双方相持不下。待到大清水师集结训练完毕且已完全具备水上作战实力并能克敌制胜后,康熙果断下令武力收台,澎湖一战,击溃台军水师主力,台湾重新为大清所掌控。台海激战时,康熙帝南巡南京,之所以一再严令姚启圣、施琅限期攻下台湾,就是要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明孝陵前昭告天下:大明完了,大清取代大明已是无法改变的历史趋势。从而瓦解前明遗老遗少的斗志,从心理和气势上给各地的反清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
  
  真正明目张胆的竖起反清大旗并对大清形成直接威胁的是“反清”领袖杨启隆和蒙古大草原的霸主葛尔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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