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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第一章

1912年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广慈医院被刺。关于此案,当时人已经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毛思诚在编著《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时,也承认不讳。不过,毛书所述较略,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则所述较为详尽,且系蒋介石“自白”,因此,史料价值更高,有助于回答蒋介石刺陶这一疑案。《事略》以毛笔工楷写成,文字略有蚀损。现将有关段落照录如下,凡蚀损处均以□□表示,可以意补的地方则以括号标明。

《事略》述1908年的经历时说:

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余无形中亦渐染其风尚。彼□(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不然,以□□(徐之)学行,其成就必不止此。又谈,陶之为人,不易共事。余闻此乃知陶、龚日常诋毁徐伯□□(生有)帝王思想者,实有其他意图。余当时闻陶、龚毁徐,仅以为伯生已死,即有过误,我同志不应再加猜测,诋毁先烈而已,而孰知伯生之死,为陶所逼□(乎)!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以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

竺绍康,浙江会党首领,曾与秋瑾、徐锡麟共同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策划起义。1908年与蒋介石相识。1910年去世。锡麟,即徐锡麟,字伯荪,蒋介石写作伯生,章太炎写作伯孙。龚,指龚宝铨,光复会的重要成员。按:徐锡麟和陶成章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后来,因在革命途径及大通学堂应否续办等问题上意见分歧,二人发生冲突。1907年,徐锡麟依靠表伯、山西巡抚俞廉三的关系,以道员分发安徽,被任命为巡警学堂会办,深得信任。7月,刺杀巡抚恩铭,被捕牺牲。关于此事,章太炎曾说:“其后伯孙入官颇得意,焕卿等不见其动静,疑其变志,与争甚烈,及伯孙杀恩铭,始信之。”[1]竺绍康所言,“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指此。这一事实表现出陶成章性格的一个突出弱点——多疑,但据此即将徐锡麟之死的责任归在陶成章身上,并由此认为其“无革命人格”,显然不妥。

《事略》又说:

及陶由南洋归日,又对孙先生诋毁□□(不遗)余情。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是诚可憾,嘱余置之不理,不为其所动,免致纠纷。余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向之每月接济其经费者即停止,不与其往来也。

1907年春,同盟会内部发生反对孙中山的风潮,陶成章是参与者之一。1909年9月,陶成章因在南洋募捐未获满意结果,联络李燮和、柳聘农、陈方度、胡国梁等七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12条,要求开除其总理一职,通告海内外。《罪状》并诬称孙中山贪污公款,在香港、上海存款20万云云。陶成章并带着《罪状》,赶赴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事略》所称“为少数经费关系,不顾大体,掀起党内风潮”,指此。这一事实同样表现出陶成章思想性格中的弱点,陈其美批评其“不顾大体”是有道理的,但由此判定其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也显然不妥。

《事略》还说:

当革命之初,陶成章亦□(踵)回国,即与英士相争,不但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且欲将同盟会之组织根本破坏,而以浙江之光复(会)代之为革命之正统,必欲将同盟会领袖□□(孙、黄)之历史抹煞无遗,并谋推戴章炳麟以代孙先□(生),□(呜)呼革命未成,自起纷争。而陶之忌刻成性,竺绍康未死前,尝谓余曰:“陶之私心自用,逼陷徐伯生者,实此人也。尔当留意之!”惜竺于此时已逝世,而其言则余切记未□(忘)。及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当时之大局也。盖陶已派定刺客,以谋英士,如其计得行,则沪军无主,长江下游必扰乱不知所之;而当时军官又皆为满清所遗,反复无常,其象甚危,长江下游,人心未定,甚易为满清与袁贼所收复,如此则辛亥革命功败垂成,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权,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

本段中,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其实,不管是出于哪种理由,刺陶都是错误的。在这些理由中,有些还有可疑之处,例如所谓陶成章准备刺杀陈其美的问题。蒋介石是陈其美的亲信,这一点陶成章不可能不知道,他怎么会糊涂到向蒋介石透露刺陈方案,甚至动员蒋下手呢?倒是蒋介石所说的其他理由,对于说明陶成章的死因,有一定意义。如蒋介石称,陶成章回国“即与英士相争,反对英士为沪军都督而颠覆之”,以及“反对同盟会”等,应该说,这才是陶成章的真正死因所在。

1909年秋陶成章再次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后,因受到黄兴等人的抵制,于次年2月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以章太炎为会长,正式与同盟会分家。1911年筹备广州起义期间,两会关系有所缓和。不久。赵声在香港患盲肠炎逝世,陶成章怀疑为胡汉民所毒,再次对同盟会产生疑忌。同年7月,陶成章应尹锐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秘密联络机关。当时,陈其美、谭人凤、宋教仁等正在上海筹备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以便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同月26日,陈其美、陶成章在沈缦云宅开会,讨论合作问题,二人发生争执,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了手枪。几天后,陶成章匆匆离沪,再赴南洋,上海一地存在着两个革命组织的状况也就因之未能改变。所幸的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双方大体仍能配合。11月3日,上海起义发动,陈其美率队夺取制造局,他只身入内劝降,被扣押。起义群众奋勇进攻,光复会的李燮和也调来军警助战,救出了陈其美。11月6日,沪军都督府成立,陈其美被推为都督,李燮和任参谋。对此,李燮和与光复会的人都很不高兴。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之罪[2]。李燮和不同意,于11月9日率部去吴淞成立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全省的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归苏州军政府办理”[3]。这样,同盟、光复两会矛盾再度公开化。

上海光复之际,陶成章自南洋归国。他未能因应形势,和同盟会弃嫌修好,相反,却继续鼓吹和同盟会分家,进一步恶化和孙中山的关系。南京攻克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上海开会,推举大元帅,一部分人主张推黄兴担任,以朱瑞为首的浙军将领则主张推黎元洪,强烈反对黄兴。时任浙军参谋的葛敬恩后来回忆说:“袒黄(亦即袒孙)袒黎一时闹得不可开交。光复会分子反对同盟会日益露骨,陶焕卿、李燮和一派鼓吹与同盟会分家,我们就成了此等人的对象。”[4]会议本已于12月4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但于12月17日又改推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代行大元帅职权。这一变化,原因复杂,但同盟会方面认为和陶成章“嗾动军队”有关[5]。12月20日,马君武鉴于孙中山即将回国,在上海《民立报》著文,盛赞孙中山的革命品格和经验,断言财政及外交等问题,“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该文称:

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挟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也。吾平生从不阿谀人,又以为吾国素知孙君,故默默然不赘论。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煽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又孙君于数日内将归国,故不能已于言。[6]

[1] 章太炎:《答陶冶公代刘霖生问光复会及焕卿事书》,《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25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2] 杨镇毅:《光复军攻克上海江南制造局及陈其美篡取沪军都督之真相》,《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33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

[3] 《中华民国驻吴淞军政分府李宣言》,《民立报》1911年11月17日。

[4] 葛敬恩:《辛亥革命在浙江》,《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集,第123~124页。

[5] 章太炎口授、寂照笔述《光复继起之领袖陶焕卿君事略》,汤志钧编《陶成章集》,第439页,中华书局,1986。

[6] 马君武:《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民立报》1911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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