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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第四章

二 民族主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因此,民族主义思想空前发达起来。

蒋介石早年即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当时主要内容是反清,宋遗民郑思肖(所南)的《心史》曾经是他最爱读的著作[1]。五四运动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向反帝方向发展。

五四运动给了蒋介石以强烈震动。他高度评价中国人民在运动中表现出的斗争热情和爱国精神,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所在。当年9月24日日记云:“至今尚有国内各代表辏集总统府门首,要求力争山东各权利。各处抗排日风潮亦未止息。此乃中国国民第一次之示威运动,可谓破天荒之壮举。吾于是卜吾国民气未馁,民气未死,中华民国当有复兴之一日也。”1920年6月,蒋介石出资5000元,与陈果夫等创立友爱公司,购买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票。但不久,银价大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同年11月8日,蒋介石游览香港,看到英人在当地大规模建设的状况,慨叹道:“中华锦绣河山,自不能治,而让外人治之,不亦深可叹乎!”

蒋介石不仅反对外人侵占中国土地,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反对为洋人服务的洋奴买办。1920年9月3日,往访张静江,为车夫所侮辱。下午打电话时,又为“电话手”所梗,蒋介石极为生气,在日记中写道:“洋奴之可恶,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行、洋宅之寄生虫,皆可杀也。”蒋介石将车夫、“电话手”等类人视为“洋奴”是错误的,但从这段日记中不难看出他对洋场买办一类人物的憎恶。

1923年9月,蒋介石受孙中山派遣,作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访问苏联。12月2日乘日轮归国。日本船主任意更改船期,不守信用,船中腐败不堪。蒋介石居然由此预言:“吾料东方帝国资本主义之命运,不久将尽矣!”

蒋介石反帝思想的高潮出现于五卅运动后。1925年6月23日,广州群众为支持香港工人大罢工,举行游行示威,队伍经过租界对面的沙基时,英国军队悍然开枪射击。群众死五十余人,伤一百七十余人,形成沙基惨案。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蠢尔英奴,视华人之性命如草芥,肆行芟薙,闻之心肠欲裂,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有生以来,震悼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他自黄埔赴广州途中,觉得一路景色凄凉,天空变色,努力勉励自己“毋忘今日之国耻”。自此,他逐日在日记提要栏目中书写“仇英”标语,总计约近百条,如:

英虏皆可杀!

英仇可忍耶!

毋忘英番之仇!

英虏我必歼汝!

英夷可不灭乎!

汝忘英虏之仇乎?

英夷不灭非男儿!

英番不灭革命不成!

英番不灭能安枕乎?

汉有三户,灭英必汉。

英虏,我的同志为你杀害!

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

英夷不灭,焉能解放世界人类!

一年将匝,英番如故,窃自愧馁弱。

新年又逾二日,试问对付英夷工作成效如何?

旧历新年已越一日,英番盘踞如故,思之痛彻骨髓。

英夷气焰方张,当亟图最后对付,不可徒幸其国内工党革命也。

凡此种种,和中国人民当时同仇敌忾的感情是合拍的。

蒋介石把“英虏”、“英夷”看作中国人民的头号敌人,“英虏”、“英夷”也必欲除蒋介石而后快。1925年10月19日蒋介石日记云:“英夷勾通北段,竟以十万金悬赏购余。”21日日记云:“英夷忌我益深,而谋我更急矣!”

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给了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1926年3月下旬,港英当局得到英国政府授权,决定提供1000万元借款,用于改良广州市政,企图以此为饵,诱使国民党人结束罢工。当时,广州市市长伍朝枢和孙科都有意接受英国条件,游说蒋介石,争取支持,但蒋介石却坚决抵制。4月4日日记云:“梯云来谈,欲急于解决罢工问题,以贪英国借款,推其意为英人所利诱,余反对之,并斥其妄。不料哲生为彼所愚,后以余据理驳正,彼亦无异词。”同年7月21日,广州工人纠察队因英侨拒绝检验货物,扣留其船舶及商人二名,港英当局派兵占领深圳车站。当日日记云,“蛮番不问情由,占领我深圳车站,可耻孰甚!”次日日记再云:“得英夷占领深圳之报,不胜愤慨,乃与鲍顾问磋商应付。”可见,蒋介石的反英并非只是一时热情。

除英国外,蒋介石对美、法等国也持警惕态度。其日记云:“英番可灭,美、法亦不可玩忽!”对美国外交,更曾严厉批判。1926年1月7日,蒋介石接见美国新闻记者,“痛诋美国外交政策之错误及其基督教之虚伪”。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尽管蒋介石早年思想中具有激烈的反帝成分,但是,他在北伐期间的行动却是十分审慎、温和的。1926年末至1927年初,他多次向日本方面伸出橄榄枝。1月2日,他通过黄郛向日本驻武汉总领事高尾亨表示:“国民党军断不会对租界发难”,“目前只希望对租界组织实行改良(例如给中国人参政权等)便可满足,并打算采取缓进的、合理的、和平的手段实现这一目的”[2]。同月25日,蒋介石接见日本驻九江领事大和久义郎,说明自己奉行的外交方针是:尊重历来的条约,不采取非常手段和直接行动加以废除,一定负责偿还外债,充分保护外国企业[3]。同月底,他在庐山会见留日时的老师小室静时也表示:“对于上海租界不欲以武力收回。既占领杭州、南京等地后,拟即提出收回上海租界之合理的提议。若各国对于此合理的要求不予采纳,则更讲求他种手段。”[4]这些思想,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对外妥协政策。

三 社会观

蒋介石出身盐商之家,社会地位不高,又早年丧父,自幼即受土豪劣绅的歧视和压迫,因此,极不喜欢乡村士绅阶层[5]。1919年2月,他在闽南长泰军中,忆及往事,勾起宿愤。26日日记云:“吾国绅耆阶级不打破,平民终无享乐利之一日也。”1921年10月,蒋介石在家乡兴办武岭学校,受到乡绅的阻挠,28日日记云:“乡愿多作梗,周星垣顽旧尤甚,改造乡事,其难无比。”又称:“乡居极感痛苦,事事为俗人掣肘,无改良社会机会。”[6]他甚至发誓:乡愿不死尽,决不还乡。

蒋介石也不喜欢商人和资本家。1919年10月2日日记云:“政客、武人、官僚以外,商人之狡猾势利,尤为可恶。如不节制资本,则劳动家终无享乐利自由之机会。”他甚至说:“为平民之障碍者,不在官僚与武人,实为商人资本家与地方绅耆。有此种蟊贼扞格其间,以致平民一切力量不能造成,一切意见不能张达。”

蒋介石在上海经营交易所,从事证券与棉纱等物品买卖期间,目睹董事们倾轧、垄断的黑幕,更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厌恶感。1920年1月24日日记云:“赴开元会议交易所选举董事。商帮仍不能除把持与专制之恶习,大股份压迫小股份,大多数压迫小多数。舞私牟利,垄断其间。小商人中,虽有达材正士,不能施展一筹,以致中国实业,日趋衰落,安得将此种奸商市侩,一扫而空之,以发荣社会经济也。”

在受到交易所中“大股份”压迫的同时,蒋介石也感受到房东的压迫与欺诈,进一步增加了他对资本家的憎恶。蒋介石同年12月9日日记云:“晚,为房东朱子谦压迫,心甚愤激,资本家之害人如是。”不仅如此,房东还企图吞没蒋妾姚冶诚寄存的交易所单据。同月22日,蒋介石日记云:“为富不仁,而欲侵人之利,居心何其险毒哉!沪上商人行为类此者,见不一见,亦无足怪,惟恨冶诚之生事耳!”

[1] 蒋介石1934年6月22日日记云:“友人赠我郑所南先生之《心史》,如逢故友。此史为余少年在倭时最爱读之书,促进我革命情绪不少也。”

[2] 《高尾致币原电》,1927年1月2日;又,《币原大臣在枢密院关于中国时局报告纲要》,1927年2月2日。均见日本外务省文书,S16154。

[3] 《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第2卷,日本外务省文书,SP166。

[4] 《蒋介石最近之重要表示》,《台湾民报》1927年3月27日。

[5] 蒋介石《报国与思亲》:“其时清政不纲,胥吏势豪,寅缘为虐。吾家门祚既单,遂为觊觎之的,欺凌胁迫,靡日而宁。”见《先“总统”蒋公全集》第3册,第4185页,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

[6] 《蒋介石日记类抄·家庭》,未刊,1921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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