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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第四章

四 戒客气

蒋介石日记中常见“戒客气”的记载。所谓客气,指的是一种虚骄之气。《宋书·颜延之传》称:“虽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拟。客气虚张,曾无愧悔。”因此,宋明时代的道学家也将“戒客气”作为修养要求。

根据现有资料,蒋介石批评自己的虚骄之气始于1919年。当年2月4日,蒋介石出席许崇智的晚宴,席间,蒋介石“客气与虚荣心并起,妄谈孙先生事”,当日即懊悔无已,在日记中自责,认为自己的言谈“不觉自暴其夸鄙,为人所嗤鼻矣”。同年,他自感人才难得,检讨原因,认为自己“性近暴慢,常以盛气凌人,而无休休有容之襟度”,所以有才之人不易为己所用[1]。

此后,蒋介石即将“客气”作为自己修养中的大敌之一,称之为“凶德”。1919年9月9日日记云:“言多客气,为人所鄙,良用惭咎。谨其言,慎其行,自强其志,不徇外为人,立身之本也。”同年11月24日日记云:“近日思想渐趋平实,欲改就社会上做一番事业,奈私利心、野心、客气终不能消除何!”

蒋介石认为:“客气”的表现之一是“言语轻肆,举动浮躁”,针锋相对地提出:“吾守吾拙,无忤于人”[2]。表现之二是气质涨浮,行为佻达,说话太多,因此提出:多言不如少言,有言不如无言,能言不如不能言。日记称:“人之是非好恶,己之爱憎取舍,默会于心,斯得之矣,何以言为哉!”

1923年7月16日,蒋介石清晨醒来,自省差误,认为自己“为人所嫌弃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所妒忌者,乃在骄气太甚,而其病根皆起于轻浮二字”,因此,要求自身今后要“谨然自持,谦和接物”。他表示:“宁为人笑我道学,而不愿人目我为狂且也。”

五 戒名利诸欲

道学家既反对纵情声色,也反对沉溺名利,视之为“胶漆盆”,要人们通过修养,从中滚脱出来。南宋淳熙八年(1181),陆九渊到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讲学。陆的讲题是《论语》中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语。他说:“今人读书便是为利。如取解后又要得官,得官后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顶至踵,无非为利。”朱熹对他的这段讲词非常欣赏,认为“切中学者深微隐痼之病”。

蒋介石早年修身时,也很注意戒名利诸欲。1919年,他作《四言箴》自励:“主静主敬,求仁学恕,寡欲祛私,含垢明耻”,明确地要求自己“寡欲”。6月24日日记云:“今日馁怯有余,谨慎不足,终是名利患失之心太重,能于敬、澹二字上用功一番,庶有裨益乎?”

蒋介石这里所说的“敬”,指的是敬于所事;“澹”,指的是“澹”于所欲。蒋介石要求自己将事业放在首位,而不岌岌于求名求利。这一层意思,他在1920年2月的一则日记中表述得更清楚:“事业可以充满欲望,欲望足以败坏各种事业,不先建立各种事业,而务谋餍足欲望,是舍本而逐末也。”

多欲必贪。蒋介石既要求自己“寡欲”,因此,特别注意戒“贪”,保持廉洁。1921年,蒋介石因葬母等原因,花销较大,欠下一批债务。次年9月,孙中山命他去福建执行军务,蒋乘机写信给张静江,要求张转请孙中山为他报销部分债务。写信之前,蒋矛盾重重,思想斗争剧烈,日记云:“今日为企图经济,踌躇半日。贪与耻,义与利四字,不能并行而不悖,而为我所当辨。如能以耻字战胜贪字,此心超然于利义之外,岂不廉洁清高乎!一身之荣辱生死,皆为意中事,安有顾虑余地乎!”1923年7月,蒋日记有云:“戏言未成,贪念又萌,有何德业可言!”可见,像他努力戒色一样,对“贪念”,也是力图遏制的。

蒋介石长期生活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习染既久,难免沾上奢侈、挥霍一类毛病。1920年岁末,蒋介石检点账目,发现全年花费已达七八千元之谱,顿觉惊心,严厉自责说:“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1925年4月,他到上海的大新、先施两家著名的百货公司选购物品,自以为“奢侈”,在日记中提醒自己:“逸乐渐生,急宜防虑。”同年5月,自觉“心志渐趋安逸,美食贪乐,日即于腐化”,曾严厉自责:“将何以模范部下,而对已死诸同志也?”

道学家大都要求人们生活淡泊,甘于“咬菜根”一类清苦生活。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在这一方面同样受到道学的影响。

在道学家的修养要求里,寡欲,不只是寡于物质生活,也包括求名一类精神生活内容。在这一方面,蒋早年对自己也有所要求。1925年1月22日日记云:“好名之念太重,一闻蜚语,即觉自馁,是不能以革命主义为中心,而以浮世毁誉为转毂,岂得谓知本者乎!”

六 其他

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原意为信实无欺或真实无妄,后来被视为道德修养的准则和境界。《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将“诚”视为天的根本属性,要求人们努力求诚。在《中庸》有关思想的基础上,《大学》进一步将“诚意”作为治国、齐家、修身、正心的根本。自此之后,道学家无不尊诚、尚诚。北宋的周敦颐将“诚”说成“圣人之本”,要求人们经过“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后,回归“诚”的境界。

蒋介石深受道学影响,自然,他在早年也尊诚、尚诚。1922年11月20日日记云:“率属以诚为主,我诚则诈者亦诚意矣!”这里,“诚”被蒋介石视作一种驭下之道。1923年5月4日日记云:“凡事不可用阴谋诡计,且弄巧易成拙,启人不信任之端。”这里“诚”被蒋介石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1924年5月3日日记云:“机心未绝,足堕信义与人格。”这里,“诚”才被蒋介石作为一种道德修养准则。

然而,政治斗争讲究手段、计谋与权术,即所谓纵横捭阖,不可能和“诚”的要求契合无间。1926年以后,“诚”字就少见于蒋的日记了。

道学家不仅提出了诸多内心修养方面的要求,而且在人的形体外貌方面也有许多规范。朱熹写过一篇《敬斋箴》,要求人们“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在这方面,蒋介石也是身体力行者。1925年2月11日日记云:“莅团部时履不正,为属下窥见,陡觉惭汗。”近年来出现若干影视作品,其中的蒋介石形象大多衣冠端正,这是符合蒋的性格的。

七 结语

道学形成于宋明时代,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也是中国儒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其总体作用在于将传统的儒学伦理规范哲学化,以便进一步强化其教化作用,借以整饬人心,调节社会矛盾,巩固既定社会秩序。但是,其中,也包含着若干合理因素。

蒋介石少年顽劣,时代的激流将他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学日本,归国革命,追随孙中山。这样,蒋介石早年就具备了两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两种性格相互矛盾而又长期共存。可以看出,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长过程中,道学曾促使他励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但是,这也使他比较拘守传统文化,未能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也未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辨潮流,识方向,作出正确抉择。

中世纪的修养方法无法完全适应近、现代的社会生活,这是自然的。  

[1]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19年8月26日。

[2] 《蒋介石日记类抄·学行》,1922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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