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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第一章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是在近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机构。从1918年至1923年,蒋介石和它发生过密切关系;它也曾给予蒋的生活、思想以深刻影响。1920年初,蒋甚至有过以经纪人为职业,“作棉花、棉纱买卖”的念头[1]。但是,前此有关论述大都依靠个别人员的回忆录,或流于肤浅,或谬误连篇。本文将根据确凿的文献和档案资料清理有关史实,希望能在大多数问题上作出比较准确、清晰的说明。但是,由于某些环节的资料尚感不足,因此,本文又还难以说明全部问题。进一步的探讨,有待于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和更多资料的发现。

一 上海交易所是孙中山倡办的

孙中山在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为经费所窘。1916年12月,孙中山接受日本某政党的建议,决定与长期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神户航运业巨头三上丰夷共同在上海开办交易所,企图以盈利所得资助革命。同月5日,由戴季陶出面与三上的代表中岛行一签订草约,规定资本总额为上海通用银元500万元,日方提供250万元,作为无息贷款,所得红利,日本资本团得十分之八,创立人得十分之二,同时规定,交易所须聘用日本资本团推选的精通业务之人为顾问,合议处理一切[2]。其后,对草约个别条款作过修改,即行定案,签字者有孙文(中山)、赵家艺、虞和德(洽卿)、张人杰(静江)、洪承祁、戴传贤(季陶)、周佩箴等11人[3]。次年1月22日,由孙中山领衔,虞洽卿、张静江、戴季陶等8人附议,向北京政府农商部呈请,成立上海交易所。呈文首先历述中国缺乏交易所的种种弊病,中云:

上海为全国物产集散之枢纽,所有大宗物产交易均由各业商人任意买卖,价格无适中之标准,交易无保证之机关,恐慌无从预防,金融不能活动,且经纪人亦漫无限制,于工商业之发展,窒碍实多,虽各业有各业之公会及任意集合之市场,然既无确实之资金,又无完备之组织,政府难于监督,商人无所置信,是以大宗物产之价格,一二外国经纪人常得自由操纵之,病商病国,莫此为甚。至于有价证券之交易,亦无一中心之机关,已发行之公司股票不能流通,新发生之公司不易招股,已发行之公债价格日见低落,将来国家或地方发行公债更难于办理。因此之故,中国公司多于外国政府注册,以图其股票可以赖外国交易所而流通,中国之投资者亦多弃本国公债于不顾,而乐购外国之公债,且各公司之内容,无一机关调查保证之,买入卖出,漫无所察,一旦破绽发生,股票顿成废纸,往往因一公司之内容缺陷,致市场大起恐慌。凡此种种祸患,皆由无资本充足、信用确实之交易所有以致之,不能徒责商人之无爱国心也。

呈文声称:“交易所之组织,则以证券交易、物品交易二者同时经营为最有益于上海市场,尤能助中国一盘实业之发展。”据有关人员回忆,该文由朱执信起草,但既由孙中山领衔,应视为孙中山的重要佚文。

根据该呈文,上海交易所申报的业务范围有证券、花纱、金银、中外布疋、油类、粮食等7项[4]。2月24日,北京政府农商部批准先行经营证券;关于物品交易,咨请江苏省长查复报部,再行核办[5]。同月,戴季陶赴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内设立筹备处[6]。但是,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之际,张勋在北京拥溥仪复辟,上海市面顿时陷入混乱,银根突紧,拆息猛涨,商业停滞,交易所筹办暂停。

1918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共谋利用前案,继续申办。戴等秘密组织协进社,吸收原发起人虞洽卿、赵家艺、洪承祁为社员。同年3月,日人在上海成立取引所(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证券、棉纱、棉花等,企图操纵上海市场。各业商董认为:“我不自办,彼将反客为主,握我商权。”[7]因此,虞洽卿等于同年7月成立预备会,推虞及赵林士、邹静斋、盛丕华、周佩箴5人为筹备员[8],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温宗尧、闻兰亭(汉章)、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纷纷加入为发起人。此后,遂由虞洽卿领衔,呈请北洋政府,以“时会之趋势,实不容再缓”为理由,要求“将证券、物品一并开办”,得到批准。但是,上海各商帮旋即产生分办、合办之争。原发起人金业董事施兆祥、徐甫孙拟申请成立上海金业交易所,原上海股票交易公会的范季美等人拟申请成立证券交易所。1918年4月,北京政府农商部要求分为三家交易所办理。虞洽卿等据案力争,农商部训令上海总商会召集各商帮讨论,并饬江苏实业厅详查。结果辗转迁延,不能决定。1919年6月27日,农商部认为合办资本势力较为雄厚,取决多数,以合办为宜,准予先行开办[9]。此令既下,上海金业、股票两业仍有异议。12月20日,农商部再令,要求从交易所营业范围内除去证券、金类,以免纠葛,但虞洽卿等旋即提出异议,呈请免于修改。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在总商会开创立会。计股东572户,10万股,到场股东或代表408户,代表85408权[10],超过半数。会议公推虞洽卿为临时主席。虞在致辞中追溯了中国交易会的发起历史,声称20年前,即有袁子壮及周熊甫二君提议创办,但未成事,“民国五年冬间,孙中山先生又复发起,鄙人追随其后”,“屈指二十载,交易所之创造艰难,一至于斯。幸今日股本已超过原额数百股,可知我国商业之程度日高,将来本所之成绩,必大有可观”,云云。会议选举理事17人,监察人3人。虞治卿以81833权居理事第一位[11]。张静江被选为候补理事。蒋介石的同乡、同志周骏彦(枕琴)以53860权当选为监察人。对此,蒋介石日记云:“枕琴当选为交易所监察人。”[12]可见,他是相当重视的。周骏彦在辛亥前被官府选派赴日留学,入警监学校,与蒋介石结为同志。曾参加宁波光复之役,为奉化军政分府负责人之一。1911年冬,在蒋介石麾下任军需科科长。后任宁波商业学校校长。二次革命失败,蒋介石受通缉,周曾将蒋藏于校内[13]。2月6日,交易所召开理事会,选举虞治卿为理事长,闻兰亭、沈润挹、赵林士、郭外峰、邹静斋、盛丕华为常务理事[14]。其中,宁波人郭外峰曾在日本长崎道胜银行工作18年。  

[1] 蒋介石1920年1月1日日记云:“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看,将来做些事业,或学习英语,游历世界一周,访探各国政治,以资采择。二者如不能,即在事业方面立足,组织棉麦会社,种植棉麦,否则充当经纪人。作棉花、棉纱买卖。”

[2] 《创立上海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协定豫约案》(戴季陶手迹),山田纯三郎档案,日本爱知大学藏。又,1917年2月29日日文《上海日报》对此有简要报道,并摘录了合同中的2、3、7、8、9各款。

[3] 《孙文垄断上海市面之大计划》,《晨钟报》1917年4月6日。其主要修改为规定:“本借款之金额交款后,用创立人名义存入日本正金银行,以信用状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支用所存正金银行本店内日本金额之上海银元交付股款。”

[4] 《孙文等上北京政府农商部呈文》,原件,未刊,北京政府农商部全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参见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文史资料选辑》第49辑,第149页。

[5] 转引自虞和德《致农商部事略》,《旧上海的交易所》,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 参见赵立人《孙中山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孙中山与近代社会》,第165~17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7] 虞和德:《致农商部事略》,上海市档案馆编《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8] 《证券物品交易所创立会纪事》,《申报》1920年2月2日。

[9] 《上海县知事公署训令第404号》,《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9页。

[10] 权,指各股东的议决权,一股一权。

[11]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创立会选举理事及监察人权数名单》,《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页。

[12]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未刊,1920年2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蒋氏日记,均同。

[13] 王舜祈:《蒋介石故里述闻》,第200~20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4] 《上海交易所电报举定理事长》,《申报》1920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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