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后，虞洽卿曾于1920年9月向农商部呈请注册，同年11月，虞并亲自到北京活动。但是，由于江苏省议会及张謇都致电农商部，要求在《交易所法》未修正前停发执照，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注册因此受阻。直到次年3月7日，虞洽卿再次向农商部呈请发给营业执照时，才出现转机。3月14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申领执照及扩大金银业务等喜讯，函称：“股票价格前日稍稍回头，大约今日可以望好，因为执照今日可以在北京发给，发给后，金即欲发表，所以只几天可以望好。”[1]不过，直到当年6月25日，北京政府农商部才批准发照[2]。

张静江等鉴于即将领到营业执照，决定扩大恒泰号的业务范围，增加代客买卖金银业务，资本额4.6万元，每股100元。计蒋伟记44股，张静江记55股[3]。但是，业务仍然很不顺利。

当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孙中山一再催促下，离开奉化，于2月6日抵达广州，参加讨论援桂作战计划。不久，因与陈炯明发生矛盾，于同月回返奉化，其后就一直留在家里。4月间，蒋介石接连收到张静江的告急电报，声称“商战为人环攻，请速来拔救”。蒋介石不知道恒泰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既担心，又气恼，一时神情失常。但是，蒋介石很快就自觉不够镇静，在日记中严厉自责：“愁怖之容，暴躁之气，即不可遏，何其鄙也！”[4]

在张静江连电告急的情况下，蒋介石匆匆赶赴上海，和陈果夫、戴季陶、张静江等商量挽救办法。4月17日，蒋介石日记云：“果夫来晤，谈静江兄因交易所为人攻击事，往访焕廷兄。旋诣大庆里，与季陶讨论营商失败挽救法。”次日日记云：“下午，与静江、季陶聚议，营救商业事。”两天日记，虽是寥寥几行，但蒋介石等人的焦急情状，历历可见。不过，半个月之后，命运之神就又给蒋介石等人送来了喜讯：股票价格上涨。5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接静兄函，知交易所股价涨至百零八元。”5月5日，日记又云：“接守梅电，交易所股票涨价至一百二十四元。”对于股民来说，没有比股价暴涨更好的消息了，蒋介石兴奋之余，在日记中写下了四个字：“私心慰甚！”[5]

孙中山于4月7日在广州被选为非常大总统。计划发动讨桂战争。4月18日孙中山致电蒋介石，告以“军情紧急”，要他迅速来粤襄助；陈炯明、许崇智、胡汉民、戴季陶等人也函电交驰，敦促蒋介石赴粤。5月10日，蒋介石启程。在粤期间，蒋介石收到陈果夫一函，报告交易所情况以及他和张静江之间的矛盾，中云：

静公为欲取回高所没收证金之一部（即我们四家共做老股三万股，计纳证金一百廿万元，被没收者，外间只拿到七十五万，其余四十五万，原为本所填补差金，现拟取回者即此一部分）嘱我去商者约七八次。然彼自作主意，未尝纳我丝毫意见。我亦因不善语言，故有意往往不能尽达。且此时以为可办，并不反对。近日彼大有急急动作之意，侄不得不细心考察。考察结果，以为此事现在万不可行，而二先生只顾自己一方面，不管他人为难。且此事由厉君为之奔走，难免为他方所利用，一举而成，则彼等坐失其利。否则我方名誉损失之外，尚须再弃若干辛苦钱。现在所中所怕者是空头，余款由空头来争，而且未必能得，如由多头争，则将由上海全埠之人所唾骂，即使用全力致胜，空头方面岂不又有说话，甚至要和你办大交涉。因为当时糊里糊涂过去，现在明白了，做三万吸多头者原来是你，即使你拿得到，也是不得安枕，况且我们经纪人是代客买卖，现在我们代表买方出场，将何以对得起一班吃亏最大、空头、套头的客人！所以我想来想去，不能替他做这一件事。我已经拒绝他了。不知我叔之意见如何？我拟将客人的交易如数了清之后，经纪人也不要做了，将茂新停办。[6]

函中所言“空头”，指卖出股票者；“多头”，指买进股票者；“套头”，指利用近期和远期股票的差价以套取利润者；“我叔”，指蒋介石。据此函所述可知：张静江等做“多头”，买进交易所“老股”3万股，由于判断错误，保证金120万元被没收，其中75万赔偿损失，另45万元有可能收回。张静江急于动作，挽回损失，和陈果夫商量过七八次，但陈认为此时万不可行，如做，不仅钱收不回来，而且有可能被全上海人唾骂，因此坚决拒绝，和张发生争论。同函又云：

他前天晚上说名誉不顾这些气话，但是我不能不顾他和我们的名誉，况且还是名誉坏了也必无效果的事情。

可以看出，张、陈之间已从挽回损失的时机发展为要不要名誉的争论。张静江声称“名誉不顾”，可见此次生意失败给予他的刺激。

四　与张静江、戴季陶等合资经营利源号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始营业后，半年内即盈利50余万元。于是，各业“如发狂热”，纷纷效法，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面粉交易所、杂粮、油饼业交易所、华商棉业交易所等陆续成立。《申报》调查报告称：“本年（1920年——笔者）秋后，交易所鼎盛一时，风起云涌，各业以有交易所为荣耀。”[7]至1921年10月，上海已有交易所140余家，额定资本达1.8亿元[8]。

此际的张静江、戴季陶等人自然更加兴奋。1921年5月31日，张、戴与徐瑞霖等签订合同，决定合资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利源号经纪人营业所，以吴梅岑为经理。该所资本总额3万元，每股1000元，共30股，其中，张静江一股，戴季陶一股。蒋介石三股，由戴季陶代签[9]。

利源号办起来了，也和茂新、恒泰的最初命运相似，受到同行排挤，使蒋介石极为愤慨。7月8日，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营业疲软的情况，函称：“静公因公司尚未了结，日来交易不做，公司进行以廿余元为事。近日价格极疲，侄看势头不至于大涨。且二元半之息，不能引起投机与投资家之兴会也。”[10]信中所反映的完全是一种事无可为的心态。但是，事实正好相反，7月10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召开第三次股东会，张静江被选为理事。18日，张静江等决定扩大利源号的业务范围，“兼办金业”，同时决定每股追加股本200元。计蒋介石追加600元，张静江、戴季陶各追加200元，共6000元[11]。其后，利源号的业务越做越大。陈果夫致函蒋介石，报告张静江大量购进股票和股票价格飞涨的情况：

静江先生近来对于股票买进有增无减，公司益打益大，听说和从前做空头的人也有联络。不过时局不好，多拿在手中，不免危险耳！前日价格涨到二百四十二元，如照此价格出去，赚钱一定不少。

这一段时期，上海股票业正处于黄金时期。不仅张静江等人干劲十足，而且蒋介石、陈果夫等最初发起的茂新号，也大赚其钱。陈果夫在同函中向蒋介石报告说：

茂新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六月止，共净盈洋一万八千四百零一元七角八，清单明后日可以寄上。新丰名下应得发起人酬金洋一千零八十二元四角，又红利一千八百六十四元九角。下星期拟开股东会，吾叔到申一行否？否则请将意见知下，加股若干？[12]

除茂新外，函中提到的“新丰”，应是蒋介石参加发起的另一个经纪人营业所，不过，关于它的情况，目前还没有更多的资料。

从陈果夫函还可以发现，这一时期，蒋介石和朱守梅等又在组建“第4号经纪人鼎新号”，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由朱守梅任经理，陈果夫为协理。函云：

现在资本一万五千，除花、证、金三种，保证金一万八千元外，尚有付鼎新资本洋二千元。如将红利分派，无活动余地，故非加添资本不可。

至此，蒋介石已先后投资茂新、恒泰、利源、新丰、鼎新等5家经纪人事务所，可谓竭尽全力了。  

[1]　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函中所称“金”，指金银业务。

[2]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24页。

[3]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3～124页。

[4]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1年4月15日。

[5]　《蒋介石日记类抄·杂俎》，1921年5月2日。

[6]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1921年5月12日，手迹，中国第二所史档案馆藏。

[7]　《辛酉年各业交易之概况》，《申报》1922年1月23日。

[8]　《旧金山日报》（The San Francisco Journal），转引自《外人论中国商人道德之堕落》，《申报》1921年3月16日。

[9]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0～121页。

[10]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1]　《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第122～123页。

[12]　陈果夫致蒋介石函，手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