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伦认为他发现的关税的作用是成就大英帝国的那把金钥匙。他一心一意想要通过打造一个强大的统一的市场来释放帝国的无限潜能，而关税壁垒将在与外国的激烈竞争里保护这个市场。这个经济联盟很快将会变成政治联盟，接下来就会成为一个宏伟而不可分割的“帝国联邦”。他的梦想就是成为这个联邦里的乔治·华盛顿。

约瑟夫·张伯伦并不需要家族关系或者通过继承来支撑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有一整个城市为他投票。在伯明翰，他就是王道。他是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成功故事，一个白手起家的人，通过大规模生产不起眼的螺丝钉再低价售出，在市场上独占鳌头，成为富甲一方的实业家。他变成了伯明翰最大的雇主之一，然后选择了从政，作为一个改革派市长改变了这个城市，随后又把这座城市变成他在国会里的忠实拥趸。清理了贫民窟，改善了供水，还建造了许多令人赞叹的城市建筑。在超过三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主导着这个城市的政治生活。他是未被加冕却当之无愧的市政王。但在普通市民眼里，他却一直只是那个“好老乔”[1]。

在1900年大选期间，他帮助丘吉尔参加竞选，想利用自己在工业区的知名度来提高这个年轻人赢得奥尔德姆工人选票的机会。他们一起乘坐一辆敞篷马车来到了一个公众大厅，却在入口处惊讶地看到了一大群反对布尔战争的示威民众。伴着“震耳欲聋的嘘声”，很快他们便被愤怒的示威者们包围起来，这一对搭档在人群中几乎寸步难移，但让丘吉尔没齿难忘的是，已经六十几岁的张伯伦是如何冷静自若地以他的方式穿过了人群。而当他们终于走到了目的地，听着平台上迎接他们的支持者们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张伯伦脸上洋溢着心满意足的神情。他转向丘吉尔，一脸不自觉的骄傲，说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是为了卖螺丝给他们。”

在赢得选举之后，张伯伦邀请他这位新同事到海布里待上几天，那是他在伯明翰的府邸。

虽然乔喜欢把自己描绘成普通工人阶级的一个忠实朋友，但多年以来他已经养成了非常昂贵奢侈的品位，而当他设宴款待这位布伦海姆的孩子时似乎很乐意炫耀这点。温斯顿曾回忆说：“晚餐的时候，他以最容光焕发的状态用一瓶1834年的波特酒招待了我。”[2]远比他这瓶六十六年的陈酿更令人惊叹难忘的，是他那十二个种满了兰花的温室，还有另外的十二个种满了不那么稀奇的各种鲜花。一个二十五岁的职员专门负责照顾着这些植物，因此张伯伦总是有新鲜的兰花来装饰他的扣眼，这种矫揉造作的做法和他时时戴着的单片眼镜一起，成了他的特征之一，曾经有一位新闻工作者这样描绘过他的单片眼镜：“一块圆圆的玻璃镶在一个和老祖母的婚戒一样薄的金圆框里。”[3]

在国会的辩论里，他会很好地利用这个单片眼镜来造成不同效果。有时候他会像一个拿着显微镜的科学家，透过镜片冷漠而轻蔑地盯着一个对手，又或者把它摘下来用他的手帕反复擦拭镜片，以这样戏剧化的停顿方式让整个下议院都在悬念中忐忑不安。一位议员回忆道：“当他被打断的时候，他就会故意调整眼睛上镜片的位置，急切地把身体往前倾，还用手指着他对手的方向，咕噜着说完他尖锐但机敏的巧辩，然后再反弹回去站直。”[4]即使是坐在绿色真皮长凳上休息时，当他一边透过他的金边眼镜审视着对手，一边用手拨弄着胸前像拳头般大小的鲜艳兰花，看起来也还是很吓人。他总是穿得整齐讲究，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一点也不像他那个年代的人。

然而兰花、单片眼镜和昂贵的波特酒都不足以让索尔兹伯里勋爵和亚瑟·贝尔福忘记，乔不过是个一切都得感谢螺丝的中产阶级制造商。作为政治伙伴和一个有能力的内阁部长他非常有利用价值，但塞西尔家族的成员和他们的圈子并不承认他是和他们有着相同社会地位的人。贝尔福曾经以他能做到的最屈尊的方式，写信对一个朋友说：“乔，虽然我们都很爱他，但他并不能完全彻底地跟我们混在一起，不能跟我们融合在一起。为什么呢？我也说不出来，但我是这么感觉的。”[5]他那些贵族同僚在表达他们的保留意见时就没有那么顾虑周全了。“张伯伦的问题都来自他的教养，”位高权重的朝臣埃舍尔勋爵说，“虽然他很聪明，但从来没有学到过其他人在某个知名的公立学校或大学里学到的自我约束。我说的其他人是指那些跟他一样有雄才大略的人。”[6]

丘吉尔并不认同这些势利的质疑。他钦佩乔那“光芒四射而又暗潮汹涌”的能量，还知道就算将来领导下议院的是贝尔福，但张伯伦也会是“那个真正影响大局的人。他才是广为群众所知的人”。[7]正如一个时事评论员所言，张伯伦的问题是“他就像个晴雨表，却始终站在风口浪尖上”。[8]和丘吉尔一样，他很冲动且野心勃勃。他在激进左派的自由党开始了自己的国会生涯，一度被认为政治理念过于极端，导致维多利亚女王曾向格莱斯顿施压要求其加强对这个“无法无天的同事”的控制。虽然现在他和保守党联手，但总有人担心他再度改变自己的方针。而目前，丘吉尔试图保持住他对自己的青睐，以防错过任何高层变化而产生的晋升机会。

他对乔的友好方式就跟他对罗斯伯里勋爵一样，像对父辈一样尊敬，邀请他促膝夜谈，有一次甚至聊到了深夜两点。许多年后当他再回首这段时期，他坦言：“我和他有过的发自肺腑的知心交谈比和我自己父亲的还要多得多。”张伯伦很乐意给他建议和鼓励，而当觉得他需要慈父般的关怀时，也义不容辞地扮演了父亲的角色。但他已经有两个长大了的儿子需要他操心。大儿子奥斯丁，是他父亲名副其实的仰慕者，他似乎致力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复制品，也学乔一样戴着单片眼镜和种植兰花，追求着自己的政治生涯。[9]

在那时候，奥斯丁和他的弟弟内维尔看起来还没有太大区别。1902年的某一天，当温斯顿和奥斯丁一起在米莉森特·萨瑟兰位于苏格兰的家里做客时，他们进行了一场关于他们政治抱负的谈话。温斯顿直率地问道：“你想成为什么？”奥斯丁小心翼翼地回答说，他“一直认为任何一个英国人都想要拥有的，就是海军部里一个舒适的办公室，和最让人引以为傲的职位之一的海军大臣的头衔”。温斯顿对此表现出了毫不避讳的蔑视。对他而言，他政治生涯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登顶，而其他所有那些权力和荣耀，无论多么舒适而令人陶醉，都不过是垫脚石而已。奥斯丁对他这个反应永生难忘。他后来回忆道：“温斯顿对我那‘可怜的抱负’嗤之以鼻。”[10]

至于内维尔，1902年他正致力于证明他复制自己父亲在生意上的成功。但他并没有取得很大的进展。19世纪90年代，他被父亲派去管理巴哈马的一个剑麻种植园，他一丝不苟、兢兢业业地工作，以求赚取更多的利润，却经历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在多年的失败努力后不得不放弃了。这次失败的教训十分惨痛，损失了他父亲共计50000英镑的资产。尽管乔花了最大的心思去化解这次打击，但整个家族仍然在数年里受到了很大影响。为了满足对其他家族成员的承诺，内维尔能够继承到的遗产实质上被大大削减了。他后来只继承到他父亲财产里的3000英镑[11]。  

[1]　乔（Joe）是约瑟夫的昵称。

[2]　参见温斯顿·S. 丘吉尔所著《我的早年生活》（My Early Life），第359-360页及《当代伟人》（Great Contemporaries），第64页。

[3]　麦金托什，《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第257页。

[4]　马尔科姆，《空置的宝座》（Vacant Thrones），第96页。

[5]　参见泽贝尔所著《贝尔福》（Balfour），第79页引用的1892年3月15日亚瑟·贝尔福写给艾尔寇勋爵夫人的信。

[6]　布雷特，《日记和信件》（Journals and Letters），第1卷第319页。

[7]　奥斯丁·张伯伦，《政治的内核》（Politics from Inside），第367页。

[8]　加德纳，《社会支柱》（Pillars of Society），第41页。

[9]　艾莱斯顿，《张伯伦家族》（The Chamberlains），第53页。

[10]　奥斯丁·张伯伦，《政治的内核》（Politics from Inside），第367页。

[11]　马什，《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