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战斗之一就开始于一次去埃及的旅行。丘吉尔决定回到尼罗河畔，早几年在《河上之战》里他曾经栩栩如生地描绘过那里。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帝国制造的最新奇迹，花了差不多四年时间和巨大的成本刚刚建造完成的阿斯旺水坝。这道大坝足有一英里长，即便它如此壮观，也并没有像丘吉尔此次旅行的同伴那样让他兴趣盎然。

与他同行的是一群由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带领的大名鼎鼎的人物，而爵士本人是一位卓尔不群的德裔金融家，为建造水坝筹集到了250万英镑贷款。卡塞尔邀请他作为嘉宾来参加12月10日举行的大坝揭幕典礼。同行的其他人里还有曾担任财政大臣七年的迈克·希克斯·毕驰爵士，这年夏天刚刚从内阁辞职。他和张伯伦就关税问题进行初期讨论时产生了分歧，尽管当时还并没有对外公布，但他仍然辞职了。不管怎样，对丘吉尔而言重要的是，他现在有机会能和王国里两位主要财政专家近距离同行，待上好几个星期。事实上，卡塞尔是爱德华国王最亲近的财政顾问。

丘吉尔把这次旅行变成了一次速成课，学习的主要内容就是张伯伦来年将要提及的那些主题——预算、关税和经济增长。他不仅能迅速吸收大部分信息，还总是能问对问题并立刻找到一个难题的关键所在。航行在美妙的地中海和尼罗河上时，并不会有很多年轻人愿意把自己这么多的假期用来这样学习，但这对丘吉尔而言纯粹是件快乐的事。

他在为一场长期斗争做准备，而他那被很多人崇拜的对手，年龄是他的两倍且十分难以对付。这个挑战的诱惑对他而言是不可抗拒的。11月，他写道，“把大不列颠帝国用栅栏围起来”是毫无意义的，“为什么我们要拒绝世界贸易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呢？”[1]

在他二十八岁生日刚刚过后，丘吉尔从开罗给他母亲发回了好消息，迈克·希克斯·毕驰爵士帮了他很大的忙。他写道：“和他的谈话让我很高兴。他真是一个又好又真的朋友，而我们在政治上的所有见解都差不多一致……我能想见合作的很多可能性。”[2]

另外，当他回到家以后，他还向弗朗西斯·莫沃特爵士进行了深度咨询，这位长期担任财务部常务秘书的爵士，曾为迪斯雷利和格莱斯顿提供了无数有关财政事项的建议。“他是我从父亲那里继承过来的朋友之一。”丘吉尔后来提到弗朗西斯爵士时如是说。事实上，这三位帮助他准备这场和张伯伦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战斗的老人家，都曾经是伦道夫勋爵的朋友。每一位似乎都认为这个老朋友的儿子前途光明，看好他从这场为他们所熟知的问题而进行斗争的重大公共行动里脱颖而出。看着这位小辈把自己完全投入到学习的旋风里，他们倍感欣慰。很久以后丘吉尔曾抱怨：“我必须在八周内学好经济。”[3]

对温斯顿的辅导激起了老弗朗西斯爵士的激情，他当时已经临近退休且对19世纪80年代伦道夫任财政大臣那个短暂却精彩的时期十分怀念。温斯顿回忆起他们的谈话时说：“他很喜欢跟我说关于伦道夫勋爵的事情。伦道夫多快就学会了公共财政的基本原理啦，他如何坚决地为公有经济和削减军备战斗啦，还有和他一起工作并协助他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啦等等。”[4]

这个时候温斯顿的能量是如此惊人，他不仅准备在与张伯伦不可避免的冲突里创造历史，还准备记录下来。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从一位他父亲的传记作者那里收集信息，而当他起程去阿斯旺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无论是欧内斯特·卡塞尔还是迈克·希克斯·毕驰都十分乐意分享他们关于伦道夫的记忆，以填补历史记录的遗漏。

在这次旅程里，温斯顿一直随身带着一个巨大的锡制的手提箱，里面有好几个隔层分别放着纸笔、五花八门的笔记和几本书。他一有空的时候就会把注意力放在这本传记上，每天早上都早起工作。在阿斯旺时，他在卡塞尔的轮船甲板上给他母亲写了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保证道：“这本书正在取得进展。”[5]

那一整天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待着。同行的其他人都去参观水坝了。但他更乐意在河上找个安静祥和的地方工作，书写过去，思考未来，偶尔抬头欣赏一下埃及美妙的风光，回顾一下其他的文明在漫长时光里的沉浮。  

[1]　1902年11月14日温斯顿·S. 丘吉尔写给欧内斯特·弗莱彻的信，《姊妹篇》（CV），第2卷第1174页。

[2]　1902年12月19日写给珍妮·丘吉尔的信，《姊妹篇》（CV），第2卷第1175页。吉尔伯特［《丘吉尔》（Churchill）第153页］说温斯顿·S. 丘吉尔11月20日离开英格兰前往埃及，但1902年11月18日的《回声报》（Echo）刊登的“阿斯旺水坝”却说明卡塞尔和丘吉尔是11月18日起程的。

[3]　温斯顿·S. 丘吉尔，《思想和冒险》（Thoughts and Adventures），第52页。

[4]　博纳姆·卡特，《丘吉尔》（Churchill），第77页。

[5]　1902年12月9日温斯顿·S. 丘吉尔写给珍妮·丘吉尔的信，《姊妹篇》（CV），第2卷第1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