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两个孩子

根据瑞典教育改革家艾伦·凯[1]（Ellen Key）19世纪出版的著作，20世纪应该被称为“儿童的世纪”。尤里·温特伯格（Yury Winterberg）的祖母刚好诞生于这个世纪之初。她有一个美丽动听的名字伊丽莎白·利勃[2]（Elisabeth Liebe）；在14岁生日时，她开始写日记。中欧历经了40多年的和平，这在已知的历史上还未有过，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随着世界联系越来越密切，战争最多只会在局部爆发，就算发生也会很快被控制。儿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成人开始认真地对待他们的问题。少年伊丽莎白的烦恼和现在孩子们的一样，只是那时还没有“少女”这个称呼。他们讨厌父母的管制，但是更生自己的气；他们喜欢独处，但是大部分也希望有个伙伴和自己一同谈笑。

战争来了。先是将父兄拽上了战场—有的再也没有回来。最终，两兄弟也不得不面对兵役体检。虽然亚瑟的一只眼睛几近失明，他们还是被认为符合标准，上了战场。伊丽莎白于1916年6月写道：“对我们来说这是可怕的一天。午休时，妈妈收到了关于亚瑟情况的回信，上面标着：“失踪。”可怜的亚瑟，他会经历些什么？他遇到了什么情况？是被俘了还是受伤了？这简直无法想象。亚瑟，你会承受什么痛苦？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挣扎几周后，终于传来了消息：哥哥还活着—成了俄罗斯的战俘。这也是当时两百万奥地利和德国士兵的命运，对于他们中的一百多万人来说这意味着死亡。亚瑟从军营寄给伊丽莎白的卡片上有俄军军事审查的印章，他被禁止对那里的情况做任何谈论；但是她能看出，他是多么想念他的母亲和妹妹。

就连伊丽莎白的初恋也是在战争期间。他叫弗里茨·哈恩（FritzHahn），是一名一年制的志愿兵，在她家宿营了几周。伊丽莎白形容他相貌英俊，性格温和，“一点也不自命不凡，即使他有理由这样做。”—他甚至还是文法学校的优等生。“如果弗里茨愿意，我真想马上就嫁给他。”她在日记里承认道，“但他比我长得好看多了，也比我优秀—虽然我也不丑。”当他要奔赴战场时“亲密的友谊结束了”：“我们来了个‘朋友间的亲吻’。那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吻。后面还会有更多吗？”说完再见之后，她再也没有听到弗里茨的任何消息。他没有再写过信，是因为已经满足还是因为不再想和她有任何联系？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的那天，伊丽莎白已经不再是个孩子。她用整洁的聚特林字体[3]记录着：“在这段痛苦的时期我会去上舞蹈课。没有任何快乐可言，只是单纯地学习舞蹈。”

“如果我知道弗里茨到底怎么样就好了⋯⋯”即使到了晚年，这个想法还萦绕着她。直到弥留之际，她依然希望弗里茨有一天会站在门口，告诉她发生了什么。她于1976去世。

索尼娅·温特贝格（SonyaWinterberg）的外祖父1909年出生在波希米亚林山[4]的一个农民家庭。1914年战争开始不久，他便进了小学；他属于家族的第二代人，要去学习阅读和写作。即使没有战争，这里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也使得生活非常艰苦。冬天的时候，村里经常连续数周与外界切断联系。到乡村小学的路要穿过树林和草地，走一个小时才能到。农家的劳作对男孩子来说也不可避免。清晨5点就要去放牧或到畜场帮忙，放学后也要继续劳动。但是这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因为自古以来，村庄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对此，战争也没有改变什么，生活在与世隔绝的波希米亚林山，他们远离战火。

然而征兵开始了。德国人和捷克人只是相邻居住而非共同生活在村庄，但现在他们有了共同的命运—战争中，他们为同一个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效命。这种后果是灾难性的。由于缺乏劳动力，大片森林和农田陷于瘫痪。作物收成减少，女人和孩子从此以后必须独自完成这一切。

约翰（Johann）的父亲也被召集入伍，留下儿子、太太和两个小女儿。父亲给长子—兄妹中最大的五岁孩子，留下了一句话：“现在你是这个家的主人。”这不是套话，而是具体的期望，同时也意味着童年的结束。如果父亲在几年之后回家，约翰觉得有责任让他看到自己能承担家里的一切。

1918年1月，家里迎来了第四个孩子奥托（Otto）。他的童年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中度过，因为父亲从战争中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家，由于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他们在波希米亚乡村遇到了几个决定命运的境况。约翰的前十年是在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长大的；相反，奥托作为德国少数民族的一员加入了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后者在1918年10月建立的新国家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一个直接结果。[5]约翰和奥托兄弟在这些转折点上的行为大相径庭。奥托学会了捷克语，在城市读了高中，成为家中第一个高中毕业的人，而约翰接管了家中的农场，与新的国家接触很少。

约翰与纳粹更亲近些，但不确定他是否是一名党员—奥托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1938年希特勒提出“回归帝国”[6]（heiminsReich）的口号，号召回归到德意志帝国。之后不久，约翰曾向盖世太保揭发他的弟弟。1946年二战时两人不得不都离开家乡—这一次是永远离开。1986的复活节周一，约翰于符腾堡州去世。

灾难

第一次世界大战又被称为“20世纪灾难的起点”，也就是说，有了它才能够理解这个世纪接下来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巴尔干半岛的内战以及中东未完成的永久性冲突。这在整体上引起了政治的崛起，在1919年几乎没有人认为巴黎和约的签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没有人认为永久和平的根基就此打牢。人们只是希望，接下来能有几年的时间超越潜在的对手。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灾难的起点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在这些年间长大的孩子永远都会带着这个印记。仇恨和报复的情感使他们成为下一场战争中最理想的战士—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家乡。这些孩子早早就学会了忍受痛苦和做出牺牲。他们有着无畏的英雄气概，曾亲眼见到一个生命在战火中有多么渺小无力。许多人因此产生了激进的政治观念，并想要成为独裁和神权政治的先驱者，这样的人在20世纪层出不穷；另一些人从民族主义的教育和宣传盔甲的破裂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开始质疑大家所说的“健全的理智”。他们的抵制后来在政治、社会、艺术和宗教领域演变成了不同的形式。

沿着这条生命的轨迹，你就可以看到这些小的灾难可以造成多么大的转变。理解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这一代人充满戏剧性的童年。无论是常人、看似普通的人还是后来的名人，都无法避免，因此本书中对他们一视同仁。同样，我们也不会给儿童和青少年划出明确的分界线，正如斯戴凡·奥杜恩—鲁佐[7]（StéphaneAudoin-Rouzeau）所说的那样，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这种划分。孩子们并没有受到特别的保护，年轻人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权利，却实际上在缴纳和成年人一样的费用，随着战争的增加，担负和成年人一样的责任，他们的经历并没有什么不同。

最令人心痛的经历是他们所参与的战斗和大屠杀以及所遭受的饥饿和疾病，这些使得死亡随处可见。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志愿军，在不同的国家或多或少作为士兵卷入了战争—甚至还有大量的儿童士兵。英国军队中有25万未成年人未达到参军年龄却被征召入伍—其中几乎有一半的孩子死亡或受伤。其他国家则没有类似的调查，但是这也表明儿童士兵并非那时的个例。在之前的战争中，人们试着以饥饿逼迫包围中的城池，使之投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人们却想以饥饿迫使全人类投降—并最终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许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大众传媒首次成为进行系统宣传的武器。它们对孩子们的影响比对成人更加直接和深远（成年人多少还可以对图片有些抵制），任何想要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需要研究这场根植于人心的“史无前例的灾难”。

未知领域

这本书是根据早期一个耗资巨大的电影拍摄计划合著而成，这部电影打算在2014年，也就是世界大战爆发100年之后拍摄。奧地利广播集团ORF（Österreichischer Rund Funk）、德法公共电视台ARTE（Association Relativeàla Télévision Européenne）和英国广播公司BBC（The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等众多电视台参与了合作。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4本日记”这些部分的研究调查始于2010年春季。那时便已经确定世界大战不应按照战争发生的顺序来写，而是按人们在那时的经历来描述—不仅是参加战争的士兵，还有那些留守在家乡的人。14个主角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包括3个孩子：俄罗斯的玛丽娜·尤洛瓦（Marina Yurlova）、德国的埃尔夫丽德·库尔（Elfriede Kuhr）以及法国的伊夫·孔伽（Yves Congar）。这样的安排使一些德国历史学家也感到惊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孩子留下的自述非常少。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证明这本书的价值，而是因为后来发现这些主题有着强烈的存在，所以安排了另外一组作者来写第二个系列，专注于那时儿童的命运，即本书中的“伟大战争中的小手”。

在法国和英国，还有像澳大利亚或新西兰这样的国家，并不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是“伟大的战争”，这些国家都有相应的国家纪念日来缅怀上百万的死者，且在这些纪念活动上的开销有增无减。与此相反，德国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共同纪念则很少显露出来。也许是因为几代人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体验转移（当然，此外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延迟）。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和许多人聊过，这些人对他们父母或祖父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知之甚少，有的甚至一无所知。这种历史缺失的一个显著证据就是1985年的一次采访，一位电视台记者特奥·奥特（Theo Ott）与作家乔·米哈伊（JoMihaly）在德国电视二台（德语：Zweites Deutsches Fernsehen，缩写为ZDF）为“世纪的见证”节目进行访问。乔·米哈伊在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儿童日记中使用本名埃尔夫丽德·库尔，这次访问随后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奥特在一个小时的谈话中问道：“你亲自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参与到前线，但是那里并没有城市被毁，这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是不是没有那么残酷，要更人性一些？”

显然，特奥并没有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城市也遭受了严重的轰炸，比如伦敦、巴黎和卡尔斯鲁厄，虽然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损毁程度略轻。同样，奥特私下里一定也以为数百万的平民伤亡是由于德国、俄罗斯、奥地利、匈牙利和土耳其基础设施的封锁或崩溃，造成饥饿死亡，接着肆虐全球的西班牙流感，造成了更高的死亡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种族灭绝至少造成了亚美尼亚成千上万的受害者。

难道说特奥没有做好采访的准备工作？如果你知道他是乔·米哈伊（Jo Mihaly），也就是埃尔夫丽德·库尔（Elfriede Kuhr）的女婿，那么他的这种不明情况就显得更为重要。家中并不讨论这些事情，或者只是含糊地说起—年长的目击者后来接受电视采访这就已经足够。电视节目将乔·米哈伊的反应裁剪掉了。他并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而是滔滔不绝地讲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家乡皮瓦[8]（Schneidemühl）的处境和价值。

我们写这本书就是想要填补对这段时间理解的空白。这是一份独立的稿件，从多国的角度以完全展开的视角来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孩子们。

[1] 艾伦·凯：《孩子们的一百年》，柏林，1902年版。

[2] 伊丽莎白·利勃：《日记》，未发表。

[3] 德语：Sütterlinschrift，聚特林字体是1935—1941年在德国学校使用的德语手写体。

[4] 波希米亚林山位于沿德国东南与捷克斯洛伐克西部两国边界的山脉地区。

[5]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瓦解，之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及斯洛伐克等地区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名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其主要民族是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西斯拉夫民族以及德意志少数民族。

[6] 德语：heiminsReich，希特勒1938年提出的外交政策，旨在说服所有居住在第三帝国，即奥地利和波兰以西地区以外的德国人将他们所在地区的家带回到德国，实际上在为扩张苏台德地区做准备。

[7] 斯戴凡·奥杜恩—鲁佐：《战争的孩子》（Laguerredesenfants），巴黎，2004年版。

[8] Piła，又称皮瓦，德语：Schneidemühl，是位于波兰西南部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