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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萨拉热窝的两声枪响

在玛丽娜尤洛瓦听到战争钟声的一个月前,萨拉热窝的丧钟鸣响了。1914年6月28日由勃朗宁自动手枪发出的两枪落在了巴尔干半岛中心萨拉热窝一家咖啡馆前的一辆新式汽车上。

第一枚子弹从车身侧壁穿过击中霍恩伯格公爵夫人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的腹部,导致其内部流血而亡。第二枪击中她的丈夫弗朗茨·斐迪南大公(Erzherzog Franz Ferdinand),其后因颈静脉受伤而丧命。凶手是个年轻的塞尔维亚人,叫加夫里若·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暗杀行动后不久,他曾想吞下随身携带的小瓶子中的氰化钾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又将毒药呕吐出来。他随即用枪对准自己,却被周围的人抓住了手,紧接着他被警察逮捕了。

被谋杀的是奥地利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当时的奥地利帝国与匈牙利王国共同组成了奥匈帝国,斐迪南既是奥地利皇储,同时也是奥匈帝国皇储)。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凶手和他的同谋一样都会被判处死刑。然而,加夫里若才19岁,还是个学生。根据那时的法律,他还属于未成年人,因而不能被判死刑。站在普林西普背后的是一个叫作“黑手会”(Die Schwarze Hand)的秘密组织,在1914年夏天,其成员数量已经达到了2 500人。他们的唯一目标是建立“大塞尔维亚帝国”。其座右铭“联合或死亡”名副其实。背后策划者,塞尔维亚军队的高级军官躲在幕后,他们将民族主义青年训练成了自杀性袭击者。

最年轻的刺客是17岁的瓦索·丘布里洛维奇(Vasa Čubrilović),他右边的口袋里装着手枪,皮带上绑着的炸弹还没来得及扔到车上。他在狱中给两个姐姐的信中写道:“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成熟的,这是我们的不幸。我们都决心杀掉斐迪南,但并没有为刺杀做好完全的准备。刺杀需要成熟、冷静的头脑,还要小心谨慎。而我们只有十七八岁,都还不具备这些特质。普林西普,机械式地执行了攻击,是我们当中最勇敢的人。”当接受预审法官盘问的时候,丘布里洛维奇的单纯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影响。“我那时还是个孩子,而瑟沃(Sefer)知道这一点,他有办法诱使我招供更多事情。我将整个事情都看得很淡了,并且把它视为一个玩笑。我并不在乎,因为斐迪南已经付出了他的代价。”他背叛了他的同谋,但没有弄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尽管伴随着毒打、饥饿和寒冷,但监禁和内心的痛苦相比就不是那么令人感到折磨,在这里只有一个人承受所有的痛苦,无人分担。”

1914年6月28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维也纳人来到普拉特公园,孩子与父母争论他们是否要留在堂皇的林荫大道上,“穿着湛蓝制服的军官引领着女士去精美的盥洗室”,当时8岁的玛加蕾特·里德尔(Margarete Riedl)回忆道。先生们戴着礼帽,女士们也戴着大帽子,身材挺拔的军官穿着制服,却没有战争的味道—只是装饰罢了。孩子们会更喜欢到普拉特[1](Wurstelprater)游乐园玩旋转木马,在洞穴火车里躲躲闪闪。当然,在这期间,大人们会在拥挤的咖啡馆找一个位置坐下来,那里有军乐队的游行表演,售卖萨拉米[2](Salami)的小贩、买啤酒的男孩和收账的服务员行云流水般穿梭在狭窄的餐桌之间。

总之,喧闹声和充斥在四周的欢笑声并没有让人们察觉到音乐已经停止了。只有那些在附近的人注意到乐队指挥离开了指挥台,乐手们开始收拾乐器,一个接一个悄悄地离开。“号外!号外!”的叫喊声引起了客人的注意。他们有些震惊,从卖报人手里拿过来的纸张被撕碎了。一个小时后,人们发现整个普拉特被完全孤立了。林荫大道上,上流社会的人早已上了车夫的马车,无数脚步匆匆踏过,风吹起他们面前的碎纸片,上面几个大字映入眼帘“被刺杀”。

同一天,距离维也纳东南方向600公里,15岁的斯蒂文·狄多维克[3](Stevan Idjidovic)在家中马车夫的旁边,登上座位,催促马前行。至于为什么只有他们两个一起出发,而他的父母和五个兄弟姐妹却待在家里,可能男孩自己也不知道,旅行的目的地是大约在30公里之外的拉瓦尼卡修道院[4](Kloster Ravanica),那是一个重要的朝圣地,尤其在6月28日这一天。因为在这一天塞尔维亚人“圣维杜斯日宪法”[5](Vidovdan)开始实施,这是他们传说中五百多年前的“科索沃战役”纪念日[6]。这场对土耳其人的战争被视为西方的基督教的防御奥斯曼帝国神圣穆斯林的象征,同时也作为被遗忘的债务提醒欧洲人提防塞尔维亚人。6月28日,拉瓦尼卡有“神圣的伟大殉道者亲王拉扎尔”[7]的白骨,在1389年的这一天,军队将领拉扎尔在科索沃被处死。

同往年一样,具有国家意识的塞尔维亚人都会拥向修道院,他们不仅来自塞尔维亚王国,还有黑山、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当然还有奥地利。

拉瓦尼卡和斯蒂文的家乡查拉克(Jarak)一样都位于奥匈帝国。斯蒂文的祖父和父亲都在奥地利军队服役。哈布斯堡帝国由哈布斯堡皇室年逾古稀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Franz JosephI.)统治,在其统治下有8个国家,分布在17个地域。在德国少数派统治帝国期间,大多数居民是斯拉夫人,并不参与政府的管理。曾经是一个世界大国的奥匈帝国变成了一个泥足巨人,分崩离析已是大势所趋,无法控制。大多数生活在这里的塞尔维亚人觉得在维也纳受到皇帝的压迫,希望一个泛斯拉夫主义的大塞尔维亚。几个世纪以来,查拉克地区是信奉基督教的欧洲和强大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分界。在这期间,这里也曾经是前几年建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分界。斯蒂文在泽蒙[8](Zemun)的高级中学上学,萨瓦河(Save)[9]是其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分界。

尽管距离不是很远,斯蒂文从来没有参加拉瓦尼卡的“圣杜维斯日”。他的家人想要保持对奥匈帝国的忠诚,想把它作为自己暗地里的身份。是什么驱使他在1914年前往拉瓦尼卡,而其家人却留在家里?也许他想反抗父母的过分要求;也许他只是逃避周日的无聊。

阳光火辣辣的,连空气都在炎热中发光。远远就能看到修道院依偎在弗鲁什卡格拉(Fruška Gora)山连绵的丘陵上。修道院巴洛克教堂尖塔上的白色和金色交相辉映。马不得不留在山脚下,来朝圣的人难以计数,努力地赶往朝圣地。五彩缤纷的服装使他在许多塞尔维亚人居住区赶来旅行的人中更容易分辨些。斯蒂文不得不排队等待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在玻璃棺材中烈士的神圣遗体。尸体上盖着厚重的紫色锦缎,只能看到前臂,干瘪的手指上戴着一个珠宝戒指。尸体没有头—头部留在了1389年的战场附近。

朝圣者的情绪低沉、忧郁,不知从何处传来悲哀的盖达声[10](Gajda),这是塞尔维亚的风笛。斯蒂文坐在树下的阴影里,吃了回来路上买的肉饼补充体力,这时修道院的院子里出现两个宪兵:一个声音喊道:“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杀害了—塞尔维亚人干的!”修道院的钟声震耳欲聋。几分钟后,刚刚人满为患的广场变得空无一人,朝圣的人们匆忙向路上赶去,马车互相拥挤,企图超越对方。人们的满心虔诚顿时变成毫无掩饰的惊慌。在一座桥上,穿着奥地利军队制服的克罗地亚士兵设置了路障,防止马车失控。受到惊吓的斯蒂文看不出他们想要干什么。

“为什么刚好是个塞尔维亚人?”这个疑问在斯蒂文头脑中挥之不去,而暗杀本身并没有让他感到太吃惊。双重君主制下很多民族之间的关系紧张。斯蒂文自己在初中和高中时参加过示威游行,为斯拉夫多数人呼吁更多的权利,尤其将矛头指向令人厌恶的匈牙利。匈牙利是这个帝国在这部分的实际统治者;他们认为塞尔维亚是一个蛮横和腐败之地,那里的人不精通他们的语言,但却总能听懂德语。斯蒂文并没有考虑到战争可能带来的后果,与之相比,他更害怕对塞尔维亚民族的报复。但是,他想,“圣维杜斯日”是斯拉夫人的朝圣日,人再傻应该也不会算计好在这天在萨拉热窝开车闲逛去给别人当靶子吧?

6月的这一天,当马车到达村庄的时候,就连流浪狗都消失了踪迹,令人压抑的寂静似乎预兆着可怕的事情。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天,这种令人不安的氛围却再次消失。今年的收成特别好,斯蒂文一家完全投入收获的忙碌之中。泽蒙的学校很快也将开学,在此期间斯蒂文还可享受平静的假期。  

[1] 德语:Wurstelprater,又被百姓称为大众普拉特,是维也纳市最大的游乐场。

[2] 一种意大利腊肠。

[3] 斯蒂文·狄多维克:《塞尔维亚的雪:大战争中的儿童士兵》(The Snows of Serbia:A ChildSoldier in the Great War),北查尔斯顿,2012年版。

[4] Kloster Ravanica,塞尔维亚东正教修道院,坐落在塞尔维亚中部。

[5] 维多夫丹宪法,1921年6月28日,南斯拉夫成立单一制、君主制国家,废除了一战前传统地域规划,建立33个省(Oblast),由中央管辖。

[6] 1389年6月15日,巴尔干联军和由苏丹穆拉德一世统领的土耳其人之间的决定性战役。最终塞尔维亚人战败,在5个世纪内都被奥斯曼帝国奴役。塞尔维亚人民至今仍在纪念这个战役。此后,塞尔维亚受到奥斯曼帝国统治长达500年之久。

[7] 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雷贝杨诺维奇(Lazar Hrebeljanović)领导了巴尔干联军抗击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一世统领的军队,后来塞尔维亚军队被包围,拉扎尔被俘处死。

[8] 泽蒙,现贝尔格莱德下辖的一个区,位于多瑙河岸边。

[9] 巴尔干半岛西部河流,在贝尔格莱德注入多瑙河。

[10] 巴尔干半岛和欧洲东南部的一种乐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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