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教授自谦：因为当年，他还未创作小说，只是帮助好朋友们“摇旗呐喊”。他们要翻译卡夫卡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他就译。事实上当时也不太了解，等到了国外多年，才发现当时已闯出几条路，值得重视。白先勇老师对我说：欧梵学业成绩好，每学期考第一。

在同学欧阳子等人的笔下，李教授多才多艺，对音乐和电影，更有惊人的丰富知识。所以快毕业时，他有两个“妄想”：到好莱坞去学电影导演，到维也纳去学指挥——虽属家学渊源，但也遭父母反对，当然是无法实现的。只有做做梦！

李教授从好友刘绍铭教授处得知读文学备受“吃马铃薯”之苦。他自认还没有创作，怕申请不到奖学金，所以就选择外交、新闻、历史等路子。结果1962年芝加哥大学的国际关系要比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广播电视系给的奖学金更高些，他就去念了。

但是他对当时国际关系研究所流行的“游戏理论”，不顾人文道义的外交方式，感到索然无味。辛苦烦闷，又穷得无钱买酒，也没胆量去酒吧，当然更没有胆量效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去自杀，穷途末路下除了看看电影，就买学生票听芝加哥交响乐团的演奏做仅有的娱乐。在焦虑之中他念沙特（J. P. Sartre）、卡缪（A. Camus）；又因看遍欧洲电影，电影梦再度汹涌起来，想申请加大学电影或印大学戏剧。但是，由于他在芝大跟随选课和工作的东亚图书馆馆长钱存训的推荐，哈佛东亚系给了他全额奖学金，1963年秋他转学这首屈一指的学府，开始念中国近代思想史。

“历史是偶然，文学是兴趣！”他不免感到内心的恐慌。儿时的家庭教育中灌输的多是希腊神话，他的名字就取自希腊神话人物奥非欧（Orpheus），且他之前接触的是西洋音乐与文学，而非国乐京剧围棋及“四书五经”、《左传》、《史记》、唐诗，但他逐渐在一知半解中对过去的文化产生好奇心，重新再发现传统，也发现了自己。

李教授的指导教授史华慈研究过严复，于是他由严复的好友林纾（琴南）翻译的大量西方文艺作品推究起，发现从“五四”的一代到他父母的时代，都怀有一种浪漫的情绪，对外在世界不满，对庸俗价值藐视，个人反抗遂演变成对纯艺术的本体追求，故而有创造社初期“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实则熔浪漫与象征为一炉。这一代极为主观地发泄个人情感如勇气、热情等，推崇强调人的本质和尊严，又对社会现实具有人道同情心的作品，是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下的产物。

李教授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密切关系，以20世纪60年代的历史视野和角度，较客观地析论当时文人的种种颓废、逃避、自哀自怜的现象，虽各有其个人原因，但背后却隐现着一个时代的大征象——中国知识分子，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感受到与政治社会的疏离。郁达夫有意无意间，用了19世纪由俄国的屠格涅夫首用的一个重要意象——零余者。

“五四”文人的弱点，正代表历史上价值的变动。他们的疏离感——西方的并不尽相同——并非全出自物质环境的变迁，而是渊源于对社会的一种自觉。从古至今，有心的知识分子很难挣脱，也不愿挣脱个人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密切联系。

胡适以文学革命与西方文艺复兴相比，但李教授认为与欧洲18、19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反动相比更较适切。二者皆反对古典传统的迂晦、雕琢、形式化，主张发扬个性、主观、人性、皈依自然，奔泻一己的坦诚和情感。如果说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其《忏悔录》是后来各浪漫作家的经典，中国新文学所受的正是这种影响。

如徐志摩由哈代（T. Hardy）之死，歌颂整个欧洲文学。徐志摩的着眼、词汇和看法全是浪漫的：“从《忏悔录》到法国革命、浪漫运动，到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尼采到哈代，我们看到人类冲动性的情感，脱离了理性的挟制，火焰似的迸窜着，在这火焰里激射种种的运动和主义。”他推崇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泰戈尔、罗素，认为“他们柔和的声音，永远叫唤着人们天性里柔和的成分，要它们醒来，凭着爱的无边力量，来扫除种种隔碍，我们相爱的势力，来医治种种激荡我们恶性的疯狂，来消灭束缚我们的自由与污辱人道尊严的主义与宣传”。这显然是卢梭的翻版，也证明其号召力。

郁达夫亦曾赞扬卢梭为人类解放者、反抗的诗人、自由平等的拥护者、大自然的骄子等。除上述者外，当时文人崇拜的英雄尚有：拜伦、雪莱、济慈（J. Keats）、歌德、高尔基、雨果、拉马丁（A. Lamartine）、莫泊桑，西方重要作家几被网罗殆尽，用同一浪漫气息，不论优劣派别，一口气全都吞了进去。

对此，1926年梁实秋在哈佛就学时就写过长文加以针砭。梁先生指出，“同时代的新文学运动根本的是受外国影响，推崇情感、轻视理性，对人生的态度是印象的，皈依自然、侧重独创。”梁先生师崇白壁德（I. Babbitt），白氏师崇阿诺德（M. Arnold），是抨击浪漫主义最烈之人，梁先生的态度是师承有自。

李教授又感觉到中国近代文学，也许是受西潮影响太快，往往兼容并取，只要是新的、时髦的，都是好的。但与西方浪漫作品相较，独缺带有宗教色彩的对宇宙人生的神秘感和想象力——20世纪英美批评家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而且“五四”的文学作品，浪漫情绪的表现还是与国家民族的大问题相连，文学的形式，脱离不了写实的手法，从一鳞半爪的消息走向前卫式的各种新文学——自然主义、象征、抒情、伤感的人道主义等，又与纯写实的福楼拜大相径庭。

他们也没有把西方浪漫主义，自歌德、雨果之后的那种浪漫哲学特色吸收进来。欧洲作家觉得对现实不满而创造、想象的艺术文学，应该是个有距离的美学世界，背后含有哲学背景，层次是高于现实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