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日本史，17—18世纪的德川幕府是日本最强盛也是最后的武家政治组织，德川幕府时代也是日本封建社会开始逐渐解体的变革时期。在这段时期里面，日本国内的哲学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是朱子学的兴盛时代，中期是朱子学与古学对立时期，后期是阳明心学的隆兴时期。德川幕府后期，日本封建体系的内部已经产生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封建等级的链条开始松弛。处于社会底层的市民和下级武士强烈地渴望平等，渴望实现社会变革，而指引他们的理论正是阳明学。因为在他们看来，阳明学是一种“不择贵贱贫富”的真儒学，他们可以把阳明学的理论作为打破等级藩篱的武器和信仰。

日本阳明心学是如何“反客为主”？日本阳明心学的产生要从当时下述的社会历史状况说起。

高度集权的幕藩统治

阳明心学落地日本生根发芽之时，正是德川幕府时期。

当时日本的统治者根据日本社会多元化的国情，推行一种“幕藩体制”。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建立在封建地主土地制基础上，以将军为首的幕府机构为统率，各个藩国的大名为”过程中不同大名的贡献程度以及与自己关系的亲疏程度，将全国的大名划分成不同的等级，并把自己管辖之外的四分之三土地分封给他们。如此一来，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将军就是全国实质上的统治者，而“幕府”也相应地成为有实权的中央政府。

在这样的高度集权统治下，将军为了巩固幕府的中央政权，防止各个分封领主的叛乱，陆续施行了“兵农分离政策”、“领知朱印状”等制衡措施来牵制各个分封土地主，通过这些手段，加上幕府对于军事、经济等领域的垄断特权，对当时的日本举国上下拥有了集权式的绝对统治。但是各个土地主并非虚置，他们仍然对各自的领地保有较大的地方自治权。如此一来，德川幕府统治时期的日本政体的实质是幕府中央集权控制下的地方割据统治，幕府和藩国相互依赖，同时互相制衡。

残酷的制度孕育了变革的力量

在幕藩体制下，幕府为了更好地贯彻他们自己的意志，对平民实行了等级森严的“四民”身份等级制度，即是对平民职业的基本分工，指士（学者）、农、工、商。不仅如此，在对待武士的态度上，幕府凭借强大的武力威吓对广大中下级武士阶层和农民进行残忍地压迫和剥削，最终逼迫他们起而反之。其中武士阶层是揭竿而起进行反抗的主力军。

他们占有一定的属地，属于日本的统治阶级行列。

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幕府逐渐实现了政权的统一和巩固，大量武士对于政权的维护功能日渐式微，加之幕藩体制下的兵农分离政策，使得大名拥有的土地不再封给武士，而是绕过武士阶层直接租贷予农民，这就使武士脱离于土地之上。这样，武士就被隔离在了基于土地的社会关系之外了。

与此同时，随着日本商品经济的萌芽，商人开始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大量的社会财富掌握在商人手中，各藩的财政却一日不如一日，武士的“工资”在不得已中被挪用、拖欠甚至是缩减，使得武士的生活捉襟见肘，寸步难行。在这种窘态下，武士们不得不改投其他行业，如从商、从教甚至是做手工活等。这样，这些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中下级武士纷纷从武士队伍之中脱离出来，利益被剥夺的他们最终成为了参与社会变革的主力军，成为了推翻幕府统治的中流砥柱和维新变革的挥旗手，同时，他们成为了阳明心血在日本传播的群众基础。

町人阶层的出现加速了社会的变革

在经济方面，出现了町人阶层。町人是日本江户时代一种人民的称呼，他们主要是商人，部分人是工匠以及从事工业的工作，町人最大的商业活动是倒卖封建领主从农民手里搜刮来的米谷，町人所经营的城市消费品以及所从事的高利贷活动也是以大小武士为主要对象的。町人阶级的兴起是日本特定环境下的产物。由于日本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各地区封建领主的所在地也都发展为大小不同的城市，另外在港口、大寺院的周围也都出现了一些城镇，商业、手工业也相继发展了起来。同时，由于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限制，使得脱离了土地的武士不得不依赖于商人获得所需商品。另一方面，各藩主对于商业发展的限制很少，他们只能对商人征收很少的城市居住税，却没有权管控他们的商业经营业务，因此，商人们通过不断与各藩主进行实物交易，便可以从中牟取暴利，快速增强他们的经济实力。久而久之，商人为了共同利益，逐渐结成了利益集团，这样的集团甚至发展到几乎可以和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的程度。町人阶级所积累的经济资本就这样影响了该时代日本的传统经济模式，动摇了作为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的封建领主土地制，加速了阶级的分化和时代的变革。这些都成为了而后倒幕运动的雄厚经济基础，同时也成为了明治维新建设近代化经济体制的有效助推剂。

德川幕府的“官学”逐渐失去其号召力

日本一直是亚洲“儒学文化圈”的重要成员，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就是日本封建社会的重要构建因素之一。镰仓时代，以朱子学为主的儒学随禅宗传到日本，借助外邦“舶来”的精神素材作为满足统治阶级利益的“官学”，就成为了日本统治者在国家文化控制方面的主要手段。德川幕府时代，由于以朱子学为代表的儒学倡导维持现实的社会秩序，把现行的社会秩序看成是永恒不变、天经地义的自然秩序，这样的朱子学正巧投幕府之所“好”，便被幕府官方大力倡导，也就成为了幕府时期的“官学”。

在1787—1793年间，日本江户幕府老中松平定信实行了幕政改革，史称宽政改革。在这次改革中，新幕阁为了平息动乱，挽救幕藩体制，实现封建中兴，一反过去的重商主义政策，实行以抑商重农政策为中心的幕政改革。由于这一次改革中松平定信的做法过于强硬，又加上他的改革并没能重振农村经济，也阻挡不住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招致商人、上层武士和广大农民的不满，最后改革以失败告终。这次改革效果虽然为幕府财政带来了一定的稳定，但是导致农民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幕府对人民的统治也苛酷起来，强制贫民降低生活水平。为此，都市变得十分萧条，失业者不断增加，为了避免诸多社会问题演变为更严重的政治问题，幕府加强了对言论的压制。

幕府为了进一步加强朱子学的思想控制作用，在宽政二年（公元1790年）发布异学禁令，定朱子学为幕府国家创立以来的正学，并排斥其他理论的发展；宽政七年（公元1795年）又明文禁止异学者进入仕途，把阳明学斥为“异学”、谋叛之学，而加以禁绝。

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这种形势下，许多有识之士看到了官学的落后和迂腐，对“异学之禁”进行批判并弘扬阳明学。儒学家冢田大峰就曾经指出，在朱子学内部分化有多种思想倾向，只要能为幕藩国家统治起作用，不论哪个学派都不应该排斥。大峰的这些意见，可以说是当时封建思想家中绝大多数人的见解。同期，一些有识之士在研究朱子学的过程中，很快发现朱子学有很多鄙陋迂腐、违背时代潮流发展之处，而阳明学则主张人人平等，注重个性解放，把探讨的重点由恪守三纲五常、等级虚礼改为知行合一、务求实效，十分具有现实的感染力和实际效果，他们在暗自里十分推崇阳明心学，使其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影响推进一步。尤其是当时的町人阶级，他们不甘心于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因而提出了人性解放、追求四民平等的主张。他们以阳明心学为“精神武器”，反对封建等级制度，要求与武士阶级取得平等的社会地位，这样有违统治者意愿的政治主张对当时的“四民”等级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因此，当德川幕府的幕藩制度已岌岌可危，面临崩溃边缘，朱子学也失去官学的权威性和感召力时，代替它的就是被中下级武士、町人阶级和广大普通市民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即阳明心学。从此，阳明学正式在日本登上了舞台，并以野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起来，对日本步入近代明治时期起到了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