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对封建社会及其思想对人类桎梏的突破，对于在彼时仍蒙昧于中世纪黑暗的人类来说，具有极大的思想解放意义。启蒙思想强调以人为中心，张扬人的个性，即个体及其精神的独立性与独特性，谋求人的精神独立和政治解放，否定外在的绝对权威，抨击和否定各种形式的人身依附和主仆关系。启蒙思想面对的旧世界，就是封建专制思想，就是以外在的绝对权威压抑人的个性和主体精神，让所有个体聚合在绝对权威的荫庇之下，毫不质疑地维护和服从封建主义的伦常关系和政治秩序。这种外在的绝对权威在中西方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是上帝和教会，中国是帝王和宗法，但其实质却是相同的。

在明代，程朱理学是皇家钦定的儒学正统思想，提倡“存天理，去人欲”。它以天理为最高概念，贬抑人的尊严，压抑人的情感，要求人匍匐在天理脚下。程朱理学不仅是入仕之阶，更是是非对错的终极标准。经过统治者精心裁剪之后的理学，与封建统治的利益结合得如此之紧密，以致对它的任何质疑和挑战，无疑都是对当权者和封建统治的叛逆和颠覆。思想专制导致学术讨论和思想进步受到极大压抑，只有“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此类万马齐喑的僵化和停滞状态。在程朱理学体系中，以“理散为物，物本于理”来联结天理与外物，超越一切外物的超验性是理的根本特征，这使得理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外在的规范。将“应然”等同于“必然”，主体能够按照自身意愿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自主选择的主观能动性被否定，将应然之则等同于外在强制，个体的主体性也在教条中被湮灭。理学本身的理论困难，加之日趋严重的教条化倾向，天理对主体的异己性与外在性日益凸显，有着内生缺陷的理学体系已经不能承担其正统意识形态之责。以应然之则有效调节、规范社会成员的主体行为，程朱理学的正统意识形态已丧失了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行为的规约作用。正统理学的弊病在明代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补足，虽无根本性突破，但是也为理学的转向和阳明心学的诞生，提供了若干新的思路，开辟了新的理论路径，并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心学所承担的启蒙重任，就是以批判程朱理学为开端的。按萧公权先生的说法就是，“然而当明代专制毒焰方盛之时，发动思想已勃然兴起。虽不敢直接攻击专制政治之本身，而对于为专制政府所利用之正统学术则力加破坏。王守仁开其风，李贽极其流”。专制社会伦理和秩序下的个人，仅仅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家族的一员而没有自我的意识和观念，心学对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的充分肯定，即是对人的主体性及其主观能动作用的充分肯定，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地位的发现、肯定和赞赏。这种启蒙思潮所带来的，是使人成为具备独立精神的个体，并且也这样来认识自己，同时，也给个人带来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能够对国家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考虑。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旗手马丁·路德，几乎与王阳明同一时代，他提出人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联系，无需教会作为中介便都能正确理解上帝的意旨，以人内心的权威取代了外在的教会权威，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给在教会统制下的欧洲社会的解放带来了一声春雷。德国哲学家包尔生认为，马丁·路德是一个从诉诸权威转进到诉诸他自己的理性和良心的具有自由气质的人，单是这一点就决定了他不是中世纪而是近代思想家。王阳明对儒家道统，对大明王朝乃至当朝皇帝的态度都不是反对和摧毁而是保卫，他始终都是儒家的士、王朝的臣。他一直虔诚地找寻补弊之方，希图以自己的学说纠正程朱学术之失，挽救世道人心，以至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就此而言，王阳明并不是一个与传统彻底决裂而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但是因为他的理念与传统儒家思想特别是当世被定于一尊的理学传统在事实上的不同而具有了新的意义。新的思想孕育于并脱胎于旧的社会形态，必然会带有旧思想旧社会的影响和痕迹。这种新思想要发展出完备的形态、展现出全新的面貌，需要更多的后来人薪火相传除旧立新。求全责备无异于苛求古人，这里要做的只是对于心学中萌生的划时代的新因素进行客观评价。

明代学者祝世禄说：“王新建在事业有佐命之功，在学问有革命之功，盖支离之说（指程朱理学），浸灌入人心髓久矣，非有开天辟地大神力大光明，必不能为吾道转此法轮。”此言诚不虚，王阳明开坛讲学以后，心学大潮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开始席卷大江南北。众多思想开明、热衷于探寻真知而不满于教条化的理学和礼教的仁人志士，都合到阳明心学的大旗之下，抨击僵化传统观念，抒发真情实感，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的确是给有明一代的学术思想领域造成了极大的革命性影响，这种影响的效果是前所未有的。在晚明，阳明心学哺育出了明末清初的一批启蒙主义思想家，掀起了一场相当规模的思想解放大潮，正如刘宗周在《明儒学案·文成王阳明先生守仁传》中所言：“可谓震霆启昧，烈耀破迷。自孔孟以来，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王阳明无愧于儒学改革家和启蒙思想家的称号，何尝不是一个和马丁·路德一样“一从诉诸权威而诉诸他自己的理性和良心的有自由气质的人”，是一个极具开辟一个时代潜力的伟大人物，诚如曾国藩所评价：“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