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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寻找故乡

北下关食堂与小卖铺

过高粱桥不远,这条街就该往西拐了,拐过去叫北下关。拐角处有家饭馆儿,绿色的木头门窗,门上方有个木头牌子,写着“北下关食堂”。

每天中午这里格外热闹,赶马车的车把式把马车停在门口儿,让牲口吃着草料,他们到食堂来碗“洋火烧”(后来才知道,这东西学名叫卤煮火烧),再打三两一毛三的白酒。吃饱喝足,晕晕乎乎地接着赶路,那种感觉简直赛过神仙。

富人有富人的享受,穷人有穷人的乐子。现在的人就算喝一万块钱一瓶的洋酒,估计也很难达到车把式们喝“一毛三”时候的快感。

胡同里富裕的人家,赶上饭口,会让孩子拿个铁锅,端上一碗“洋火烧”回来吃。其实到食堂吃更省事,但是人家要的是孩子端着铁锅走过胡同的那个过程。邻里们会投来赞许的目光,婶子大妈们会议论,“人家谁谁家那日子,过得真不错。”“是呀,出去俩啦。”她们管孩子上班儿叫“出去”。

记得文革结束后的某一天,父亲补发了点儿工资。母亲非常高兴,给了我九分钱,让我去北下关食堂吃一碗馄饨。卖馄饨的是小明子他妈(小明子是我小时候的玩儿伴),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小心翼翼地替我端到桌子上。那种味精、酱油夹杂着香菜的香味儿,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

后来北京出现了个体户,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爷爷会面案上的手艺,推个三轮车,在食堂门口儿卖螺丝转儿、糖火烧、糖耳朵之类的面点,抢了饭馆的生意。气得小明子他妈站在馄饨锅旁边骂,“这老家伙,又来啦!”

北下关食堂往西不远是个小铺,卖烟酒点心。过去人喝酒一般喝不起瓶装的,喝酒的人家都有个酒瓶子,家长让孩子拿着瓶子到小铺打酒。

小铺的谭爷爷慢吞吞地接过酒瓶子,在瓶口儿插上漏斗儿。然后拿掉酒坛子上面裹着红布的盖子,用提子打出酒来,小心翼翼地倒进漏斗里。酒倒完了不马上把提子拿开,一直等到最后一滴酒滴进瓶子里,他才满意地把提子放回去。

小铺还卖烟。印象最深的是工农烟,两毛钱一包,整好一分钱一根儿,所以可以一根儿一根儿地零卖。我们小时候学坏抽烟,拿着一分钱去买烟。谭爷爷问,“给谁买的?”我一脸真诚地回答,“我舅舅来啦。”谭爷爷一边从烟盒里取出一根儿烟,一边念叨,“你妈真抠门儿,来客人就买一根儿烟。”

我心中暗笑,“这谭爷爷,老糊涂了都!”

冬储大白菜

小铺往西两百米,是北下关菜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快入冬的时候,卖冬储大白菜的情景。

快入冬的时候,菜站忙活起来了,卖冬储大白菜。只要有卡车往菜站门口一停,大伙就赶紧往家跑,拿钱去。那时候的人有福同享,边跑边喊,“来白菜啦!”屋里的人听见之后,赶紧翻箱倒柜拿钱。

不一会儿菜站门口儿就排起了大长队。其实不用排队过两天也能买着,但是人们都在那儿排着。这是物质极度匮乏时期落下的病根儿,生怕东西卖没了。

排队还不老老实实排,后面的拼命往前挤,前面的玩儿命往后拱,队伍像条蟒蛇,左右摆动着。有那刚吃完饭的,把屎都快挤出来了,跟后边的人说,“我上趟厕所,一会儿还排这儿。”

有人低声说了一句,“来啦,来啦!”卖菜的推个地秤出来啦。大伙看见他就好像看见了人民大救星,激动地喘着粗气。有那心脏不好的老太太,还往嘴里塞了一粒速效救心丸。

大伙越着急,卖菜的越不急,他得多享受一下儿万众瞩目的感觉。他拿起罐头瓶子喝了口水,又整理了一下儿脏兮兮的蓝大褂儿,抻了抻花套袖,猛吸了两口嘴里的烟屁,用鞋底子给捻灭了。伸着脖子往队尾看了看,用冷酷而低沉的京片子腔说了一声,“再挤不卖啦!”

这话很有震慑力,现场马上肃静。偶尔有个小孩冒出一句,“姥姥,咱买多少斤呀?”他姥姥赶紧用手把孩子嘴捂住,生怕惹恼了卖菜的,转身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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