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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英文版序

这本书讲述的是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在新加坡樟宜战俘营的亲身经历,他们被日军从1942年囚禁到1945年。我从孩提时代就对日军囚禁的英国和澳大利亚战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既不认识任何一个前日军战俘,我家里人也没有给我讲述过任何关于他们的故事来增加我的兴趣。我对于这个课题的兴趣完全是因为观看了很多二战影片引起来的。关于战俘的最著名的二战影片是《桂河大桥》和《大逃亡》。这些电影可以说是我研究战俘问题的起点,随着我学识的增长,我开始就战俘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我写了一系列的关于二战战俘的文章,在此之后,又从更加学术化的角度来解读这些战俘的经历。我对这个课题的迷恋引发了我的几个思考。日本人对待战俘是不是也像德国人那样,非常残酷?这两者的残酷程度可以简单类比吗?他们谁更残酷?这两者有必要对比吗?能不能对比?从这些违背人道法则的暴行,我们能够反思什么?那些被残酷对待的战俘们会留下怎样的心灵创伤(我特指二战中的战俘)?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问题是很难说得清楚的,简单地将日本的暴行和德国的暴行相比是不科学的。各方面的事实表明,对于盟军战俘而言,他们更多人宁愿做德国人的战俘,也不做日本人的战俘。成为德国人的战俘比成为日本人的战俘要幸运得多。

我发现“樟宜战俘营”是很偶然的,而且当时刚开始阅读关于它的文字的时候是非常震惊的,我是在詹姆斯·克拉维尔不朽的小说《国王老鼠》中发现它的,克拉维尔描述了沦为日军战俘的经历。从1945年开始,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各种猜想和人们的一些模式化的认识就开始流传开来了,这些猜想和模式化的认识并没有太多原始的事实依据。人们习惯上喜欢将德国战俘营中盟军战俘的遭遇搬到囚禁在樟宜战俘营的盟军战俘身上,事实上,德国战俘营的条件和樟宜战俘营的条件完全不同。关于樟宜战俘营的史料中,目前还没有发现翔实的关于日本看守对待战俘的态度以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的可信证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态度及日本看守和战俘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上,比之德国战俘营,有天壤之别。虽然同为法西斯国家,但是日本对待战俘的野蛮和残酷程度远远超越德国。

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有很多独特的经历,这些经历在其他盟军战俘身上是没有的。这本书就是试图说明樟宜战俘营的这些独特性,只是试图说明,并不是给出最终答案,笔者希望抛砖引玉,提出问题,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个课题,深化这个课题。1942年2月,在新加坡投降的盟军官兵对于日本管理战俘的政策有什么反应,这个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细化。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们在日本看守底下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这个问题也需要更多的细节性材料来说明。

从根本上来说,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提供一个不同的范本,或者说是一个不同的视角,便于读者认识落入日军手中的盟军战俘的悲惨命运。他们的悲惨命运,不是可以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就可以体验的。这本书也将证明,西方国家对于日本人手中的盟军战俘的遭遇的认识是不够全面和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套用德国战俘营的经验是不对的,不足以认识到日本战俘营的残酷,德国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和日本人对待战俘的残酷性不在一个层次上。有些人认为盟军战俘在日本战俘营中仅仅是作为苦力,这一情况在樟宜战俘营中也已经发生,但是战俘的悲惨遭遇不是可以用苦力就可以形容的。樟宜战俘营的战俘虽然被迫经常对日本人卑躬屈膝,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倒下,也没有被日本人击垮,这一点应该载入二战战俘史,樟宜战俘营中的盟军战俘在气节上的杰出表现,可以作为盟军战俘的代表,这两点也许就是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与别的法西斯国家战俘营中的战俘不一样的地方。在樟宜战俘营中的战俘还有一点独特的体验,那就是他们参与了缅泰死亡铁路的修建,他们经历了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的严酷考验。本书也将简单地讨论一下日本看守和盟军战俘的相互关系,分析一下樟宜战俘营的权力结构。我这样做,也算是为马来亚战役和新加坡沦陷的历史提供一些新的材料,或者一个新的维度吧。

我从事这个课题研究,欠了很多人情债。如果没有英国皇家军事学院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的,该学院给我提供了一个三年的奖学金。诺斯科特基金会给我提供了长时间都留在澳大利亚从事研究的机会,并让我有时间对马来西亚以及新加坡的樟宜战俘营进行充分的考察。我实地考察和研究的时间,的确是够长的了。我要向我的博导耶鲁大学的乔伊·温特教授和剑桥大学的史蒂芬·拉吉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也要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汉克·尼尔森教授表示感谢,感谢他的建议和鼓励。大英帝国战争博物馆和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的朋友们也对我的工作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同样,我也要向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的老师和朋友们表示感谢,朋友们给予我太多的鼓励,由于写作博士论文的压力极大,如果没有我的朋友们的鼓励和支持,我很可能徒耗时间、分散精力。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我的妻子阿拉娜,我的母亲罗娜和我的婶婶多丽丝,她们给我无限关爱和支持,并且从未改变,贯穿了我的整个博士生生涯以及拙作准备付梓的漫长时段。我也要感谢我亲爱的女儿爱丽丝,她还太小,还不能体验玩具的乐趣。上帝把她赐予我。如果没有她,我的人生将变得贫乏。我要将这本书献给他们。我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发现,我虽然经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我很难做到不偏不倚,虽然我可以用学术化的语言来表达我的观点,但是读者还是可以在字里行间读出我对残暴日军的憎恶,这种感情流露也许在学术著作中是不合适的;我在书中留下了不少的评论性的文字,这样做也显得不够专业。尽管如此,我必须表达这样一个态度:对于樟宜战俘营中很多勇敢的英国战俘、澳大利亚战俘、印度战俘和海峡殖民地的华人战俘——他们曾英勇地守卫了马来亚和新加坡,他们的投降并不意味着战争对于他们已经结束,而是意味着他们更加伟大的斗争的开始——他们要与饥饿、疾病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加诸在他们身上的不平等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对他们的漠不关心作斗争,要与日本看守随时随地的残酷虐待和肆意杀戮作斗争。他们有很多人长眠在战俘营中以及缅泰死亡铁路的工地上。但是他们都是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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