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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中文版序

2015年8月27日,我专程到位于沈阳市大东区地坛街30-3号的“沈阳二战盟军战俘营旧址”参观,看到日军视为军事机密而尘封已久的关押盟军战俘的原“奉天俘虏收容所”真相,感触甚深。

28-29日,阅读了范国平先生传来的格雷戈里·米奇诺(Gregory  F. Michno)所著《地狱航船》译稿,感到该书所记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各国官兵(士兵、水手、应征入伍的战士、职业军官)们向读者描绘了亲身经历的丰富多彩的情感体验:乏味、惊恐、痛楚……

人所共知,1931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12月,日本偷袭了美国夏威夷海军基地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日军偷袭珍珠港10小时后,又偷袭了菲律宾克拉克机场的美国远东空军基地,猝不及防的美国远东空军遭到严重损毁。1942年3月11日,美菲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奉命离开菲律宾飞往澳大利亚就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留守吕宋岛的乔纳森·温赖特(Jonathan Wainwright)被提升为中将,负责指挥美菲联军。同年4月3日,日军再次发起总攻。9日,日军突破美菲联军最后防线,巴丹半岛失守。认为抵抗已经毫无意义的巴丹半岛最高指挥官爱德华·金(Edward king)少将率军投降,7.5万多名美菲联军官兵被日军俘虏。5月,温赖特率坚守菲律宾最后防线克雷克多岛的1.5万名美菲联军投降。至此,十余万美菲盟军被日军俘虏。有的战俘在日本士兵的押运下,从马里韦莱斯机场步行前往120公里以外的奥唐奈战俘营。6天行军,战俘们遭到日军肆意殴打、侮辱和屠杀,路边随处可见战俘的尸体。这次行军暴露了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被称为二战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巴丹死亡行军”。有的则被装入新田丸豪华邮轮,运往日本。15天行程,战俘只能挤坐在一起,不给水喝,有些人试着舔钢制舱壁上凝结的水汽。他们吃的是糙米粥,糙米粥里有时会有些散发刺鼻气味的白萝卜块,有时还有些腐烂的鱼头与内脏。因为粥太稀,很多人在两周时间里都没有解手,有些人则饱受痢疾的折磨。更残暴的是屠杀,日军指挥官斋藤敏雄站在一个箱子上朗读公诉书:“你们在战斗中杀死了很多日本军人。鉴于你们的所作所为,现在以复仇之名将你们处死。你们也将代表所有美国士兵接受死亡的命运。你们现在可以祈祷在另一个世界,在天堂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一个接着一个,他们被迫跪在甲板上,日本兵手中挥舞战刀砍到战俘的脖子上,有人试图像旧时的武士一样一刀把尸体砍成两截。

无论“巴丹死亡行军”,还是“地狱航船”,都反映了被“武士道”浸染的日本军人“崇强鄙弱”。强者向他施暴时百依百顺,对弱者却极尽施暴之能事,更凶更狠更惨无人道。日本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力主对外战争,甚至说出“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弹药”。(《福泽谕吉全集》第4卷,岩波书店,1970年版,第636-637页)日本是“文明和人道的保护者”。(见安川寿之辅:《福泽谕吉的亚洲观》,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美国约翰·道尔在《没有怜悯的战争: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和权力》一书中指出:“日本高唱民族‘优秀’,无非是‘自恋’导向‘神化’,欺骗日本人和世界舆论罢了。”又正如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e)所说:“日本人是既生性好斗而又温和谦让;既穷兵赎武而又崇尚美感;既桀骜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伸能屈;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懦怯;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菊与刀:日本的文化类型》,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页)这是对日本这个“历史和世界的负恩者”诡异的思维和荒诞的民族性格最好的总结。

日本把战俘运回本土或运到中国沈阳,送进战俘营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却要忍受饥饿、寒冷、体罚、细菌试验等非人待遇,导致许多战俘死亡。

上述日本对战俘所造成的罪恶,严重违背了国际公法。战俘是战争或武装冲突中落于敌方权力之下的合法交战者。关于对待俘虏,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国际上有两国或多国间签订的一些条约、文件、章程、宣言等国际条约,在这些条约中均以不同的文字表达了对待战俘的政策。日本有许多研究法规的学者,而且在军队中还专门配备了法律专家,因此对各国各类或国际条规不会不了解。

1812年5月16日订于布加勒斯特的《俄国和奥斯曼帝国和平条约》,第9条作了规定:“现今两帝国中的所有战俘,不论男女,不分民族和身份,均应于本和约批准书互换后立即予以遣返,不得索取赎金或钱财。”(《国际法条约(1648—1871)》,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1856年3月30日订于法国巴黎的《法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俄国、撒丁和土耳其和平友好总条约》第6条规定:“双方都应立即遣返战俘”(王铁崖主编:《国际法》,法律出版社,1981年版,第533—536页)。

1907年,日本加入了《海牙第四公约》。这是一个应对战争和交战国军民、战俘待遇的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专制独裁的军事指挥官不享有此项对待。诚如在文明国家中所推行之法律,战俘仍旧受其法律原则的保护,受“人道法则和公共道德规范”的保护。

1929年7月27日,有日本参与的39个国家签订之《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条约》明确规定:“战俘应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人道待遇和保护,特别是不遭受暴行、侮辱和公众好奇心的烦扰。”“战俘囚于不合卫生的地区或气候对来自气候适中地区的人员有害,应从速移送到气候较适宜的地区。”“应供给战俘充足之饮水,服装、内衣和鞋,应由拘留国供给战俘,上述衣服的更换和修补应获得经常的保证。”“任何战俘不得被使用于其体力不能胜任的工作”,等等。

这些关于优待、遣返战俘或有关人员的条约,如果说日军官兵不甚了解,那么,一些随军国际法学家总不会不知道。1941年12月23日,日本公布《俘虏收容所令》。随后1942年1月22日开始,日本陆军省先后公布了《关于俘虏管理之件》《关于俘虏之通信限制之件》《俘虏派遣规则》《关于俘虏运输之件》《关于死亡俘虏通报之件》;同年7月27日,日本政府以天皇敕令公布了敕令第619号《关于对俘虏之寄赠品等之出纳保管》;11月7日,日本政府以法律第41号公布了《俘虏处罚法》。1945年3月16日,日本陆军省又公布了《关于俘虏劳务之件》。据统计,二战期间日本有关战俘管理规定的文件计有97份。这些文件、办法应该是双刃剑,一是日军军官应贯彻执行,一是战俘要服从遵守。可实行起来,战俘管理的日军军官往往违规,对战俘百般虐待;战俘只能服服贴贴,一丝不差地遵循规定,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将受到严罚。

《地狱航船》记述了战俘死亡情况。1942年英美等国的白人战俘14万人被塞到没有通风设备和卫生设施的航船货仓里,当作货物运输,死于虐待和残杀的战俘达2240人。1943年死于地狱航船上的战俘为974人。1944年战俘伤亡为17383人,其中仅同年9月份就有9300名战俘因船不挂红十字旗被盟军击沉而葬身大海。1945年被转运的战俘普遍受到了虐待,地狱航船上战俘自杀、相互残杀的情况变得普遍。太平洋战争期间,日军转运的战俘人数竟达12.6万余人,其中死亡人数超过2.1万余人,实在令人震惊。

日本投降后,盟军战俘得以返回故里,许多人写了揭露日军罪恶的证词。《地狱航船》收录了不少战俘的战争回忆,是第一部专门描写地狱船上战俘生活的书籍。但即便如此,本书也无法“真实地描绘出地狱船上的战俘状况”。战俘普莱斯顿·哈伯德回到田纳西州克拉斯科威尔市奥斯汀州立大学当历史教师。“他认为地狱船上冰冷严酷的无尽恐怖不会让这段经历通过书籍记录下来。小说、电影都需要明暗对比,需要张弛有度,需要不同的观点,但是地狱船的黑暗世界如同长眠于地下的深渊,其邪恶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那个世界没有幽默,没有阳光,没有背景,甚至没有常规。这样的故事如同黑洞一样向自身塌陷,裹着光亮、呼号、理解陷入无底深壑。或许地狱船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堕落、一种超过历史记录范围的邪恶存在。”(哈伯德:《未竟启示录》,第164页)。

《地狱航船》一书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问世,实在可贺!这本书虽然只是抛砖引玉之作,它将以一个新视角,让世界人民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侵略东亚,挑起太平洋战争的罪恶;让一切善良的人们看清美国记者克里尔曼所说甲午战争时以杀人为荣的日本军人野蛮的“怪兽”行为(James Creelman,‘The Massacre at Port Arthur’,The World,December 20,1894. New York),又在1931年至1945年重演了;提醒爱好和平的人们关注至今不承认侵略罪恶的日本右翼言行;提高全世界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或变种)复活可能性的警惕。

至于盟军战俘在收容所中所受的虐待折磨,也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1942年1月至1945年4月,日本在本国设立之善通寺、大阪、东京、函馆、福冈、名古屋、仙台和广岛战俘营,1942年在朝鲜、爪哇、泰国、菲律宾、马来、婆罗洲设立战俘营,还在中国上海和台湾、香港等占领的地区,建立了9所俘虏收容所,这些被俘虏的盟军战俘被关押在收容所,其中一部分后来被押解到了奉天(今沈阳。1944年10月14日,日军又把将校级军官转押到奉天俘虏收容所笫一分所郑家屯,12月1日,又将关押在郑家屯的温赖特等高级将领转至四平西安县,即今辽源市,为奉天俘虏收容所笫二分所)。在所有战俘营里的战俘,无一例外地受到寒冷、饥饿、殴打、疾病、虐杀……

用史实说话。努力挖掘材料、认真整理、深入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灭绝人性的战争罪行、日本对待各国战俘的政策、对管理战俘时的非人待遇应是历史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国平等年轻学人的努力值得肯定。

是为序。

大连民族学院历史学教授

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

中国日本史学会学术顾问

关捷

201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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