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数百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幸存下来的人来说，那些年的恐怖经历可能是他们生命中最难以磨灭的记忆。二战为大量的书籍提供了素材，其中很多作品源自经历过那场战争人们的书面记述、回忆录等材料。士兵、水手、应征入伍的战士、职业军官……他们向读者描绘了不计其数的战斗故事、丰富多彩的情感体验：乏味、惊恐、袍泽深情、光辉荣耀……

但是很多战争幸存者不愿或者不能分享他们的经历，多数归乡的战俘对自己的过去守口如瓶。尽管战争刚刚结束时，部分战俘把自己的经历公诸于众，但很多有这种经历的战士仍然无法坦然谈论那段战俘生活。被敌军俘虏的事实让他们不愿开口，讲述那段往事如同再次体验痛苦的经历，这些都是他们保持缄默的原因。创伤后的障碍心理使他们的沟通能力受到限制，很多人对自己的存活产生负罪感，有些人对自己为了保命被迫做出的举动羞愧难当。这些“精神麻痹”问题让幸存者在战后多年依旧无法谈论自己的经历。［美国精神病协会，《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第236-237页，248-250页。］

在最近数十年里，那些曾经的战俘终于敞开心扉。一旦发声，他们的言语如同堤坝决口，滔滔不绝。有过战俘经历的罗伯特·哈尼（Robert E. Haney）把自己的战后生活比喻成饱受折磨、囚禁在牢笼中的火龙。他为自己设下防线，不让自己接触任何可能勾起回忆的事物。可是，时间不能医治所有的痛楚，他悲恸心伤，只会把伤痛埋葬在浅表的墓穴之内。［罗伯特·哈尼《笼中龙》（Caged Dragons），第245页。］

正如哈尼书中所述，日军抓获的战俘遭受了残酷的非人待遇。虽然日本当局曾在呼吁人道对待战俘的1907年《海牙公约》上签字，但日本拒绝认可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这一决定给日军俘获的战俘带来了无尽灾难。曼尼·劳顿（Manny Lawton）的《部分幸存》（Some survived）、普莱斯顿·约翰·哈伯德（Preston John Hubbard）的《未竟启示录》（Apocalypse Undone）、范·沃特福德（Van Waterford）的《日军治下的战俘》（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Jefferson，N. C. ：McFarland，1994）等最近出版的战俘纪录类书籍详细描述了战俘们的被俘经过，以及战俘营中充斥的殴打、疾病、饥饿，还有最终获救等事件。新加坡投降事件已经大白于天下，巴丹死亡行军事件被无数次讲述。然而，在日军地狱船上的战俘九死一生的经历却鲜有人提及。有些书籍曾向地狱船上的战俘表示感谢，但是书中只有一段，至多有一章的内容涉及地狱船（比如：沃特福德在书中有一章写地狱船；道斯（Daws）在《日军治下的战俘》（Prisoners of the Japanese，New York：William Marrow，1994）一书中以创纪录的页数撰写了地狱船；科尔（Kerr）在《投降与存活》（Surrender and Survival）中涉及了地狱船，但重点却是描写菲律宾美军的经历）。现在，还没有专门论述地狱船的书籍。与这种情况不相配的事实是，大量战俘曾经表示在地狱船上的生活是他们毕生的梦魇。这本《地狱航船》，应是第一部专门描写地狱船上战俘生活的书籍。

关于地狱船另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则与潜艇密切相关。数以千计在陆地战俘营幸存的战俘，在日本船上遭到了盟军潜艇的鱼雷攻击而命丧大海。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在盟军情报部门的指引下，很多盟军舰船多次故意袭击这些船只。因为盟军破译了日军密码，盟军很可能了解船只运载的货物、目的地、每天的位置，这让截击变得更加容易。日本船只并不清楚盟军对自己的行踪已了如指掌，也不知道盟军利用潜艇发动攻击。在海上死亡的约21000名战俘里，其中19000名死在了盟军潜艇或者飞机的“友军炮火”之下。尽管盟军对抗日军的死亡率比盟军对抗德军的死亡率糟糕的多，可是各自减去盟军葬身于同胞炮火之下的人员得出的死亡率却不相上下。（这说明死于日军之手与死于德军之手的盟军数量与各自所投入兵力的比率大体相当。同时也说明与日军作战时，盟军葬身于同胞炮火之下的死亡人数比较多。——译者注）

我们能够真实地描绘出地狱船上的故事吗？普雷斯顿·哈伯德（Preston Hubbard）认为：绝无可能。哈伯德曾经当过战俘，现在是田纳西州克拉斯科威尔市奥斯汀州立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师。他认为地狱船上冰冷严酷的无尽恐怖不会让这段经历通过书籍记录下来。

小说、电影都需要明暗对比，需要张弛有度，需要不同的观点，但是地狱船的黑暗世界如同长眠于地下的深渊，其邪恶程度远远超过了人类的想象。那个世界没有幽默，没有阳光，没有背景，甚至没有常规。这样的故事如同黑洞一样向自身塌陷，裹着光亮、呼号、理解陷入无底深壑。或许地狱船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堕落、一种超过历史记录范围的邪恶存在（哈伯德《未竟启示录》，第164页）。如果通过绘画、电影、小说反映战俘在地狱船上的经历，哈伯德的话或许没错，幸运的是（或者如同事件本身，不幸的是）本书并非小说。事实绝不会依照艺术的原则而存在。

致　谢

在筹备该书的过程中，很多人给予了我帮助。我要在此感谢身为潜艇军官兼作家的约翰·奥尔登（John A. Alden），他对手稿提出了批评意见，并且无私地提供了从日语原文翻译成英文的珍贵资料；感谢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约翰·泰勒（John Taylor）帮我找到了很多盟军截取的日军情报以及各种信息资料；感谢小克雷·布莱尔（Clay Blair），感谢他允许我使用他录制的访谈；感谢康涅狄格州克罗顿市潜艇部队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查到了所有的监控日军船只的报告；感谢巴丹（Bataan）和克雷吉多（Corregidor）老兵协会在美国《铁拳》杂志上刊登了我寻求协助的请求；感谢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主题的《北极星》杂志，他们为我刊登了求助声明；感谢旧金山的国家海洋博物馆对本书的支持。

为了完成这本书，我查阅了很多书籍资料。许许多多的人看到了这本书的价值，在我著书过程中提供了各种帮助。如果没有他们，这本书就不可能完成。他们中有曾经的战俘，有潜艇官兵，也有一些是普通公民，总共有50位之多。他们的书信、采访记录、录音为这本书增添了更多的个人色彩。尽管有时候揭示内心深处的想法并非易事，但他们仍竭尽全力给我提供帮助。在爱国主义与为国牺牲显得过时与陈旧的今天，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当代人照亮那一代人所走过的世界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