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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往来于新加坡

在丰桥丸被鱼雷击沉的同一天,另一艘船载着更多战俘到达了新加坡,其中就有荷兰皇家东印度群岛军队指挥官弗朗西斯·J. 庞德(Frans J. N. Ponder)。庞德对韩·特·普特将军几乎不战而降的行为倍感耻辱,在爪哇率部抗争,后来在巴达维亚被俘。6月4日,他和大约500名荷兰战俘被送上丸二号上。这是一艘约300吨的旧货船,在枪托的驱赶下,大多数战俘被塞进了货舱中,不过庞德很幸运,在甲板上获得了一席之地。

船艰难地驶出了港口,在强风大浪的推动下前进。由于厕所在甲板上,那些在下层晕船的战俘总是无法及时爬上去,很多人在梯子或者甲板上就呕吐起来。庞德回忆:“不久船上就一片狼藉,臭气冲天。”除了晕船,很多人腹泻。日军贴出公告,要求控制使用厕所的次数,可是这个要求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前往新加坡的5天航程中,部分战俘死亡,尸体被扔进海里。幸存的战俘在6月9日下船的时候排成数排,日军用胶皮管子冲洗,然后这些荷兰战俘步行到了樟宜。27

并非所有战俘都是通过海路往来于新加坡,一群600名战俘组成的队伍曾在6月18日离开樟宜,乘火车前往新加坡。在新加坡,他们被塞入闷罐车,然后运往北方。两天后,4支600名战俘的队伍通过火车被运往北方。这些队伍都由零散的军队组成,其中包括英印第3军、英国第18师、新加坡军营的部队、马来联邦志愿军、当地欧洲人组成的部队。这3000名疲劳、饥饿、情绪低落的劳工部队在班蓬下了火车。此处的铁路向东延伸前往曼谷,向西通往缅甸新铁路的枢纽。接下来的两年时间,班蓬成了数千名劳力的聚集之地。

并非所有从新加坡出发的战俘都被运往缅甸实施缅甸铁路修建计划。7月初,婆罗洲古晋司令部的参谋山田正阳来到樟宜寻找劳力。他挑选了包括145名军官在内的1500名澳大利亚军人,把他们运到另一个新的神秘战俘营,在那里工作不算繁重,而且食物充足。

沃尔什(A. W. Walsh)中校指挥的第10团第2营,代号B部队,被带上了宇目丸,这是一条由川崎重工株式会社在1919年建造的5859吨重的货船。战俘被分别押在3个舱里,340名在前舱,760名在中舱,400名在后舱,于7月7日出航。第20团2营的二等兵汤姆·伯恩斯(Tom Burns)在日记中提到,船上只有2个水箱,每个占地约2平方米,分别放置在船头和船尾。3天时间水箱里的水就被用尽了,于是人们就从绞车上弄水,或者偷日军补给的水,而这两种行为都是被禁止的。这艘船最近运送过煤炭,甲板上到处都覆盖着一层细细的黑灰,这些微小的尘粒似乎要渗入人身体的每个毛孔中。

伯恩斯写道:“这让我联想到奴隶船的景象,甚至没有什么能够和这条恐怖船相比。”战俘们发现并没有舰船护航,而且水手和看守数目不多,于是就讨论夺船的可能性,而高级军官们则认为应该等待更好的时机。

威廉姆·杨(William Young)是澳大利亚皇家部队2团29营的二等兵,他只有16岁。他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凭直觉他觉得宇目丸是一条幽灵船,所有人的灵魂登船后进行最后一场旅程,这次旅程将有去无回。战俘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舱中,用尽力气呼吸着潮湿污浊的空气。最后,日军在帆布上开洞,让空气透进货舱里。杨用讽刺的口吻评论日军的行为:“他们不想触及作为人类的底线,给我们食物:柠檬绿色、散发硫磺气味的米,用这种米做成的稀粥的确是与地狱船最相配的食物。”很多人身患痢疾,杨称他们为“喷射机”。他说,自己终于理解什么叫“通过针眼拉屎”了。厕所在船的侧方,数量太少,距离太远,很多人来不及到达就已经忍不住了,只能让“黄褐色的炸弹”倾泻而出。不过这也有一个好处:难闻的气味让看守不愿轻易靠近。

伯恩斯在经历了几天航行之后写道:“上帝,太可怕了。不少战俘身患重病,刚刚走出医院,我相信很多人会在这次航程中死去。”

宇目丸仅以9节的航速沿着赤道向东缓缓行驶,杨抱怨道:“这条船简直就像蜗牛爬行,似乎常常后退而不是前进。”而且天气酷热,他说:“如果有鸡蛋的话,在甲板上就能把鸡蛋煎熟。”杨忍不住遐想起来:“如果有鸡蛋、一点盐、番茄和熏肉的话……”一些战俘们猜测他们的目的地是日本,而有些人则认为是山打根。

一个人问:“山打根到底他妈的在什么地方?”

别人回答:“在可恶的婆罗洲。”

另一个人问:“婆罗洲!婆罗洲在哪里啊?”

没有人知道到底要去往何方。第一站是米里,这是距离西海岸三分之二路程上的石油城镇。晚上,杨和乔伊·克罗姆(Joey Crome)站在厕所和储藏室之间壁龛前的护栏处,看到了一片黑暗海面另一边迷离闪烁的灯光,海面平静,他们正谈论能否游泳到达对岸。

一人说:“你认为怎么样?”

另一人回答:“小意思。”

“你先跳吧。”

“不,你先跳。”

这时,船上厨房的门开了,日本厨师拿着一桶上层甲板的泔水走了出来,倒入海中。泔水刚刚入水,水面突然如同沸腾一般,几百条鱼上下攒动争食,激起粼粼的银色波纹。突然从海的深处浮起一条大个的鲨鱼,鱼群四散奔逃。

杨和克罗姆见此情景,默默地站在原地。远处迷离如同幽灵一般的灯光似乎更加寒冷,货舱仿佛倍加温暖,他们返回了舱内。

宇目丸于7月17日到达北婆罗洲首府山打根,在那里仅有70名欧洲人。他们在日军登陆4个月后,即1942年5月开始遭到关押,而后日军把他们聚集起来,送往距离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布哈拉岛,岛上有麻风病院。B部队到达山打根后,伯恩斯一脸乱蓬蓬的胡子,面容憔悴,满身煤灰地走下船来。终于能够伸展四肢了,他非常高兴。放眼望去,他觉得山打根风景如画,四周悬崖耸立,散落着许多红色屋顶的单层建筑。当地人在水面上打桩建房,周围的山上也点缀着一座座美丽的房屋。战俘们边走边唱澳大利亚的著名歌曲《行囊的华尔兹》(Waltzing Matilda)。从港口向内陆走了大约13千米,来到了一座曾经是英国实验农场的地方作为营地。原本准备安排200名日本居民居住在这个农场里,现在情况有变,这里成了1500名澳大利亚战俘的战俘营。战俘们要在附近修建一座机场和一条连接山打根港口的公路。28

对于日军来讲,战俘不仅仅可以用于体力劳动,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用途。1942年3月4日,日本陆军省在朝鲜的日军司令官板垣征四郎发来了一封电报:“由于需要毁灭朝鲜人对英国和美国的崇敬与羡慕,同时需要让他们对我军的胜利建立充分的信心,请把1000名英国战俘和1000名美国战俘押到朝鲜,朝鲜总督和军队都迫切希望能够满足这一要求,请给予特别关照。”第二天,战俘营就发出了回复,可以将1000名“白人战俘”送到朝鲜。为了打赢对朝鲜的心理战,带着铁链的英美两国战俘出现了,这件事本身就有巨大的价值。因此,5月份,在马来亚的第25军草场辰巳中将亦命令将白人战俘交给驻朝鲜的日本陆军。

8月12日,1500名战俘步行到达新加坡码头,汤姆·汉凌·韦德(Tom Henling Wade)中尉就在战俘队伍之中。很多部队投票赞同前往日本,他所在的部队是其中之一,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日本的温度适中,天气更有利于健康,而韦德并不认同这种看法,他并没有投票。为了保证所有战友都在一起,韦德决定和队伍同行。他们被带上一艘生锈的旧货船,船舷入水很深,在码头上只能看到舰桥和烟囱。战俘们必须待在船上一堆堆的铝矾土中,抱怨声不绝于耳。有人说道:“用303发子弹就可以打沉这艘船。”

亚瑟·佩息发(Arthur E. Percival)中将站在战俘中间,由于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他一直是别人指责诟病的对象。1500名战俘中,有400名军衔很高的技术军人、工程师、军官。将军向日军强烈抗议了整整3个小时,表示这艘船不可能挤进1600人。结果出乎意料,日军居然听从了他们的意见。军衔较高的400名战俘被安置到了更大的英格兰丸上。和大多数这种运送战俘的海上航行一样,当时使用厕所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私人空间。佩息发表示,“真的为将军们感到难过”,然后又加上一句,“也为我自己感到难过”。

韦德和剩下的1100名战俘被送上了3829吨重的货船福海丸上,这艘船在1898年建造于英格兰,破旧不堪,锈迹斑斑,船上有一个极高的旧式烟囱,韦德把这条船称作“烟熏船”。日军命令战俘们脱下衣服,给每个人身上消毒,涂上药粉防止虱子滋生,然后战俘们穿上衣服上船。他们被分别安置到前舱和后舱中。每个舱的上半部分都用架子隔开,每层上下各留有大约0. 9米的空间。这么小的空间没人能够站立或者跪下,架子上的人只能保持平躺、静坐、爬行的姿势。船起航4天前,战俘们脱下短裤,一动不动地坐在草垫子上。甲板上也没有地方,到处都是绞车、大桶、筏子、板条箱、1间厨房、1个冰柜、1个水箱。战俘们每天吃两顿饭,食物是米饭和面粉加水做成的稀汤。有一次居然有18罐爱尔兰炖菜罐头,这成了所有战俘的一次大餐。船上的战俘几乎都是英国人,只有100名左右的澳大利亚人。韦德很高兴能够有澳大利亚人在船上同行,因为他很喜欢澳洲战俘在深夜吟唱《行囊的华尔兹》。随着南十字星座渐渐沉下海平线,韦德逐渐坠入梦乡,一边想象着自己重获自由,一边自问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船队在西贡作了短暂的停留,然后就继续朝台湾出发,于8月29日到达高雄。根据荷兰第4团第2营皇家部队的记载:“旅程颇为艰辛,我们在中国海域遇上了3场台风,食物还可以,我们被关在货舱的‘狗窝’里;双层卧铺,卧铺上边只有0. 9米的距离,仅仅能够平躺。”在高雄,部分军官被带下英格兰丸,前往屏东。珀西瓦尔注意到这座俘虏营“毫无可取之处”。日军迫使战俘在沉默不语的台湾民众前列队行进,并签署承诺“绝不逃跑”的文件。部分战俘留在了屏东,其余的战俘被送到花莲的海岸地区,在那里,战俘们遇到了从菲律宾来的另一些美国高级将领。

在福海丸上的战俘被迫充当码头装卸工,在两星期时间里卸下了船上的铝矾土、煤炭、大米,然后继续他们的航行。24名患有重症痢疾的病人被留在高雄。天气变得寒冷,而且风暴多了起来。食物越来越少,“冰柜”被打开,里边装的是腐烂的猪肉,猪肉闪闪发光,表面上斑斑驳驳遍布绿色的斑块。厨师把最差的部分割掉,把剩下的部分做成汤分给战俘。韦德中尉回忆道:“我们1100人都患上了腹泻。”6个木质厕所前都排起了长龙。

9月22日,战俘们在新加坡登船41天后终于到达了朝鲜釜山。所有登上日本帝国土地的战犯都要例行公事——脱掉裤子,弯下腰去,日本医生向他们的直肠里塞进一个玻璃棒。没人知道这种做法的原因是什么,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绝对不是医疗措施,因为两周时间里,10人由于痢疾死亡。

战俘们穿上裤子,在接受日军照相后,被宪兵队盘问。宪兵队是日本的秘密警察,相当于德国的盖世太保。1个连的宪兵穿着红色的猪皮靴,臂上的袖章写着“宪兵”,检查这些衣衫褴褛、精神萎靡的战俘,从他们身上拿走仅存的戒指、手表等个人物品。

日军让釜山的朝鲜居民沿着大街列队观看,战俘们排成4行,在主要街道上行走。日本军官骑马走在队伍前边,日军守卫在侧面随队前进。在炎炎烈日之下,他们行走了一整天,仅仅休息了两次,每次都在学校操场附近,日军允许孩子们向战俘吐口水。

经过了这一番严酷考验之后,战俘被带到火车站,运往汉城。战俘们要重复之前备受羞辱的游行,一切都结束以后最终到达了战俘营,在那里,他们度过了此后的2年岁月。一些战俘在次年身亡。宪兵队很享受这种公开羞辱敌人的“表演”。这种在公众场合贬损侮辱敌人的行为在日军占领区已经成为惯例,而且进行得非常顺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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