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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从菲律宾运送战俘

除了吕宋岛,美菲部队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棉兰老岛。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准将指挥第61、81、101师,几乎集合了菲律宾的全部人马。5月8日,在温赖特投降两天后,他们也放下了武器。很多菲律宾士兵投降后融入当地的“景色”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美国士兵则被关押在北部海岸的戴尔山和棉兰老岛中部山谷里的马拉巴雷。34

日军几乎立即开始在各个岛屿之间运送战俘。7月份在奥唐奈战俘营里,日军要求战俘志愿搬到菲律宾其他的几个岛上去,并把这些人分成几组。很多战俘抓住了这个机会,不惜一切逃离奥唐奈战俘营这个人间地狱。西德尼·斯图亚特(Sindney Stewart)是战俘中特别的一员,他看到血或者别人受伤就感到恶心想吐,他和其他几百名战俘上了一艘岛际汽船,从马尼拉到宿雾市,再到棉兰老岛西南部的三宝颜,再到达沃。汽船上的条件比战俘营里好得多,食物充足,看守甚至会与战俘开玩笑。在码头,看守允许菲律宾人投水果给战俘。到了达沃,战俘下船,登上卡车向北行进,他们被送到前达沃流放地。前达沃流放地的犯人被送到巴拉望岛上的麻风病院。接下来的几周里,从戴尔山来的陆军航空兵战俘让这里的战俘数量增加。

7月份,奥唐奈战俘营关闭,多数战俘被移送到甲万那端的一个战俘营中。7月24日,战俘营接到电话要求增派劳力,日军选出了甲万那端的346名战俘,他们要前往比利彼得监狱,其中有100人乘坐轨道车。然后这些战俘从比利彼得监狱来到了马尼拉港。这些战俘登上了三光丸,这是一艘1939年制造的5461吨涡轮汽船。所有战俘都被安置在一间船舱里,翻译告诉他们“未来三个月的时间”,他们会吃到“美国食品”,一切都会“非常舒适”。

战俘中有第4海军陆战团的唐纳德·托马斯(Donald Thomas)中士,他在克雷吉多被俘,最初几个月里在比利彼得监狱度过。托马斯描述说这艘汽船是“一艘中等大小的货船,拉着补给品和日本士兵”。一般说来,一个人不会常常乘坐监狱船航行,但是托马斯却表示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监狱船之一”。那次航行平安无事,战俘甚至可以在船上漫步。这艘汽船航行了560千米到达巴拉望岛,于8月1日停泊在普林塞萨港。

经历了这次航程的还有战俘亨利·克雷·汉德森(Henry Clay Henderson)。他曾经在供应联络船康能普斯号上工作,在船遭到轰炸沉没之后,他被留在克雷吉多继续战斗。汉德森回忆,战俘们在甲万那端度过了几个月后,身体状况很差,他觉得这些战俘完全不可能去工作,直到他们遭到日军用“棍棒提神”,这种方式“非常适合激励工作”。战俘们砍伐桃花心木和椰子树,他们双手由于一直使用斧子和铁锹,没用多长时间就变得血肉模糊。汉德森回忆说,“我们几乎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之下全裸工作了27个月。”

战俘们在第10战俘营居住,这栋建筑原来由警察部队所有,现在已经荒废。第4海军陆战团的乔治·伯莱奇(George Burlage)下士觉得这是一处很美的地方。四周是楼房,围成方形,每侧楼房都有阳台,中心广场上种满了椰子树。这些房屋建在斜坡上,一楼是大厅和储藏室。这些营房能够容纳300多人。勃莱奇回忆道:“我们每个人都分到了一块长1. 2米,宽0. 9米的地方,好像一块墓地。”

两年时间里,他们建成一座飞机场。战俘清理热带雨林,用锤子砸珊瑚,混合、倾注大量的混凝土,于是一条长超过1371米,宽68米的跑道建成了。在这段时间里,大约50名战俘由于工作过度、饥饿、缺医少药等原因死亡。

在马尼拉,战俘在码头工作,梅里特(J. D. Merritt)也在其中。码头上,战俘们把补给品装船,船把东西送给在巴拉望岛上的人。梅里特用老式的手绞车,把补给品装上小型岛际汽船——名贺号和公主岛号。这两艘船负责把补给品运往巴拉望岛。梅里特“狠狠地打过几次架”,因为有些“恶棍”想偷取红十字会的包裹,而这些包裹是给巴拉望岛上“我们的小兄弟”的。35

8月15日,在棉兰老岛马拉巴雷附近的卡星战俘营,日军召集了所有的将军、上校以及他们的传令兵,让他们登上一艘小货船丸三号,准备向北起航。其中包括威廉·夏普准将、盖·福特(Guy O. Fort)、约瑟夫·瓦尚(Joseph P. Vachon)、曼纽尔·罗哈斯(Manuel A. Roxas),曼纽尔·罗哈斯在战后成了菲律宾第一任总统。他们被送往台湾和朝鲜的各个战俘营。

同时,日军在吕宋岛正在集合更多的战俘,自从投降以后一直被关押在马尼拉的温赖特将军于6月9日被带到打拉战俘营,和他同去的还有从奥唐奈和比利彼得来的高级军官。8月11日,他们吃了早饭后被沿着公路前进,被带到火车站。15名将军、106名上校、一定数量的传令兵乘坐火车向南行进。然后他们被塞进卡车,回到马尼拉码头。在那里他们看到了一艘名为“酌丸(Stinko Maru)”的轮船。

重7149吨的客货两用船长良丸在1934年由横滨船坞公司建造,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有。在码头上等了一个多小时,战俘们看着轮船装货。这时,日军突然下命令向后转。温赖特从肩头偷眼望去,明白了原因。长长的一队日军士兵站在码头防波堤上,好像以前救火排成一字长龙传递水桶一样。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们把数以百计写着名字的小纸壳盒子一个一个传递上船,每个小盒子里是一名日军士兵的骨灰,这些骨灰要被送回日本的神庙之中。日军不想让战俘知道他们的人员损失。

在等待期间,温赖特和一名能说英语的日本军官谈话。从军官口中得知他们要被送往台湾花莲,而不是日本。这名军官说,温赖特会喜欢花莲的,那里有很多鱼、水果、肉、糖,而且还有海滨浴场。温赖特只是无力地微笑着,他以前已经听过类似的承诺。

只有180名战俘进行了这次为期两天的航行,尽管如此,温赖特和金将军还是像牛一样被塞进货舱里。他们把两张长的木架子作床,两个架子从船体隔离壁伸出来1. 8米。每个人有大约0. 8米的空间。温赖特和金共用一个在甲板上的小船舱,日军命令他们不得离开这个小房间。虽然如此,他们享受的条件在所有战俘受到的待遇中算得上是最优越的。

8月14日,长良丸进入了台湾西南海岸一处几乎被陆地环抱的港口。它抛锚停在了另一艘大船的尾部。战俘认出了那艘大船是哈里森总统号,在战争初期被日军缴获,然后被重新命名为鞨鼓丸,后来又被命名为胜丸,它同样也是地狱船中的一员。

战俘们在甲板上排成一列,再次接受痛苦的体检,在温赖特的叙述中,这次体检“专注于直肠”。日军命令所有战俘回到货舱中,舱内生活着数以百万计的臭虫,在超过37℃的气温之下个个脑满肠肥。第二天早晨,战俘们才被放出货舱。温赖特获得了一份“大奖”,被迫作摄影师和一名日本艺术家的模特。然后战俘们登上了一艘“邪恶的小汽船”向东驶往花莲。

这些战俘是第一批到达“新家”的人。接下来几周到达的战俘来自东南亚、东印度群岛、菲律宾,其中包括亚瑟·佩息发将军、英国将军伊恩·麦克雷、海斯、莫顿·贝克维斯·史密斯,还有夏普将军以及棉兰老岛上剩下的战俘。来到花莲的有405位在西南太平洋战场上被俘的高级军官和行政人员。36

9月初,第一组从菲律宾前往日本的战俘在马尼拉集中。和平时一样,谣言四起,有人传言红十字会通过协商达成了交换战俘的协议。甲万那端战俘营的500名战俘中有100人被挑选出来,第192装甲营B连的战士列斯特·坦尼(Lester I. Tenney)也在其中,他登上了前往马尼拉的卡车,欣喜若狂,以为自己即将登上奔向自由的轮船。

在马尼拉海湾,坦尼的希望破灭了,他们的目的地是日本。战俘们在一艘既小又残破的货船上,这艘船看起来至少有30年的历史了。坦尼回忆说:“船需要重新刷漆才能保持钢材免受锈蚀。”他沿着跳板登上了这艘叫作床丸的船,一名正在码头上工作的美国战俘向他打出“V”字手势。这艘船的状况不适合航行,尤其对于像坦尼这样的“旱鸭子”来说更是如此。37

尽管坦尼并不懂烹饪,但是他还是志愿做厨师,因为他希望能够多获得在甲板上停留的时间。床丸在9月5日起航,没用多久,坦尼就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这份工作,船上不需要一个晕船的厨师。一个老水手很快就发现坦尼为什么花那么长时间趴在护栏上。他骗坦尼说真正的水手会吞下一块一端系着绳子的咸猪肉,然后慢慢把咸猪肉拽出来,经过这种训练就不会呕吐。坦尼照着做了。但是,结局让他大失所望。他不得不又跑到护栏上,几乎把内脏都吐了出来。一名日本军官发现了这种情况后,坦尼的厨师生涯就此结束,他回到货舱和其他496名战俘待在一起。

空气污浊,看不到海平面,坦尼感到越发难过,向北的航程如同地狱一般煎熬。货舱大约15米长,15米宽,每个人约有不到半平方米的面积,地面距离顶部6米,只有通顶部偶尔开启的舱门才能进来光亮和空气。唯一的一个梯子通向甲板。战俘们把排泄物倒进桶里,然后爬上梯子,把排泄物倒进海里。木板覆盖着钢制甲板,因为上次航行中这艘船运的是马匹,战俘们只能睡在浸透着马尿气味的木板上。他们的衣服和身体都充满了马尿的气味,坦尼真想不惜一切获得洗热水澡的机会弄掉身上这股恶心的气味。

日本军官建议战俘在货舱里进行体育锻炼以保持身体健康,对于这些每天只能按照配给分得两个饭团和一杯稀汤、整日饥肠辘辘的战犯来说,这项建议是个大笑话。所有的战俘都要比正常体重轻30%~40%。每天晚上都有人疟疾发作,全身冰冷哭喊着要毯子,有人觉得浑身滚烫,尖叫着说身体要燃烧起来。

坦尼讨厌黑暗中的噪音,每一分钟似乎都是永恒的吵闹。其他战俘的呼吸声对他来说似乎和指甲在黑板上划过发出的噪音同样难以忍受。一些人完全崩溃了,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承受任何声音了。

新墨西哥州第200海岸炮兵部队的一名下士耶稣·希尔维亚(Jesus Silvia)有一对骰子,为了保持清醒,坦尼努力和他待在一起玩骰子。他们制定了规则,开始组织双骰子赌博游戏。几天之后,他们赢了不少钱,可是一名战士投入了过高的热情,弄坏了骰子。在某种程度上,游戏让他们暂时远离了焦虑与痛苦。

床丸急需修理,于是在高雄停留了14天,在船只接受修理期间,日军命令战俘采摘香蕉,并把香蕉吊上船,准备运往日本。日军警告他们决不允许偷吃。6天以后,床丸已经修好,可以继续航行。在25日起航前,日军给战俘一系列书面指示:在上船前上厕所,清空大肠与膀胱;战俘可以得到定量配给的米饭,一日两次;不准战俘抱怨食物不好;当便桶满了的时候,要向看守报告,然后把桶拿到甲板上,把内容物倒入海中;没有命令禁止爬上梯子;禁止触摸船上的物品;不得违抗命令;不得大声说话;除了在货舱中,禁止任何人活动。

日军的确严苛要求战俘遵守上述指令。一天晚上,一名战俘受到疟疾发作的折磨,而且他还患有痢疾,于是他呼喊着要求到上边去透透气。没人能够阻止他,他大喊着爬上梯子。一名看守打开了上边的舱门,把他拉了上去,当他的头到达甲板的位置时,看守向他的颈部狠狠戳了一刺刀,他摇晃了几下,坠入舱中。直到一个小时以后,医务人员才赶来给他止住了血,并把伤口缝合。因为有人不遵守规定,其他人也要受罚,那一天所有人只能领取一次配给米饭。这就是日本人的公平。

坦尼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尽快解除这场恐怖的航行。似乎是回应他的哀求,坦尼听到了汽笛声。那是10月7日,他们到达了日本门司。在码头边,日军让战俘们脱下衣服,然后向他们身上喷洒驱除虱子的化学药剂。然后日军给他们分发木屐和日式服装,但对他们来说都太小了。坦尼和他们一组的500名战俘被押到福冈的煤矿里做工。38

一小队战俘在9月17日离开甲万那端,人数大约300人,他们步行抵达马尼拉南部,他们在那里的比利彼得监狱等待了3天,然后登上了重6989吨的利马丸。这是一艘双螺旋桨推进的航船,由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有,1920年建造,长136米,巡航速度12节。第4海军陆战团的奥迪斯·金(Otis H. King)把这艘船称作“又老又锈的货船”。他听说这组战俘中有13名上校和3名将军,甚至一些军官的传令兵还拿着上司的高尔夫球杆,不过他对日本人允许盟军军官玩高尔夫球深表怀疑。

这300名战俘被关进面积狭小的前舱里,人们一个个肩挨肩地站着,舱里的空气一下子就变得污浊起来。舱门关闭,仅有的两个40瓦灯泡在头上摇摇晃晃,散发着惨淡的光芒。另一个货舱中有2000名日本士兵,金说:“这让我想起旧时奴隶船上的景象。”他很幸运,自己的位置紧靠货舱壁,可以不时地倚靠在舱壁上休息一下,那些在中间的战俘只能彼此层叠睡觉,而且舱中没有厕所。一名战俘估计船驶向日本;另一个人不同意这个推测,觉得日本人口过剩,不会接纳他们的。还有一名战俘仍然没有失去幽默感,他说已经在菲律宾杀掉足够的日本人给他们让出地方,他又说道:“或许日本女人需要我们的服务。”

利马丸在9月21日起航,4天航行以后,日军让战俘们来到甲板上使用舷外厕所,用海水洗澡,让脏水沿着甲板流到旁边。每天的食物就是放在个人饭盒里的两个饭团和一碗稀汤。没人喜欢这种食宿,不过金承认:“这样的生活和后来地狱船上的经历相比简直就像乘坐游轮出海旅行一样。”尽管如此,仍然有8名战俘在这次航行中死亡。

这次航行花了13天到达高雄。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0月5日,战俘们下船,乘坐火车北上,来到一座小城镇。金记得那里名叫台中。他们前往日本的行程延后,战俘们下个月将在采石场工作。出海之前,日军让战俘表明自己的职业,一名战俘说自己是“电话线修理员”,希望能够获得户外工作,这样就有更多的机会逃跑。到达日本之后,这名战俘最终在横滨的一家电器商行工作。39

9月,更多的战俘被送到新加坡的樟宜,那里是一个战俘集散地,战俘们在那里被送往缅甸、婆罗洲、日本。而在帝汶岛被俘的澳大利亚“麻雀部队”中,有1000多人被送到于萨帕·贝尔萨战俘营,他们在那里被关押了6个月。这座战俘营的条件还算可以,对战俘的态度也说得过去。战俘们坐在海边的椰子树之间,沉思凝望,暗自琢磨澳大利亚部队什么时候能够营救自己,因为距此640千米的达尔文港就有澳大利亚部队。可是没人营救他们。7月26日,一艘俘获的1871吨的荷兰船把一部分战俘从帝汶岛的普康运送到爪哇,到达时间是8月5日。9月初,被定义为“肮脏、锈蚀、老旧的流动货船”的西丸也从帝汶岛来到爪哇。这艘船原本是英国船卡尔根号,作为客货两用船重2655吨,由斯科特造船工程公司在1921年建造,1941年12月在曼谷被缴获。西丸在泗水停留后,装载了1500名东印度群岛荷兰皇家部队士兵和澳大利亚战俘前往丹戎不碌港,于9月12日到达。跟随其后的是5813吨的大日丸,于1922年制造,当时归板谷商船公司所有。大日丸上装着更多荷兰战俘和“麻雀部队”剩下的战俘,9月23日从普康出发,29日到达泗水。

西丸上的战俘被关押在巴达维亚的拜希克战俘营,当时在这座战俘营中有约500名英国战俘、500名美国战俘、2000名听命于布莱克伯恩(A. S. Blackburn)旅长的荷兰战俘。后来日军下达命令,让英国战俘开始准备行囊。9月14日午夜,战俘们从床上被叫醒,开始向码头行进。这473名战俘中,大多数是英国皇家空军,还有一名澳大利亚空军中尉查理·约翰斯顿(Charles Johnstone)。约翰斯顿出生在墨尔本,1940年在澳大利亚征兵时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现在他和部队长途跋涉,在接近傍晚时分筋疲力尽地到达码头。“2016号”船等着他们,战俘们列队、报数,他们的身上都被喷上消毒剂。上船后,每个战俘都领到一条长0. 7米、宽0. 25米的毛巾,上面还有一条细带子,这是缠腰带,即他们的标准着装。看守不准他们和其他的战俘混在一起,但是他们分不清楚英国皇家空军和澳大利亚皇家部队,所以战俘们实际上都自由混合在一起。约翰斯顿很高兴即将离开巴达维亚:“我们真的度过了很艰难的岁月,未来的日子可能会更糟糕,我们的未来无法预测。”

隶属皇家空军的战俘被安置到一间小船舱里,沿着舱边建有一层一层当作床的板子,他们不适应这里的环境。那些从帝汶岛上船的战俘告诉他们,最好让一部分人在晚上睡觉,一部分人白天睡觉,因为不论早晚只允许一半的人在甲板上活动,所以应该建立登记系统保证每个人都能轮到。6个小“隔间”作为厕所修建在边上,可是痢疾蔓延,战俘们一天24小时挤在一起,约翰斯顿说:“日本人允许我们在船尾小便。”

战俘们的食物是米饭和鱼头熬的汤,每天两次用桶吊下货舱。一间储藏室里装满了鱼,厨师把鱼头和鱼尾切下来,加入陈旧的酱油熬煮,鱼头漂浮在汤表面。约翰斯顿回忆说:“那么多鱼眼睛看着你,加上气味和颜色,那种汤简直像是呕吐物。每次都会剩下好多。”看守吃的是干净大块的鱼排,嘲笑战俘们的痛苦。约翰斯顿还嘲讽地总结道:“这种汤真的是天才的发明,不但日本人向白人复仇,而且他们还处理掉食物残渣,一点儿都不浪费。”

西丸花了4天时间到达新加坡,3名战俘死去,尸体被扔进了海里。不清楚他们的死因,罪魁祸首很可能是痢疾。很多战俘病得很重,没有办法到达厕所。船上的恶臭和颠簸让本就晕船的战俘更加难过。约翰斯顿记得曾经看到有人爬上梯子,但是没有办法控制胃肠痉挛,以致直接把大便拉在了梯子下边人的脸上。

当船抛锚靠岸的时候,战俘们几乎要欢呼起来。这群蓬头垢面、臭气冲天的战俘为岸边的人提供了一场有趣的“风景”。战俘最近在巴达维亚被剃光了头,看起来像一群刚从猪圈放出来的猪。在他们步行走向樟宜的路上,又有一个人倒下死去。午夜时分,战俘们到达了残破、空旷的印度旧兵营,兵营里到处散落着大口袋,战俘们不由自主地躺倒在袋子上昏昏睡去。3周之后,他们还将继续自己的行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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