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上海继续北上，触摸船体可以感觉到温度下降，沿着黄海边缘行驶，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毫不留情，船的最前部和最后部开始变得寒冷，让人难以忍受。原来战俘们把身体紧靠船壁求得一丝清凉，现在他们都尽量避免和船体接触。以前由于天气炎热战俘们尽量避免彼此靠近，现在他们尽量靠在一起保持体温。哈尼现在已经没有呼吸困难的问题了，当下的问题是如何让没有脂肪的身体保持一定的温度。罗伯特·戴维斯用《圣经》上的话语形容战俘：“人们衣衫单薄褴褛，瑟瑟发抖，1700名‘约拿’身处潮湿、漆黑的地狱深处。”

长门丸最终于11月24日到达日本门司。戴维斯记不得上次看见太阳是什么时候了：“我记得第一次站起来走出舱门的情形，我们摔倒在甲板，如同鼹鼠一样眯着眼睛环顾外边的世界。”战俘们蹒跚着走下舷梯，这是他们数周以来第一次使用腿部肌肉，有些人几乎无法行走。日军在码头把战俘衣服脱光，用橡胶管向他们喷水，给他们消毒，注射疫苗。战俘们感觉像是到了天堂。

米勒中校回顾这次航行，奇怪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恐怖的事件。战俘们的脸看起来很奇怪，似乎短短几个星期他们就老了好几岁。在被带到大阪之前，米勒最后看了一眼长门丸，不禁浑身颤抖。他希望看到长门丸倾覆、沉没，最终消失在水中。过去几周的经历仿佛一场从未有过的梦魇。63

最后一艘从新加坡开往日本的船只于11月28日出发，第131炮兵团的弗兰克·藤田要再次踏上航程。他是萨普中校的部下系红布带士兵中的一员，在10月份他们从爪哇出发乘坐乾坤丸到达新加坡。上次他们没能成行，但这次他们要开始这段旅程了。藤田以为同一队的人会一起离开，可是萨普中校手下第五队的人大部分都留在了樟宜。

出发前一天，一名军官设法用巴特利部队的薪金为美国战俘买了英式羊毛军装和平头钉鞋。于是战俘们衣冠楚楚地登上卡车，来到码头。在码头上聚集了被称作“C部队”的2213名战俘：500名美国士兵、563名澳大利亚士兵、200名英国空军、950名荷兰士兵。在罗波斯顿（A. E. Robertson）上校辖下的澳大利亚士兵来自亚当园战俘营。在那里他们修筑了纪念日军在新加坡武吉知马战死的日军纪念碑，澳大利亚士兵莫伟恩·格洛瑙（Mervyns Gronow）表示，这份战俘营的工作后来救了他们很多人的性命，“在那里我的身体逐渐恢复，工作毁坏了一切……我们有东西吃。我们还得到了南非红十字会的包裹。”

这群战俘人数众多，他们要登上的也是一艘大船：横滨船坞公司于1930年建造的客船秩父丸，重17256吨，航速21节。1939年，这艘船转而归日本邮船株式会社所有，重新被命名为镰仓丸。1941年，这艘船被征用作为医疗船之用。日军把几艘大型班轮改造成护卫舰，镰仓丸于1943年进行了改造。

根据巴特利部队的威廉·维萨吉（William A. Visage）的讲述，这艘船上载有日军从东印度群岛运走的走私物品。船上还有很多货物，所以战俘们不得不待在甲板上，船在热带海域航行的时候坐在甲板上的感觉非常舒适。藤田注意到一名曾经和他们一起从爪哇出发乘船，绰号“牤牛”的日本中士也在船上。他很吃惊，不知道“牤牛”究竟有多大权力，他曾经管理多名战俘。“牤牛”是个身材不高，粗壮结实的人，他身形笨重，如同一只大猩猩。如果战俘犯错，他一定毫不留情地痛打一顿，不过他手下的日本看守如果犯错，他也同样严厉教训。藤田就几次见到他当着战俘的面暴打自己的部下。

穿越中国南海的航程很惬意，食物充足，天气舒适。藤田回忆说，最难以忍受的情况是船上明明有充足的淡水，可是战俘却只能分得一罐茶水，而且要凭借这罐茶水坚持直到台湾的7天航程。11月5日到达台北后，战俘想要多少茶水日军就给他们多少茶水。藤田说：“我们始终不能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方式。”

向东北方航行穿越中国东海时，天气变得寒冷，战俘们披上所有能用的羊毛衣物，仍然不足以抵御夹杂着冰雹的暴风雨。滔天巨浪拍打着船身，溅起高高的浪花让战俘们完全湿透，他们希望能够进入货舱躲避。战俘们没有多少毯子，食物也缩减成每天3舀米饭。维萨吉回忆，他们衣服湿透以后，脱掉衣服，只剩下短裤，紧紧地彼此依偎在一起取暖。美国战俘没有人死去，但几个荷兰战俘却罹患肺炎丧命了。

12月7日，偷袭珍珠港的纪念日，镰仓丸在一个大城市的港口停泊。藤田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似乎经历的一切曾经看到过，别人告诉他这座城市就是长崎。藤田的父亲在1914年就是从这里离开移民到美国去的。藤田不禁暗想，在远处海滩向他们观望的人群中或许有自己的远亲。64

最后的地狱船将在1942年离港。12月4日，11艘船分成3组从上海出发向南航行，这次行动被称为“6号转运行动”。B组有大井川丸、乾坤丸、极星丸、巴拿马丸，护卫舰是驱逐舰白露号，船队的目的地是特鲁克岛和拉包尔。5289吨重的巴拿马丸上载有130名中国战俘，船经过台湾、帕劳群岛、特鲁克岛。在特鲁克岛上这些中国战俘下船，日军像驱使奴隶一样让他们修建特鲁克岛上的防御工事。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