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教训，毕竟只是历史上的，仅仅存在于案牍史册之中，对于现实中的人来说，他们既不能亲眼看见，也不能亲耳听闻。这些教训所带来的感悟，远不如亲身经历体会来得直接和透彻。

对于雍正来说，他的大半生都生活于康熙年间，也就是父皇康熙的统治时代，这一时期的生活让雍正对官场腐败有了更加深刻透彻的了解和感悟。

清朝的早期统治者和明朝在许多方面存在相同之处，比如，两朝都保留了不少前朝的政治制度，并留用了大量前朝官吏。对于清朝这样一个由满族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说，要迅速巩固政权，稳定天下局势，必须首先安抚人口基数最大的汉人，而要安抚汉人，最好的方法就是使自己的政权得到文人的支持，尤其是要和当时的南明残余势力相对抗，就更需要争取汉族文士的支持，从这个角度来讲，清朝对明朝旧吏的网罗范围要比明初大很多。

而对于大多数的明朝旧吏来说，他们到清廷做官，只不过是换了一套朝服，剃了个头，留了条辫子，换了个新主子罢了，俸禄、官职等一律未变，因此他们原先在明朝啥样，到了清朝依然还是那个样。 对于明末官吏的腐朽，上一节已经有非常详细的介绍了，正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些明朝旧吏身上的贪腐陋习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有所改变。这样一来，明朝的贪腐之风就被遗留到了清朝。

顺治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个皇帝，虽然顺治是一国之君，但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摄政王多尔衮手中。多尔衮执政期间，先后推行了五大弊政：圈地、剃发、逃人、投充、禁止出关。这些弊政对于清朝本就腐败的吏治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

就当时的客观环境而言，清朝与南明政权长期对峙，战乱频仍，硝烟不断，这也让清廷顾此失彼，根本无暇整顿腐朽的官场吏治。

等到1660年， 南明势力被基本肃清之后， 此时的朝政又被权臣鳌拜把持，鳌拜专权期间， “文武各官， 尽出伊门下” ， “扰害地方， 以至百姓困苦已极” ，此时，吏治的腐败程度比之明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方面是权臣专权，另一方面是吏治腐败，这些也都被年少的康熙皇帝看在眼里。康熙是怀着“察吏安民”的志向登上帝位的，在亲政之前，他对于民生的凋敝和吏治的腐败都有着非常深切的认识，康熙也决心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在康熙亲政之初，他首先要解决的并非是吏治问题，而是皇权的稳固问题，这其中主要包括两件事：

首先是诛除鳌拜。鳌拜嚣张跋扈，就连康熙即位之初的四位辅政大臣都奈何他不得， 更何况是康熙。 等到康熙成年时，鳌拜的党羽已然遍布朝野，所有的朝臣也都唯鳌拜马首是瞻，这严重威胁着康熙的权威和统治。后来，康熙用韬光养晦的方式来麻痹鳌拜，并最终将他一举擒拿处死。

其次是平定三藩。三藩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是清朝入关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三藩分别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他们都曾经是明朝重臣，但后来在明末清初战争中，投降了清朝，并在清朝定鼎中原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等到清朝建立起全国政权之后，便把这三人分别封王，一是想笼络他们，二是想让他们替自己管理边疆。但到了康熙年间，三藩的统治区域成了国中之国，这三人在各自的管辖区内拥有着绝对的控制权，他们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严重威胁了康熙的皇权统治。因此，在诛除鳌拜之后，康熙就力排众议，决心撤藩。后来，撤藩引发了“三藩之乱”，这场动乱席卷了近半个中国，历时八年之久，但最终，康熙还是彻底铲除了三藩。

由于康熙已经经历了鳌拜专权和三藩之乱，并且都取得了胜利，所以此时的康熙皇帝表现出一副锐意进取的姿态。他首先从严惩治了在三藩之乱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些贪腐问题。比如湖南地区是三藩之乱的重灾区，也是官员贪腐的重灾区，康熙对此地的吏治就进行了专门的治理和打击。再比如山西地区，康熙曾经对山西的民生疾苦做过一番深入的调查，钱粮亏空，吏治废弛，苛捐杂税满天飞，私征摊派名目繁多，百姓不堪重负，这些都是康熙一手调查过的，康熙也同样进行了集中的治理和打击。后来，康熙还废除了清初多尔衮所实行的五大弊政，尤其对圈地进行了集中的打击，彻底摒弃了这一弊政。

总的来说，康熙对吏治的治理是由浅入深的，他所采取的措施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康熙重拳出击，严整吏治，尤其对于封疆大吏，打击力度很大；另一方面，康熙大力开展廉政教育，教导官员要廉洁奉公，并大规模奖励了一批廉吏，这其中就包括了被称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

除此之外，康熙还重启了“风闻言事”制度，实行密奏，同时还身体力行，六下江南，亲身考察民情。

康熙的这些举措对于遏制清初的贪腐之风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也使得清朝的吏治状况大为改观。因此，在康熙朝中期，清朝迎来第一个政治清明、民生安逸的社会稳定期。现在看来，康熙对吏治的整治工作，对于此后雍正的大力反腐有着非常巨大而直接的借鉴意义，也为雍正的反腐奠定了实践基础。

但历史总有局限，客观来说，康熙对于贪腐的治理并不彻底，因此，这种良好的吏治状况并没能持续太久，就再一次踏进了贪腐的泥沼。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康熙皇帝本人——在康熙在位的中后期，康熙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从一个锐意进取的法家思想实施者，变成了一个宽仁的儒家学派代表。

康熙皇帝为什么会渐渐养成宽仁的性格特征呢？这还得从他的家庭谈起。康熙皇帝自幼便缺乏家庭的关爱，父亲顺治早早离世（民间野史传闻是出家），母亲孝康皇后也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病逝，只有祖母孝庄皇太后和他最为亲近。在这种家庭环境下成长的孩子，性格往往会表现出仁厚的一面。另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明孝宗朱祐樘， 朱祐樘的童年也是异常坎坷，一直被身为宫女的母亲纪氏抚养，直到六岁才与父皇相认，这种成长环境对于朱祐樘仁厚性格的养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除此之外，就是现实生活的影响。康熙自登基之后，就处于辅政大臣、鳌拜、皇太后等多方势力的角逐之中，这让康熙自幼便充满抱负和理想。青年时候的康熙年轻气盛、意气风发，凭借极强的政治魄力，铲除了鳌拜、平定了三藩和准噶尔。当一个人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这个人很容易产生消极懈怠的情绪，而一旦产生这样的情绪，他就会从原先的积极进取转变为安逸享受。

正是以上这两方面的原因，直接导致了康熙中后期的政治决策逐渐偏向了宽仁。纵观三藩之乱后的康熙朝，我们明显可以发现这个规律：由紧到松、由严到宽。我们从一些史料（《清圣祖实录》等）中摘取了一些康熙皇帝的语录，从这些语录里可以明显看出康熙的政治决策发生的改变。

“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

“朕自幼读书，见大臣多不能保其初终。故立志待大臣如手足，不论满汉蒙古，非大奸大恶，法不可容者，皆务保全之。”

“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若吹毛求疵，天下人安得全无过失者？”

“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

“可为官之人，不取非义之财，一心为国效力，即为好官。”

“巡抚要节礼乃寻常之事， 只须不遇事生风， 恐吓属官， 索诈乡绅富民，以司道为耳目，择州县之殷实者，苛索财物，致亏空库帑，便是好巡抚。”

看到了吗？这就是康熙的思想转变。在康熙皇帝眼中，什么是好官，什么是好巡抚？只要你不扰民，不索诈，即使稍微贪一点点，也是无可厚非的。康熙也知道，本朝官员的俸禄并不高，如果仅凭那点俸禄，恐怕连平常的生活用度都未必够，他又怎么可能在职位上一文不取？因此，康熙对于好官的要求并不苛刻，也不吹毛求疵，只要你在大是大非上不出问题，那你就是好官，就是廉政先锋， 在小事情上腐败一点点， 皇帝是不会追究的。

连皇帝都是这样的态度，下面的官员就可想而知了。我们从康熙中后期的一件大案上，就能看出康熙朝后期官场的腐败程度。

康熙五十年 （1711年） 九月初九， 在江宁贡院门外，大批的考生聚集于此，因为这一天是江宁乡试发榜的日子，所有的考生都在此翘首以盼。等到榜单发布，眼尖的人迅速从榜单上发现了猫腻，因为上榜的人中大部分是官员子弟和盐商子弟，换句话说，就是上榜的人都是有权有势的“富二代”，而在这些“富二代”中，有两个名字最显眼，一个是吴泌，一个是程光奎。为什么这两个人最显眼呢？因为这二人是当地有名的盐商子弟，是出了名的不学无术之人，平时大字儿都不识得几个，怎么可能考上举人？很显然，这次科考存在着严重的舞弊问题，肯定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背地里贿赂了考官，才使那些不学无术之徒中举的。

于是，举子们义愤填膺地聚集到一起，一致声讨此次科考的主考官——左必蕃和赵晋。与此同时，一些举子还把财神爷搬到了夫子庙里，让孔夫子和财神爷并列，并且在江宁贡院的牌匾上贴了张条子，条子上白纸黑字写着两个字——卖完。这显然是讽刺，讽刺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举人，而且举人已经被有钱之人买光了。总而言之，举子们用各种方式对科考考官进行口诛笔伐，一时间，整个江宁城沸腾了。

此时，时任两江总督的噶礼站了出来，他派兵包围了江宁贡院，并将十几名带头闹事的举子抓了起来，还声称要以诬告的罪名论处他们。噶礼的这种做法令众举子更加气愤，他们与士兵发生了冲突，事态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此时，身为江苏巡抚的张伯行，在第一时间，将此事整理成奏折，并上呈给了康熙皇帝。张伯行曾是福建巡抚，在清朝政坛上以廉洁著称，还曾被康熙赞誉为“清官第一”。而下令围捕江宁举子的噶礼，则是康熙身边的红人，是一位满族高官。他此前在山西任职时，就有多次贪赃不法的记录，但并未受到康熙皇帝的惩处。所以，在常人看来，这次张伯行的行为可能会吃亏，因为一旦康熙不追究噶礼的责任，噶礼必然会报复张伯行。

看到张伯行将此事上奏朝廷，身为主考官的左必蕃坐不住了，他也拟了一份奏折，首先承认此次科考存在舞弊行为，并且把所有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了考官方名和王曰俞，他说，吴泌和程光奎这两个考生就是方名和王曰俞推荐上来的，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两个考生是不通文墨的登徒浪子。

此外，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也将这件事写成了奏折，指出此次科考存在重大舞弊问题，并将奏折上呈给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看到摆在眼前的几份奏折，清一色地都是在说江南科考的舞弊事件， 顿时龙颜大怒，下令彻查，并把彻查的任务交给了钦差大臣张鹏翮。

张鹏翮是武英殿大学士，同时也是户部尚书，他做事干练，被派到江宁之后，迅速与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组成了“临时特别刑事法庭”，共同查处此次科考舞弊事件，并将涉案的考官左必蕃、赵晋、方名、王曰俞一律就地免职，听候发落。

审案地点设置在扬州，首先被审理的就是吴泌和程光奎。吴泌和程光奎被带到堂上后，吓得双腿直打哆嗦，还没怎么盘问，两人就将作弊的细节全盘托出，果不其然，这两个考生都是盐商子弟，都贿赂了主考官赵晋，甚至还有代考、打小抄等作弊手段。

但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事，让所有人都惊异的还不只这些，真正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是接下来一个叫李奇的家仆的供词。李奇交代说，自己曾受主子的差遗，先后向总督衙门送了总共五十万两银子。而李奇口中的总督就是指两江总督噶礼。于是在场的人无不面面相觑，噶礼本人也是暴跳如雷，大骂堂下的李奇纯属诬陷，并命人掐住李奇的脖子，堵住他的嘴。

但如此一来，也让在场的张伯行警觉起来，如前文所述，张伯行是出了名的铁面无私，廉洁奉公，听了李奇的供词，他决心继续彻查下去，但被“诬告”的噶礼遮遮掩掩，想尽快了结此案。于是，这个案子瞬间转变成噶礼和张伯行的口舌战。

案子审到这步田地，已经没法儿再继续审下去了。张鹏翮原本也是清正严明之人，他此时也知道这个案子是个案中案，但是他此时一改往常，变成了“和事佬”。因为他知道噶礼是什么人，那是皇帝身边的宠臣和红人，噶礼的母亲还是康熙皇帝的奶妈，因此噶礼之前犯了诸多贪赃不法之事，康熙都没有严肃惩治，可见噶礼这个人是轻易触碰不得的。因此，张鹏翮不停地给张伯行使眼色，让他赶紧作罢，不要得罪噶礼。

但张伯行的眼里可是容不进沙子的，他立刻草拟了一份奏折，上呈康熙皇帝，称噶礼涉嫌收受贿赂五十万两白银，并阻挠案件的继续审理，希望皇上能法不容情，将噶礼严肃处理。

噶礼一看，也跟着上了一道奏折，他要弹劾的是张伯行。不过，噶礼并没有对案件审理过程做过多表述，也没有为自己辩白，而是给张伯行列出了七条大罪，诸如私刻图书、诽谤朝政等。噶礼是想以此混淆视听，转移康熙皇帝的注意力。

事件发展到此，一场科考舞弊案已然演化成一件贪腐大案，张伯行和噶礼相互弹劾，也成为康熙朝后期的一件重大政治事件。然而，这件看似清晰的案件，却让康熙皇帝左右为难起来，因为噶礼给张伯行所列的罪状，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属实，并非诬告。 这样一来， 张伯行反而因此陷入了困境。

而张鹏翮这位钦差大臣呢，不仅没有秉公办案，还站到了噶礼一边，于是事态开始朝着不利于张伯行的方向发展。但就在此时，一个关键人物突然站了出来，此人就是噶礼的母亲， 也就是康熙皇帝的奶妈。 这位奶妈说，噶礼贪腐的事儿自己早就知道了，噶礼多年来一直贪赃不法，张伯行所奏全部属实。

康熙听了奶妈的谏言，顿时百感交集，他这才清醒过来，事件的重点应该是噶礼才对。连噶礼的母亲都无法容忍噶礼，可见噶礼已经贪婪到了什么地步。康熙立刻将噶礼革职，并将张伯行官复原职，并且还盛赞了张伯行。对于涉案的几位考官，全部处以死刑。

但最终，康熙还是对噶礼网开一面，仅仅革了他的职，并没有和其他涉案官员一样治罪，可见，康熙皇帝后期的施政是多么宽仁。

然而，噶礼不仅没有洗心革面、改过自新，还始终怀恨在心，认为是自己的母亲害了自己，后来，噶礼决定毒害自己的母亲，但最终阴谋败露，康熙也彻底寒透了心，不再给噶礼留任何机会，赐噶礼白绫自缢。

到此，这个案件才算全部结束。通过这件大案，我们能看出康熙中后期存在的三点问题：

首先，此案涉案官员甚多，官员之间相互包庇遮掩，可见此时的腐败已经盘根错节，而且根深蒂固。如果不是遇上张伯行这样的清官，此案极有可能会不了了之。

其次，面对噶礼的一次次贪赃枉法，康熙都选择不断袒护和容忍，由此可见，康熙对吏治的宽仁之心已经极其泛滥。

最后，我们应看到这件贪腐案居然发生在考场。要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 最公平的地方也就是科举考场了， 如果这里都出现了重大的舞弊行为，可见这个国家的各项政治制度已经腐朽成什么样了。

噶礼的贪腐大案仅仅是康熙中后期吏治腐败的一个缩影。康熙中后期的大清王朝，看似波澜不惊，但是在平静的水面之下，早已暗流涌动，而这一切全都掩藏在康乾盛世的华丽外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