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朋党是一个别具特色的文化概念，甚至可以说朋党是和中国封建政治相伴相生的，有许多著名的历史事件，都和朋党有着密切联系，比如历史上的党锢之祸、牛李党争、元祐更化等。按照《辞海》的解释，朋党是指一些人为自私的目的而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后来泛指士大夫结党，即结成利益集团朋和党。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很显然，朋党并不是什么好词儿，尤其是在传统儒家文化之中，结党完全不是君子所为， 而是彻头彻尾的小人行径。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曾作过一篇文章，叫作《朋党论》，在这篇文章中，欧阳修阐述了他所理解的朋党是什么样子的。按照欧阳修的观点，朋党自古就有，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朋党的问题必须分而论之，这是因为朋党也是有类别之分的——朋党可分为“小人之朋”和“君子之朋”， “小人之朋”是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的，这是“伪朋”，而“君子之朋”则是以志向和志趣为纽带的，也就是同道之人，这是“真朋”，“伪朋”会乱政，而“真朋”则有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同时，欧阳修还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朋党是否会危害政治，关键要看君主是否能正确区分和对待 “伪朋”和“真朋”，如果皇帝能“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那么天下就会大治！

但雍正对欧阳修的观点嗤之以鼻， 他将欧阳修的 《朋党论》 斥为 “邪说” 。在雍正看来，欧阳修的观点完全是乌托邦式的，过于理想，他根本不懂社会现实，只会纸上谈兵。雍正自认为自己在藩邸时期已经对朋党有了非常深切的认识，是真正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基于这种深刻认识，他认定，凡有朋党，就必然有利益集团， 有利益集团就必然会阻挠国家政策法令的推行，危害到社会稳定和国家统治，根本不存在“伪朋”和“真朋”之分。

所以，雍正于雍正二年（1724 年）七月，颁布了《御制朋党论》，一方面是为了反驳欧阳修《朋党论》中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拉开了雍正皇帝打击朋党的序幕。

在这篇文章中，雍正对朋党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抨击。他说：“今之好为朋党者、不过冀其攀援扶植缓急可恃。而不知其无益也。徒自逆天悖义、以陷于诛绝之罪。亦甚可悯矣。朕愿满汉文武大小诸臣、合为一心。共竭忠悃。与君同其好恶之公。 恪遵大易论语之明训。 而尽去其朋比党援之积习。 ”

由此可见，雍正对朋党的深恶痛绝，以及打击朋党的决心。另外，雍正还在文章中现身说法，并说了这样的一番话：“朕在藩邸时，坦易光明，不树私恩小惠，与满汉臣工、素无交与。有欲往来门下者，

严加拒绝。圣祖鉴朕居心行事，公正无私，故令缵承大统。”意思是说，自己在藩邸时，行为光明磊落，从来都没有招引过门客党人，从不结交满汉臣工，因此，先帝康熙才会青睐于自己，并让自己继承大统。雍正是想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做例子，告诫各级官员不要结党营私。

雍正也知道，和巨大的现实利益相比，自己这样的空洞说教是全无意义的。所以下一步，他就要开始打击朋党了。而要打击朋党，就要先了解雍正初期朋党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几乎历朝历代都有朋党，而这些朋党的前身多是从功臣集团演变来的——打天下时，自己跟随先帝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等到王朝建立，封侯拜相，享受荣华富贵，即使自己死了，自己的功劳也能让自己的后代吃好几辈子，这些人往往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而结成利益集团，进而发展成朋党。这是历朝历代都存在的朋党。

在雍正朝，功臣集团有两个代表，一个是以年羹尧为首的利益集团，一个是以隆科多为首的利益集团。

当然，雍正朝的朋党远不止这两个，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朋党，不仅仅是功臣集团，还有康熙朝太子之争遗留下来的问题——以胤禩为首的势力集团依然存在。虽然在夺位之战中，胤禩没有夺得大位，但他心里不服，再加上旧党的拥护，他们势必要继续和雍正对抗到底。

而且，朋党之所以集结为朋党，必然是有某种共同利益的，是这种共同利益将他们捆绑到一起，这就为经济腐败提供了温床。事实上，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诉求或政治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必然会在经济上大做文章。

比如，胤禩为了让自己的亲信担任要职，便大肆纳捐、行贿，这就是朋党背后的经济腐败问题。

当然，这还是朋党的基础性危害，当朋党的势力达到一定规模之后，他们通过贪污受贿，不仅能够聚集巨大的社会财富，还能聚集谋取私利的权力，而这必然会对皇权构成极大威胁。

而这对于一国之君雍正而言，显然是不能容忍，也是不可容忍的。尽管胤禩是他的兄弟，尽管年羹尧是他一手栽培出来的大将，尽管隆科多是他的心腹，但当他们触犯了皇权，影响到雍正的吏治改革时，雍正还是义无反顾地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