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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就叫我“光美”

我的一本书,取名叫“一问一世界”,意为用一个个问题叩开世界的大门,走入心灵的秘境。这话套自禅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无独有偶,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有诗云:“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掌中握无限,时光存永恒。”(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个体生命何其渺小,一生一世何其短暂,能触摸到这大千世界的一角,窥视复杂人性的一斑,已是不易。然而,我等凡夫俗子,却也因为个体的感知和经历,可以体会到生命的精妙、宇宙的存在,仿佛是一块织毯中的一个线头,不经意间成为一幅壮丽图景的一部分,岂不神奇?

提问,既是记者的本分,也是我试图在个体经验之外,尝试理解和连接更多人、更大世界的努力。1998年我在凤凰卫视工作时开始制作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历时两年。2000年创立阳光媒体集团,2001年又推出《杨澜访谈录》,至今这个栏目仍是中国电视上最早,也是持续播出时间最长的高端访谈节目。我前后采访了国内外近千人,他们中间有领导者、思想者、创新者,也有新闻话题的当事人。《杨澜访谈录》以“纪录时代的精神印迹”为使命,既讲故事,也谈话题,带有我们那一代媒体人的时代烙印,承载着我们的文化理想。我这个人并不算特别聪明,幸好有自知之明,知道要做功课,下功夫。以每次采访平均“功课量”为10万字计,总的阅读文字量应该相当可观。策划会、准备、采访、编辑等时间加在一起,上万个小时应该也是有的。不是有种说法吗,什么事做了上万个小时,基本上也就熟练甚至精通了。今天我敢说,只要给我足够时间准备,采访任何人都是可能的。

那么当话筒转向,采访者成为被采访者,会怎么样?说实话,那种心情有点怪。一方面,因为了解采访的不易,我会有一种冲动要帮助对面的同行完成任务:“你不就是想问⋯⋯吗?我觉得这个故事会更契合你的主题。”另一方面,因为熟知采访的窍门和陷阱,为了保护自己,也会跟对方玩一些猫捉老鼠的心理游戏:“想用激将法啊?我还就不接招了。”总之,拧巴。

我曾经接受美国老牌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专访。他问我:“中国人怎么看待美国?美国人对中国最大的误解又是什么?”因为我自己做采访时最怕对方云里雾里不切要点,所以回答问题时就不愿意拐弯抹角。我说:“普通中国人对美国的法治和民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发达是有好感的,不然就不会有这么多中国人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然而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就不一定赞成,比如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就缺乏足够的理由。而美国人对中国的理解,常常以偏概全。中国的国土面积几乎像欧洲一样大,而能够被美国媒体报道的事件太少了,使得普通美国人心目中对中国的印象总是刻板而片面。在当今世界,你可以不喜欢中国的一些方面,但不能不了解它的发展和转变。”

无论是采访还是被采访,讲述个人的故事永远比讲道理更受欢迎。2015年9月27日我作为对话嘉宾出席“克林顿全球论坛”,接受切尔西·克林顿的采访对谈。她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对20年前在中国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有什么感想。我说:“20年前,我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读研究生。一个夜晚,我接到北京的一个电话,告诉我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这是当时在中国举办的最大的国际会议,希望我回国主持开幕式。我答应了。大会开幕那天,我记得在人民大会堂,当我对数千名全球各地的与会代表说‘Here we are,in Beijing!’时,全场掌声雷动。那种‘在一起’的感觉让人终生难忘。”论坛活动结束后,我跟切尔西换了身份,我开始采访她。她也从个人的故事开始讲起。就在前一天,她刚刚庆祝了自己的女儿夏洛特的一岁生日。就像中国人有“抓周”的习俗,她把一些芝麻街玩偶和故事书(其中包括克林顿总统和希拉里送给外孙女的)同时放在女儿面前,结果小婴儿抓起了书本!切尔西说做母亲的经历让她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更关注儿童的健康成长,并且透露她正在写一本书,告诉孩子们应该如何保护自己!

回答问题,不用拐弯抹角。CNN Talk Asia栏目曾经在2008北京奥运会召开前专访我,主持人恩杰莉·饶(Anjali Rao)问:“奥运会是不是只与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有关?”我说:“民族自豪感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代表了中国对世界的态度。举办奥运会让中国的各个层面,从精英到大众,从体育界到政治、文化领域,全方位地以一种更加真实的姿态面对世界,代表着中国的开放与进步。”她听了频频点头。

我遇到的最难回答的问题是:“在你采访过的所有嘉宾中,谁给你的印象最深?”天哪,这叫我从何说起呢?有些人智慧,有些人深邃,有些人幽默,有些人强硬,有些人口才好天生会讲故事⋯⋯不过,的确有这样一些人,历经时间冲刷,即使繁华已经成为寂寞,新闻已经成为旧闻,领袖已经成为平民,依然让人心动。这样的印象不来自别处,只来自人格的魅力。

我永远不能忘记2001年那个冬日的早晨对王光美女士的采访。“叫我光美吧。”她对踌躇着不知该怎么称呼她的我说,并当着我的面她打开衣橱,问女人最常问的那个问题:“你说我穿什么好呢?”我一看,衣橱里只有十来件当季的衣服,有一件浅蓝色的开衫毛衣,上镜应该很不错,就建议她选这件。她眼神里带着欣喜,回头对我说:“我也想选这件呢,想到一块儿去了。再配一条纱巾怎么样?”纱巾蓝白相间的花色,让她整个人都生动起来。就这样我们开始了长达三个小时的采访。我面前这位文雅亲切的女人,是多么传奇的女性啊!部长家的大小姐,当年的学霸,中国第一个核物理专业的女研究生,心怀救国梦想,离家出走奔赴革命,爱上那个严谨沉静、名叫刘少奇的男人,念念不忘在生活极其困苦的时代,他为她亲手削的一只梨⋯⋯后来她成为一大群孩子的母亲,包括他的前妻的孩子们,在内井井有条地照顾着被毛泽东称为“中南海最幸福”的一个大家庭,在外作为共和国主席的夫人,出访东南亚,光彩照人。在史无前例的浩劫里,乾坤颠倒,众叛亲离,共和国主席无力地举着宪法,试图跟红卫兵讲公民的基本权利,却只换来更残酷的批斗。绝望中,她把手伸向抽屉里的安眠药,被丈夫用眼神制止。当刘少奇在炎炎烈日下被无休止地审问,连口水也不给喝的时候,她不顾阻拦冲上台子,紧紧抓住丈夫的手,跟他站在一起,任惊涛骇浪将他们吞没!这是怎样的勇气?这种勇气不是因为是主席夫人,而是因为是一个妻子。她对我说:“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什么都不怕。就是想,你们不能这么对待一个人!”回忆起这刻骨铭心的痛,王光美力图让颤抖的声音平静下来。而这时来看姐姐的王光英先生已经泣不成声,七旬的老人哭得像孩子一样:“我姐姐,对少奇真是无怨无悔啊。”王光美摘掉别在身上的麦克风,走过去,温柔地抱着弟弟的头说:“别激动,对你身体不好。嗨,你也是无怨无悔啊,当年沾我们的‘光’也沾得够呛。好了,都过去了。”面对此情此景,我也无法保持记者的冷静,热泪滚滚而下。如果光美的故事停留在对“文革”的控诉,那么她只是一位勇敢坚忍的幸存者,但她做的远不止这些。被平反昭雪后,她把在监狱里遭迫害致死的母亲的遗产悉数捐出,为贫困母亲成立慈善基金会。她只留下了母亲的一件东西,那是一台老式座钟,早过了它应该服务的期限,根本不能准确报时。光美却如珍宝般稀罕它,时时擦拭,在它嘀嗒嘀嗒的节拍里出神。有人建议,她完全可以彻查当年身边的工作人员里有谁诬陷过他们,她摇了摇头说:“何必呢,他们当时可能也是有为难之处吧。”这就是王光美,命运给她的磨砺,除去的是岁月的浮华,留下的是钻石般璀璨的光芒。“就叫我光美吧。”她说。是的,除此之外,她不需要任何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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