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比信仰更重要

——读《异端的权利：卡斯特利奥对抗加尔文》

方建锋

在欧洲，政治自由来源于思想自由，而思想自由来源于信仰自由。在宗教一统天下的时候，对教义的认可和理解就是信仰的自由，而这一权利的得来，实属不易。

基督教得到罗马皇帝认可之后快速发展，慢慢形成了教会与政权的抗衡。教会垄断了对教义的解释，成为沟通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决定人是否得救的不是“上帝”，却是这座桥梁。16世纪宗教改革所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中间的桥梁”，将与上帝沟通的权利直接交给具体的人。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是约翰·加尔文。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说法，加尔文在促进“资本主义精神”形成方面起的作用更为直接。

从简单的逻辑来说，既然宗教改革将信仰的权利还给了“个人”，人与人不同，那么信仰就会不同。新教反对教会对信仰的垄断，自是应当推进信仰自由，推进宗教宽容，进而实现思想自由、政治自由。然而，历史总是戏弄人于股掌：提倡个人直接信仰上帝的加尔文却最不能容忍“异端”，他烧死了与他观点相异的塞尔维特，不择手段迫害死了同时代最为杰出的另一个宗教人物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而没有卡斯特利奥在《论异端》中提出的宗教宽容思想，就不会有后来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不会将“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如此深深地印在人类发展史上。

加尔文是一个天才型的人物，“加尔文有的是真知灼见与深刻的逻辑……因此在某种意义之上不妨说，正是《基督教原理》完成了宗教革命，一如《拿破仑法典》完成了法国革命”。加尔文年纪轻轻就被请到日内瓦担任牧师。随着威望和权力的增加，他开始把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要把日内瓦城变为地球上第一个“上帝之国”。“他却从不曾怀疑，唯他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言语，唯有他才掌握了真理”，“于是他颁布了法令，规定唯他一人可以解释上帝的言语，阐发神圣的教谕，旁人都绝不允许”。加尔文抛弃了教会，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而他的统治竟然与旧的教会别无二致。他依靠反对天主教会起家，却绝不容许别人来对自己的思想、教义提出任何一丁点的质疑。

加尔文笃信上帝，却厌恶人类。“他一再叹惋，上帝的决定何其玄奥难解，他竟创造出那样的一批造物：既不完善亦乏道德，永远倾向于堕落与罪恶，对神圣无能认识，只会急不可耐地一再投身于罪恶的深渊。只要端详起教内的兄弟，加尔文总不免觉得作呕”。在加尔文看来，人根本就没有权利，抬起脑袋真诚地打量四方，勇敢地在世界上阔步前进。而他加尔文自己就是上帝的使者，是派到这罪恶的人间来挽救人类的。所以，加尔文自己是不会错的，是绝对正义和真理的代表，是“永远正确的加尔文大师”。“一贯正确”是每个独裁者权力不可或缺的心理要素。如果事实显示独裁者不正确，那么就修正事实，或者将持异见者赶走，最好烧死。

然而充满了理想色彩的“上帝之国”，从结果上看却是一个“裹尸布之国”，充满了恐惧，没有一丝生机。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统治，从任何时候看，都是绝对专制和恐怖的。他笃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一心觉得自己是要建造一所“上帝之国”，太阳底下最光辉的宗教之城，所以他会稀松平常地将千百人判处死刑。“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这人口不多的城市，便绞死十三人，斩首十人，烧死三十五人，七十六人被赶出家门——还不消说那些及时逃走躲避恐怖的人们。‘新耶路撒冷’的监狱大为爆满，竟至于典狱长要通知行政官，再没有地方容纳更多的犯人”。加尔文甚至宣布：“人只要还在呼吸，他便几乎每时都能犯罪。”所以，警惕自己和警惕自己的邻居吧，看是不是又有什么罪行出现了！到加尔文统治的后期，整个日内瓦的人害怕外出，害怕交流，如无必要绝不外出，整日待在家里。“甚至在加尔文之后两百年，罗讷河畔的这座城市，依然出不来世界闻名的画家、音乐家和艺术家”。至今加尔文思想所及的城市，人们的行为举止都是呆板的。

加尔文是天才，有充分的献身精神，他怕什么呢？他怕比他更高尚的人，这其中最典型的人就是卡斯特利奥。“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他的热情和能力都是卓尔不群，使得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们一致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卡斯特利奥的品德和学问，加尔文也不得不佩服，只因卡斯特利奥不愿意在加尔文的胁迫下放弃对《圣经》的翻译，加尔文就迫使他离开了日内瓦，甚至阻止他在其他地方获得教职和工作。卡斯特利奥不得不靠抄写校对文章来谋生。为了不与加尔文冲突，卡斯特利奥专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宗教研究，在这么贫困的情况下，仍然完成了《圣经》的拉丁文译本和法文译本。

在卡斯特利奥离开日内瓦、远离加尔文迫害期间，一位叫塞尔维特的人向加尔文寄了一份自己关于《圣经》理解的手稿，指出加尔文并不一贯正确。加尔文大为震怒，不惜将手稿辗转提供给天主教会，希望利用天主教会这个新教的敌人将塞尔维特烧死。在天主教会悄悄放走塞尔维特，只象征性地烧掉塞尔维特人像的情况下，塞尔维特傻傻地跑到了加尔文那里，结果被这位新教的领军人物加尔文动用了一切不光明的手段，以日内瓦行政会的名义而不是宗教的名义，将这位“异端”在日内瓦烧死了。由此铸成了新教中最残忍的一幕：以异端出身的新教在惩处新的“异端”，加尔文无形中建立了一个新的“宗教裁判所”。

塞尔维特事件真正激起了流亡中的卡斯特利奥的斗志，他没有像伊拉斯谟、蒙田等人一样只私下里悄悄嘀咕，公开场合却不敢唱反调。他叹道：“我真怀疑，世界历史上是否还有哪个时期，像我们的时代一样血流成河。”“后代将会疑惑，何以经历了如此辉煌的黎明，我们却被迫退回到昔米莱人的黑暗之中。”

卡斯特利奥撰写了《论异端》，引出了关于“异端”的经典辩护，他的论证过程是这样的：加尔文将秉持“异端”的人烧死了，那么什么是“异端”？加尔文与其他审问官都宣称，《圣经》乃是唯一行之有效的法典，那么为什么整个《圣经》里没有对“异端”的表述？卡斯特利奥考察之后提出，什么时候才产生了“异端”呢——只能是先有一套教条体系，一种正统，一套统一的“真正的”教义，那些与这个教义不一致的人，才会是“异端”。

问题是，我们怎能断定得了，哪个才是“真正的”教义，哪家才算对于上帝言语的“正确”诠释？天主教的解释、路德派的解释、茨温利派的解释、再浸礼派的解释、胡斯派的解释、加尔文派的解释，各个不同！我们在哪里找得到“真正的”教义？“宗教的真理”，卡斯特利奥说：“存在于其神秘的性质当中，虽历经千年，依然斗争不已。”人若以为唯有自己的解释是正确的，无异于将自己等同于了上帝，是对上帝的“亵渎”。

在天主教徒眼里，加尔文的信徒自然便是异端；同样，在加尔文的信徒眼里，再浸礼派自然也是异端。“在一个城里他们奉你是真正的信徒，到下个城里就拿你当个异端。因此，如今谁想活得安安静静，他的信仰和宗教，得像城市与国家的数目一样多。”卡斯特利奥说：“反思真正的异端是什么，我只找得到一个标准，便是：在与我们观点不同的人眼里，我们大家全是异端。”如此，哪里有什么绝对的“异端”！

行政会或说国家有权力宣布一个人的思想是“异端”，进而判决将他烧死吗？卡斯特利奥说，不行。《圣经》里说，上帝的当归上帝，恺撒的当归恺撒。因此，“就此类事务而言，人人得自行吁告上帝”。新教的领袖人物路德也说，尘世的王国只管得了肉体，至于灵魂，上帝绝不希望任何世间的法律行使于灵魂之上，“异端绝不能以武力压制消灭，而只能以上帝的言语辩驳。因异端实属精神领域，无法动用尘世的火与水冲洗干净”。甚至加尔文自己在受迫害时也是这样宣称的。现在，加尔文用行政会议的名义判处塞尔维特火刑，只能意味着对权力的滥用，以及对个人神圣权利的侵犯。

加尔文宣称以上帝的名义烧死塞尔维特，自认为得到了指导旁人思想的权力，又能够认定旁人最隐秘的内心信念触犯了法律。卡斯特利奥批驳道，“如果你，基督，真下令做了这一切，撒旦将何所为？宣称你会下令做撒旦的恶事，这是何其可怕的渎神！那些事情，惟通过魔鬼的意志和炮制方能够实现，那般人们却将其归诸基督之手，这是何其卑下的狂傲！”基督的神圣命令，绝不可能纵容谋杀。“你可敢孤注一掷，声称是耶稣教导你烧死自己的同志？”“将人活活烧死，绝非捍卫教义，纯属谋害生灵。当日内瓦人处死了塞尔维特，这纯属杀人，绝非捍卫教义。不该以烧死他人证明我们的信仰，只该为我们的信仰，准备被他人烧死”。

再回归到“异端”的话题上来。卡斯特利奥说，并无任何个人和派别有资格讲“唯有我们晓得真理，所有与我们不同的见解全错误”。一切的真理特别是宗教真理，都模棱两可，易于争议。“如若对唯上帝了解的秘密如此笃定，仿佛我们分有了他最隐秘的计划，这不啻一种放肆。同时，实际上我们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却幻想能确切把握之，幻想倚靠想象代表之，这更无异于傲慢”。既然任何人对《圣经》的诠释都会有错误，因此宗教宽容便是基督徒的第一要务。“唯有抑制住我们的不宽容，我们方能够和平共处。在达成信仰的统一之前，即便时时出现意见分歧，我们至少还能普遍理解，相亲相爱，和平结合”。

卡斯特利奥的《论异端》深深刺痛了加尔文。加尔文甚至指使人写出了《论异端当受民事当局之惩罚》的文章，又持续施压要求卡斯特利奥任职的大学开除他，甚至罗织了“偷窃”的罪名给他。卡斯特利奥引用了加尔文的“预定论”为自己辩护说，“据你的理论，我是预定在先，才真偷了柴火。你何必因此骂我？既然上帝安排我命该如此，因此我就无法不偷，你何以不来同情我？若是如此，你何以漫天价播扬咒骂？要防止我偷下去么？可要是我因神的预定变成了小偷，你该在书里说我无罪才是，因我的所作所为乃出于被迫。想想看，你非讲我偷东西情不自禁，如此的指责于我何有哉？”

在重重的迫害下，卡斯特利奥生活日益贫困，他早早地离世了，没有将自己宗教宽容的思想与加尔文的专制抗争到底。但是历史的发展，竟然也是如此的出人意料，谁也想不到，正是加尔文的不宽容，促进了日后日内瓦的宽容：

加尔文主义虽狂热决意打击个人自由，经过奇特的和缓过程，竟促成了政治自由观念的诞生。荷兰，克伦威尔时的英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这三国最先设计出现代意义的自由主义；是它们为国家的自由民主观念开拓了宽阔的领域。近代最为重要的一份文献——美国的《独立宣言》，便产生自清教徒的精神；而这篇宣言，又转而对法国《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的制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两极相遇，称得上最奇特的转化过程。那些最彻底浸淫着不宽容的国度，变成了欧洲宗教宽容的中心。那些加尔文的宗教施行过统治的地方，却终于实现了卡斯特利奥的理想。加尔文曾经因为塞尔维特竟敢有不同于他的观点，便在日内瓦将这西班牙人付之一炬；而这城市，竟为个活生生的反基督者——“上帝的敌人”伏尔泰提供了避难所。毕恭毕敬地延请这“反基督者”的，便是加尔文的后任，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各位传教士，他们绝不犹豫同这位渎神者进行哲学方面的讨论。又是在荷兰，一班再找不到栖身地的人，譬如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却得以在这里著书立说，将人类从宗教和传统的桎梏当中解放出来。勒南绝少谈论奇迹，然而他指出，若能叫僵化的新教徒推进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才真算得上奇迹。然而这样的奇迹竟然真的发生。其他国家因信仰和观点遭受迫害的人们，都跑到加尔文主义的树下找荫庇。于是对立的两极就此相遇。卡斯特利奥和加尔文死后两百年，这两人的不同要求——一方是兄弟般的宽容，另一方则是宗教，却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并肩和平共处。

到了19世纪，自由的观念——民族自由、个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观念，终于被文明世界接受为不可剥夺的最高标准。

《书屋》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