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非洲调查

丁东：你是学法文的，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全国才几个人。

杨荣甲：每年我国学习法语的还是有一些人。不过，1964年中法建交后，第一批派到法国去进修法语的只有二十一人。三人在巴黎学习，十八人在西部的雷恩大学学习。在雷恩的我们，主要在文学院学习，也去法学院听课。我们当时都很革命，一边学外文，一边注意批判资本主义。在法学院虽然也上了世界经济等课，却没留下什么印象。但是眼界确实变得开阔了，无形中学到了活的东西。例如，1965年法国总统大选时，法学院一个年轻讲师讲法国大选，出口成章，在台上一边走一边讲，学生听得很兴奋。我每天看电视、读报，对当时法国政界从极左到极右的多个候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历历在目。对法国的政治制度及其运作方式有了非常切实的了解。

邢小群：请您谈谈您去非洲工作那一段。您在那的工作经历、感受及思考的问题。

杨荣甲：我怎么去的非洲呢？“文革”中，我参加的组织挨了整，“文革”后给我分配工作到了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外交部不大受重用的，打成右派的，犯过错误的，或“文革”中的造反派有些人就放到了国际问题研究所。不过，里面却也不乏有真才实学的人才。那时刚打倒四人帮，不少地方要人，外交部不放我走。去了这个所，分配给我一个可以说最不受重视的工作：研究非洲问题。当时中国研究非洲非常困难，没有材料，没有图书，几乎什么都没有。一本英文杂志，一本法文杂志。《参考资料》上面可参考的材料也太少，所以我在研究所待了十二年，没事就看看闲书，干干别的，有一半时间被浪费掉了。1982年中央拟定年底赵紫阳访问非洲几个国家，主管非洲事务的副部长宫达菲提出来先派一个学术研究小组去非洲考察一下，准备一些背景材料提供给赵紫阳参考。我在研究所负责管非洲问题研究，是一个小组长，就成了这个调查小组的组员。

派研究小组去非洲，可能和1980年津巴布韦大选有关。津巴布韦当时两派，我国支持的那一派，以穆加贝为首，叫民族联盟，主张搞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另一派，比前者资格老，国际影响大，苏联支持，即恩科莫领导的人民联盟。津巴布韦原来有二十七八万白人，他们大都经营农场，农业完全自给，还出口，在非洲首屈一指，是一个不错的国家。选举后，大大出乎我们意料，原来以为恩科莫国际声望高，影响大，肯定能当选，没想到穆加贝却当选上了总统。为什么呢？因为他出身于一个大部族，而恩科莫的后面是个小部族。外交部可能意识到部族在非洲的重要性，我们对非洲的社会情况缺乏了解。于是决定派一个小组去考查研究一下非洲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

我们做了初步准备后，9月初就出发了。先到埃塞俄比亚，非正式访问，待了一个礼拜。调查第一站是扎伊尔，现在的民主刚果，第二站刚果，第三站到坦桑尼亚，第四站到喀麦隆，第五站本来是几内亚，因为赵紫阳已经到达，带着很多人，那儿没法接待，我们就先去了塞内加尔，再到几内亚。中间还顺访了布隆迪两天，最后在法国又访问了十天。连法国一共走了九个国家，整整五个月。从9月初到1983年2月初。这五个月，是我颇有收获的五个月。

开始我身体很不适应，到了扎伊尔又吐又泻，还有时差和水土不服等问题。

我们每到一个国家，和他们的政府部门、学术部门、大学、民间都有访谈，访问完一个国家，就写一个综合报告送回来，应该说是非常累的。一个国家最多待一个月，像坦桑、喀麦隆待了将近一个月；刚果待了半个来月。一共写了七个报告，最后又写了一个综合报告。我们组长薛谋洪当过右派，时任《国际问题研究》杂志主编，很能干，主要是他主笔，我和田逸民是他的助手。这些报告主要介绍了这些国家的一些真实情况，在观点上也基本与上面保持了一致。我回来后，觉得还不够，就写了一篇东西，专门谈了关于非洲革命及社会主义等问题的文章报了上去。

我们重点访问了六个国家。这些国家分两类：一类大体上是学习苏联和我们的经验，走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或叫作非资本主义道路。刚果当时还称自己为科学社会主义，还有坦桑尼亚、几内亚，这三个国家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三个国家，当时的经济形势很差，相当穷。刚果，当时不少部门工资都发不出来；几内亚，赵紫阳访问的时候，据说宴请桌子上只摆了一些香蕉。

邢小群：这些国家的产业是什么？

杨荣甲：他们没有什么太多产业，工业基础很薄弱。过去我们帮他们建设了坦赞铁路，我们去的时候坦赞铁路已基本停运了。我们修好铁路，培训了他们的人，撤走后交给他们，但他们不会管理。

邢小群：国家的社会基础还是部落吗？

杨荣甲：笼统说还是部族社会。非洲情况很复杂，有些生活在森林里的部族，还处在捕鱼狩猎、采集的阶段。人类在度过了采集、捕猎这个阶段后就进入了初步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发展后是工业社会，在黑非洲的广大农村地区还谈不上已进入了比较成型的农业社会，更谈不上是工业社会，但他们的首都、港口，在殖民时代已有了不小的发展。搞资本主义的国家像喀麦隆、扎伊尔、塞内加尔，富人很有钱，一个区里，几百栋小别墅，住着富人、政府高级官员、外国人、外国使馆人员，这种小别墅在中国1982年以前我们几乎没见过。塞内加尔，有小巴黎之称。扎伊尔，一些发了财的人住的小区，别墅漂亮得很。有的高官、将军，拥有十几栋别墅。但是老百姓，家徒四壁。住在用泥草搭起来的房子里。他们的房子有两种形状，一种是圆形的，上面是草顶，没有窗户，就一个门，进去地上铺着草，人们就睡在草上。再有一种是用树枝搭成方形的房子，外层抹上泥，上面是草屋顶，家里也基本没有床。农村不少地区就睡在屋里铺的草上。

邢小群：他们农业种什么东西？

杨荣甲：我们去了这么多地方，在农村基本上没看到有很规整的农田。大都处在刀耕火种的阶段，烧一片地，把木薯根插上去；种玉米的，玉米长得也很差，稀稀拉拉的。唯有几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比较像样的农田，一是在路过冈比亚河时，看见河的两岸，种了一小片一小片的像样子的水稻田，长得还不错。还有我国农业组在扎伊尔给他们种的水稻，也不错，我们农业组指导他们种，当地老百姓很受益。在坦桑尼亚，跑到距首都三百六十公里以外的穆索尔瓦村，那个地方自然条件好极了，一面是山，汽车顺着山行，山上全是原始森林，隔几公里是一股水流，大概十米左右宽，从山上流下来，山底下有芒果、木瓜、香蕉；走不多久，看见了一片粮田，黑土地，至少有一两万亩，望不到边，这片地非常好。过去荷兰人看上了，在那儿种甘蔗，种了甘蔗后，建了糖厂。坦桑尼亚搞社会主义，把人家赶走了，当地人没有辛勤劳动的习惯，等到我们1982年去的时候，甘蔗已经长得很细了。他们是怎么做呢？一看甘蔗长高了，只有手指头粗了，便放一把火把叶子烧光，砍下甘蔗运到糖厂，也能榨出少量的糖，榨了糖，然后你拿一包我拿一袋，都拿回家去了。有点大家吃大家拿的共产主义味道。在非洲搞社会主义，很容易回到他们原来的村社公有制状态。因为那里的生产力低下，没有经历过社会私有制阶段，搞社会主义肯定是倒退回去的。不过，他们的社会主义也没有像中国过去那样搞得那么彻底，可能最多涉及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口。有些人没有加入，太偏远的地方也难以管辖到。

丁东：他们当时搞社会主义受苏联影响还是中国影响？

杨荣甲：苏联、中国都有。坦桑还不算最左的，几内亚更左一些。我们到几内亚时，连首都的市容也显得很破败，小公共汽车连外面漆皮都掉光了，相当破旧，相当贫穷。

邢小群：您说了那边的社会主义形态，还有其他的形态吗？

杨荣甲：喀麦隆、扎伊尔、塞内加尔基本上都是资本主义，比较亲西方，这三个国家又各不一样。相比之下，喀麦隆搞得较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当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八百美元左右。

邢小群：底层老百姓有没有自己的一块地养活自己？

杨荣甲：在黑非洲过去基本没有土地问题，土地属于谁呢？属于大家、家族所公有。他们基本上还没有形成明显的私有制度，大多是大家庭或家族集体占有制度。原因是：三千万平方公里，南部黑非洲大约占两千万平方公里，过去还不到一亿人，有的是土地。在非洲，很多地方开车几十公里看不见人烟。不像中国，只有大西北才有这种地方。所谓的大家所有，人人有份。谁有分配权呢？第一个到达这里的人。谁第一个到达，在那里逐渐形成一个村落，大家就听他的。即第一占领者的权利。你是新来的，我给你一块土地，到村子那边去吧，让他到那儿去耕种，他就实际占有了那块土地。他们主要以农作物为生，再加上吃一些热带水果，一年就这样过日子。他们少有早出晚归的耕作习惯。

丁东：主要靠采集？

杨荣甲：近代已主要靠不发达的农业，狩猎、采集直到今天在农村也还起些作用。大体上很多农村是这种情况。殖民者来了以后有所变化。我刚才讲了，殖民者首先注意建起了首都和港口城市，再修建几条路，搞了一些经济作物，咖啡、可可、棕榈、热带水果，主要用来为宗主国的利益服务。非洲的土地，我观察，很多地方不太有利于农业耕作，多是沙性土壤，或是红土。红土很黏，容易结成板块。我刚才讲到坦桑的那块黑土地，这样的地区比较少见。喀麦隆北部是沙性土壤，长着很高的茅草。在热带非洲种植的黄瓜、西红柿不好吃，因为天气热，果实长得快，也较大，没有味，不像我们西红柿有味道。过去主要以玉米、非洲小米、木薯及热带水果充饥，现在他们也吃菜，吃面包、大米了。在几内亚的城市里，条件好一点的，一家十口、八口人，做饭时，用一个大铝锅，一块块牛肉，一块块洋白菜，切几刀扔进去，加上盐、鸡精、棕榈油和大米一块咕嘟咕嘟地煮，直到煮好，这是他们吃得相当好的饭了。差点的就是食用非洲小米，和我们的小米差不多，甚至还小，煮上一锅糊糊，弄一点碾碎了的花生酱往上一浇，一人一盘。假如我们几个人给一个老板打工，我买来一盘糊糊，一定要放上好几个勺子，大家一块吃，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吃。不像我们，自己买，自己吃。他们借了钱可以不还。下班了，我兜里有几块钱，看你没钱，给你点钱，让你打个的回家去。一般你也用不着还钱。当地人的私有制观念不强。他们也不像我们那样等级制度比较分明，政府的部长一般都没什么架子。非洲人有他们的优点，好打交道。就是太穷了，穷就只想从你那儿索取，城市里，偷窃的现象比较严重。

丁东：1982年考察非洲回来，你们写的报告和研究文章对上头的决策起到了影响没有？

杨荣甲：我们小组一共写了七个报告，主要是为赵紫阳总理出访非洲提供些背景材料。年底赵出访时，已报回来四五个报告，估计他会看吧。这些报告对上面决策不会起多大作用。

我回来后自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对非洲社会及革命等问题的一些看法》。所里报了上去。“文革”时，我们曾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世界革命战略，认为亚非拉第三世界是革命的主力军，团结第二世界，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完成世界革命。我在文章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我认为，第一，在黑非洲不存在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农民参加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形势，因为没有必备的社会基础；第二，在黑非洲搞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成功；第三，非洲应该走什么道路？最好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注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引进外资等等。

在文章中我这样写道：

要了解非洲社会，必须首先对一百年前殖民者全面征服非洲之前的非洲的传统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有所了解，这是了解今天非洲社会的基础，也是了解非洲今天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的钥匙。

目前，黑非洲国家基本上不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人民民主革命形势。

国内有的同志认为，黑非洲国家可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这种看法看来不能成立……因为在那里几乎一切客观条件都不具备。在生产力水平尚普遍停留在半原始状态下，硬是改变生产关系，其结果必定与人们的愿望相反。

在今天非洲的情况下，似应在农村采取有效措施，扶持个体农户的发展，而不是搞什么合作化为好。在城市则应充分利用民族私人资本的积极面，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对外应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力争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同各类国家的关系，包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适当引进必要的外资和技术等，采取这样一种发展战略，似较为适合今天非洲的实际。

这篇文章估计胡耀邦看过。1985年，我从部里非洲司一同志那里听到传达胡耀邦讲话的内容。他对一位来访的非洲某国的领导人说，他们那里搞不了社会主义，社会阶段不能超越，应当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我最近注意到，非洲近年来发展较快，中非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是很令人欣慰的事情。

邢小群：您先去非洲考察五个月，后来没有专门把您派到哪个使馆？

杨荣甲：后来被派到几内亚使馆干了两年。“文革”后，我一直待在研究所。据说，研究所曾将提我为研究室副主任的报告报上去三次都被部里给打了回来。直到1984年批了下来。1986年让我到使馆去了，算是给解禁，能对外了。这次去使馆工作，是去几内亚，外交部很多人不愿意去的地方，当二等秘书。使馆为了我活动更方便，给我又印了个新闻专员的名片。过去，周恩来对外交部的干部强调外事无小事，事事要请示。当然是有道理的，但也不尽然。因为外交总还是有大事小事之分的嘛。小的事怎么能和大的战略问题相比呢，中国的外交官特别注意小事，人人都怕犯错误，注意大事者甚少。因为一切大事都由毛说了算。但毛了解世界，主要就靠新华社一天印发的两本大参考，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要想真正了解世界，你必须了解西方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历史，他们的社会，他们的文化，他们的思维及行为方式等等。一个仅限于了解自己历史、自己文化的人，是不可能把握住世界前进的大趋势的，也难以制定出真正有利于国家利益、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的外交政策的。我工作的使馆当然也不例外。也是事无巨细，一切都要上报国内。那里是世界的一个小角落，也不会让我们去了解和处理什么大事。使馆的生活也让我长了见识，了解了一些我国外交工作的程式，这也是一种锻炼。

邢小群：您在国外可以自由地与法国、美国大使馆的人联系吗？

杨荣甲：可以。1980年代，我们与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甚好。在使馆工作时，我注意与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都搞好关系，厨师、工勤人员对我也很好。我时不时组织十个八个人乘休息日，开着两三辆车到一二百公里之外，到一个有水有树的地方欢聚、野餐一天。我还组织同美国保卫使馆的大兵——海军陆战队员一块儿打排球，把他们赢了，他们个子很高，身体很壮，但不太会打排球。法国使馆也有联系，关系还不错。

当时和美国使馆的来往也较多。有一次与美国使馆的参赞交谈，他问我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我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有史以来最通晓国际事务的苏联领袖，但是他的改革非常艰巨，在他这一任上很难完成，他本人的结局可能不太妙。

还有一次，联邦德国使馆招待中国的外交官，一位德方人士曾突然问我，你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吗？我说历史本身是客观的，但是人写的历史可能带有主观性，所以要了解历史就要看大量的书，尽可能从多方面了解情况，才能更客观地解读历史。看得出来，我的对话者对我的回答比较满意。一般对外活动，我算是比较敢讲的，但我也要保证我的话不能出了大格。

回国后，我又回到了研究所工作。1989年的风波，又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选择了多少有点独立和自主的人生。

我现在脱离研究国际问题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对国际形势还较为关心。我感觉，我国对国际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当大的进步。刚打倒四人帮时，我曾参加一个与美国一些非洲问题专家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座谈会。当时我国某单位的研究人员的观点左得出奇。美国那些非洲问题专家，各种观点都有。也有的还专门为非洲的社会主义辩护。今天，我已注意到，全国已成立了众多的研究国际问题的机构，也产生了不少的有水平、有战略头脑的研究人员。说明我国对世界的认知水平已有了很大的进步。我真心希望我国的领导人和外交官们也能在此基础上大大提高认知世界的水平，将我国的外交事业办得更好。

《随笔》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