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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郭小川:党组里新来的年轻人(2)

从“整人的人”到“挨整的人”

在由中宣部调往作协时,郭小川就曾跟陆定一和周扬讲过价钱,“希望只搞两年就调回来”。组织上当然未作肯定的答复。来了之后,郭小川“很想把战斗任务担负起来,跟党组和白羽同志在一起,把作协整顿一下;另一方面,却也想利用这创作团体的环境,把个人的写作恢复起来”。

在“和白羽同志在一起”这个问题上,郭小川一开始就很别扭。因为经常受到训斥,到作协不到半年,郭小川便心生退意。至于个人写作问题,“很想搞创作”其实是郭小川当年来作协的动力之一。刚到作协不久的他,在作家们面前还有些“自卑感”,感到某些作家看不起自己,以为“哪里来了这个毛头小伙子,居然来领导我们”,甚至还听到有人说“作家协会的工作,让非作家来领导,简直是笑话”。这种议论对郭小川刺激很大,他觉得“最好是离开作家协会,不离开的话,为了做好工作,也得搞创作”,这是他“搞创作”的外部原因。

作为一个时代性的诗人,郭小川的大部分代表作正是他在作协这几年间写出来的,比如长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抒情短诗《望星空》《甘蔗林——青纱帐》等。在郭小川的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他日写数百行的记录;有一个阶段,他还在每月日记的首页记录下自己所写的字数、行数,以及当月所收到的稿费。为搞创作,他几乎花费了一半以上的星期天和每个没有工作的晚上,一年写了近六千行的诗,还没算上未发表和已修改完毕的——作为领导层成员的郭小川如此辛勤创作,自然会引起同志们的不满。特别是随着他在文学界声誉日隆,同志们的反感情绪日甚。到了1959年,当“反右倾”运动越来越紧张时,郭的勤奋创作、丰收成果就成了他的“罪证”之一:“郭小川同志在作协四年期间,一共写了一万余行诗,出了五本诗集和一本杂文集,但仍然叫嚷创作与工作矛盾,叫嚷不能‘合法地’创作,当一个人取得一些成就的时候,就沾沾自喜,对于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有抱怨情绪。”

1959年初夏,郭小川感到自己身体很不好,到医院检查又没什么结果,情绪一时低落,遂提出想在夏天的工作淡季到下面休整一下。刘白羽拒绝了郭的提议。郭小川一时难以克制,当夜写了一封长信,其中提到:“我到作协工作已将四年,最近越来越感觉难以工作下去。说句丧气话,再这样下去,有沦为‘政治上的庸人’的危险……一天到晚被事务纠缠着,弄得身体垮下去,不能读书,不能下去,也不能认真写作……”刘白羽看完信后,告诉郭小川,既然问题已发展到此等程度,就需要组织出面解决了,否则“对你和党都不利”。但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党内谈心会后,郭小川感到更加压抑,心情始终不能平静。6月15日,他又写信给邵荃麟,袒露自己“精神依然很坏”,“我真有点害怕,是不是精神分裂症初期的症状?”并对写给刘白羽的信作了解释,说“关于我最近提的意见,本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心里很想下去工作,若不可能,也用不着斤斤计较”。

这封信迅速在党组内部传阅开来。对于信中郭所流露出的不满情绪,刘白羽后来在批判大会上批判道:“……说明他阴暗的个人主义是长期的,掩盖在各种表面现象之下,而且是很顽固的。他总把个人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政治风云诡谲多变,郭小川此时的心境是暗淡的。他不再是一年前那个“整人的人”,而是逐渐翻身向下,渐渐变成了一个“挨整的人”。

《一个和八个》受批判

1959年国庆节后,“反右倾”的调子越来越高,中宣部批评作协“反右倾”搞得不够彻底,于是作协党组赶紧行动起来,确定批判对象,争取在十天之内把批判高潮掀起来,方法是“自己把思想谈出来,大家批判,别人提供”。10月23日,在作协党员大会上,党组正副书记邵荃麟、严文井、郭小川首先检查个人思想,然后再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到10月底,批判的火焰渐渐烧到了郭小川身上。

1959年12月17日,作协党组向中宣部汇报了郭小川的“主要错误”,将郭的错误归为四项:向党闹独立、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名位思想、向右倾妥协、创作上的严重错误。

郭小川受到批判的长篇叙事诗《一个和八个》,写于1957年5月间。在延安时期,郭小川就曾听到过一个故事:张国焘肃反时期押了一批犯人,都是被冤枉的好同志。在一次反围攻时,这批犯人起而反抗,大多壮烈牺牲,仅有几人逃出。他前后用了不到半个月时间,就完成了初稿。他在日记中说:“这是一首真正用心写的诗。”这首诗让他写得欣喜若狂:“由于快乐,也由于对自己这个人的欣赏,我简直狂热了。”

《一个和八个》初稿写好后,郭小川交给了《人民文学》的陈白尘,陈看后马上意识到主人公被判死刑的严重性,建议郭小川多加修改。郭修改好后,转给《诗刊》的编辑先看,臧克家、徐迟等人亦赞不绝口。但郭不愿在自己主管的《诗刊》上发表太多作品,于是又转寄给《收获》的靳以,靳以回信说,还是不发表为好,表示这个主题很难掌握,发表出来会起什么作用很难说,担心会引起读者很多意见,尤其是会被不良分子钻空子,说党是常会冤枉好人的。郭小川感到很郁闷,他没想到自己得意的作品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他不甘心,又将这首诗交给了周扬,想听听周扬的意见。

周扬当时并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一直到1959年6月,郭小川在作协受批判时,周扬才把这首诗拿出来交给作协党组,要求用以批判郭小川。刘白羽在批判中说:“这正如一个同志看了《一个和八个》后,简直不相信这会是参加斗争的作协党组副书记郭小川写的!”郭小川在当时的检讨不可谓不深刻,但内心其实是不服气的。到了1967年,周扬、刘白羽被打翻在地之后,他才在另一份检讨中说:“我认为,周扬、刘白羽的手法是不正派的。《一个和八个》诗稿在周扬那里放了一年零四个月,当我给他们驯服的工作时,他一声不吭的;当我跟他们闹了别扭时,他就批下来叫作协党组批判。我写给刘白羽的信,也在刘的手中放了几个月,后来才忽然拿出来批判。”

据当年批判过郭小川的人说,在批判大会上,郭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有想不通的地方,我回去再考虑一下。”他考虑的结果是什么呢?那就是彻底放弃抵抗,彻底将自己否定,包括自己的工作、党性和诗歌写作。在一次又一次的“检讨”后,郭小川陷入了严重的困顿中,他既没有了自信,也失去了方向;他的“检讨”,从最初的“言不由衷”,逐渐过渡到连他自己也说不清孰为对孰为错的境地了。

“黑线”上的“干将”

1959年挨整后,郭小川基本上就靠边站了。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作协活动陷于停顿中,郭小川也落得清闲。接下来的两年,他主要参与了《文艺十条》的起草工作和筹备作协理事会,其他则是“混日子”,并尽量避免与周扬、林默涵和刘白羽等人接近。他相继辞去了作协党组副书记和《诗刊》编委的职务,此时他的想法还是“一走了之”,哪怕降职也在所不惜。

1962年10月,在胡乔木的关照下,郭小川正式调到《人民日报》任记者。到了《人民日报》后,他就很少再与作协发生关系了。1964年5月,他甚至想离开北京,调到中南局去工作。然而有些运动,想躲是躲不开的。1964年,毛泽东突然对文艺工作作出两次严厉批示,在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份整风报告上,毛还批示道:“写在纸上,不准备兑现的。”

上级问话,就必须有人被揪出来承担责任。作协挨了批评后,中宣部立即将正在大连海滨养病的刘白羽调回来,任命他为作协整风检查组长,取代党组书记邵荃麟,全面负责作协的整风和工作。领导“这些协会”的周扬、林默涵似乎是首当其冲的,但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却是邵荃麟。邵是1926入党的老党员,书卷气较浓。他瘦骨嶙峋,长期胃下垂,以吃流质食品为主,体质一直比较虚弱。刘白羽给邵荃麟定的罪名是“教条主义的无限清谈,官僚主义的不闻不问”。

1966年《五七指示》发出后,新疆建设兵团被选作宣传典型,郭小川与同事一起前去采访。采访尚未结束,“文革”的气氛就浓烈起来,满街贴满了大字报,到处在烧书、批斗、辩论,郭只得返回北京。在回京的飞机上,郭就开始紧张起来,他拿过纸笔,将自己的财物“存款四千元、派克金笔一支”等写清楚,准备回京交给组织。随行同事安慰他:“运动可能不会那么严重,说不定一年半载的就过去了。”郭阴郁地说:“这次看来非比寻常。”

从新疆一回到家里,一张大字报就贴在门外,上面写着:“把文艺黑线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揪出来!”此时,“走资派”陆定一、周扬、刘白羽、邵荃麟等人都已被揪了出来,作为“黑线”上的“干将”,郭小川也跟着掉进旋涡。他被揪回作协,与邵荃麟、刘白羽、严文井、张光年等一起,关押在文联大楼地下室,接受小将们的轮番批斗。

1969年9月底,中国文联大楼六七百人被连锅端往“五七干校”。作协有意留下郭小川让他回报社,郭很激动,还写信告诉远在内蒙古插队的女儿,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报社却回绝了他。无奈,郭小川只得打点行装,随作协南下咸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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