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性失明与选择性记忆

现代社会，开放的社会体系构成了开放的社会生活，使我们的行为具有了公共性，即便在互联网上的自言自语往往也拥有一定受众，因此要求我们不去渲染暴力，不去倡导恐怖。这是一种人性的自觉。

在自我约束的一面，还有共同的社会关怀、共同的社会责任。信奉威权的德国人非常不习惯承担公共责任。既然不愿意主宰自己的命运，那么所有的责任，都应该由能够主宰命运的人来承担。

在此情形下，选择性失明是这群小人物的共有特征，在他们生活范围内总会有犹太人的存在，纳粹上台后犹太人迅速减少，一个个从自己的身边消失。对于一件“无害”的事情，他们是理所当然的“知情人”：他们知道犹太人被允许携带财产离开，知道“只有少部分人”被送进集中营，理由是他们是德国的叛徒。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些被驱逐的犹太人只允许随身携带五十至一百马克，也“更不知道”占领区的几乎所有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因为一旦“知道”这些，内心要承受煎熬，良知要受到折磨，他们以一种委屈的口吻反问：“我该知道吗？”

不论是道听途说还是曾经被关押过的人，都不愿意或者被禁止谈论自己“所知道的”事，而且，他们也不会主动去设法搜集证据“证实”这些“谣言”和传闻，它既出自权力的压力，也出自内心的恐惧：“在德国，甚至私人性的抗议都是危险的，私密的信息甚至可能被逼取。”

齐克隆-B原本是用于除虫剂的，化工厂经理得到的却是没有任何书面信息、口头通知机密订单，工厂经理很可能听说过对犹太人“最后解决”的方案，只要稍加观察，也许就能知道齐克隆-B的用途，但没有任何人去关心它的作用。属于中间阶层的工厂经理尚且如此，那些真正的“小人物”会更好吗？

当然，他们往往确实不知道真相，这是一个事实，但在同一个事件背后，也往往是由诸多个事实共同构成的——只要他们稍加留意，就可能尽快知道真相——这同样也是事实：在德国，纳粹党并不刻意避讳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在报纸上恶毒地攻击犹太人，在街头可以随时殴打、羞辱犹太人，他们的犹太邻居被驱逐，这些事就发生在他们身边。这种暴力却不能在他们内心产生一点怜悯和反省——什么样的政权允许如此荼毒自己的人民？

他们是“小人物”，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所见，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出的不是恶意而是善意，但面对极权统治，良善杳无踪迹。当纳粹暴行成为德意志民族耻辱的时候，这沉重的十字架同样背负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同样无法卸下。他们在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不是以各种方式写进了文本并且又呈现给了我们？

任何一个民族的行为被当作反面教材写进历史，作为警示后人的教训，有一种被当众剥光衣服示众的感觉。自作自受。

信仰与背叛

裁缝施克文的儿子古斯塔夫·施文克是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因而他不得不承受父辈们发动战争带来的后果，在动荡中寻找稳定的生活。

不过二十出头的小施克文，这一代人的“梦想”就是得到一份由国家提供的工作：终身职业、保险、养老金。在老子的熏陶下的小施克文，对犹太人有着莫名其妙的憎恨，认为一战后德国经济的衰退完全是犹太人引起的。他的“梦想”是希望得到一套制服并成为冲锋队手下的一名警察。他的“梦想”实现了，同时他也成为一个纳粹分子。

欧洲反犹主义具有深厚基础，在纳粹党形成气候之后，反犹主义就变成了德国式的，并借助现代化便利条件迅速扩散，纳粹党媒体上充斥着对犹太人各种恶毒攻击和诽谤。虽然这些德国人生活中从未遇到过如纳粹媒体上形容的那种“犹太恶魔”，但他们无条件地选择相信，相信“犹太恶魔”就在自己的身边。“相信”的成本相当低廉，低廉到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甚至还有所收益。

他们几乎每天都和犹太人打交道，却从不了解犹太人。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形成于漫长的历史流传中，是从来没有人见识过的传说。传说，通常总是远离现实生活，本来是无所谓澄清和修正，但犹太人却始终生活在他们中间，这些犹太人到底有没有像传说中的、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肮脏贪婪？哪怕就是怀着一颗好奇心，也该问一问这些传说是否可靠。假如你办公室对面坐着或者你家隔壁住着一位传说中的恶魔——你信吗？

这一代德国人，除了领袖，他们什么都不信；对于领袖，他们什么都敢信。

西蒙和迈耶热烈地谈论着犹太人的《塔木德》，但他根本没读过这部书，他声称自己能轻易分辨出谁是犹太人，可犹太人就坐在他的对面——作者就是一位美国犹太人，西蒙一次也没有闻出来。推销员达姆则认为，消灭犹太人是基督徒的使命，因为犹太人杀死过耶稣，而且还试图消灭基督教。

作者有一个十分重要、相当尖锐的结论：“在他们不断争论的过程中，我想到了一种惯常的分析：我们不得不证明，我们伤害那些我们伤害过的人是正当的，或者说为了把其他人牵扯进我们的罪恶之中，我们不得不劝服他们接受我们的罪恶观。”

他们是基督徒，却违背了福音的教诲，成为事实上的叛教者。

德国的情况很复杂

不能想象、也不该要求他们拥有高于普遍性的道德水准，不能指望他们在利益面前不被诱惑，但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对犹太人权利和生命被彻底剥夺基础上的，是建立在极权主义残酷杀戮基础上的。即便当时不明真相，但岂能说事后也一无所知？“幸福感”不可以通过对人性的遮蔽、对他者生命的剥夺而获得。德国人——即便在战后，似乎从来没有受到过良心的纷扰，海德格尔、施米特这样的思想家如此，这些普通德国人同样如此。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没有作过恶，更没有杀过人，但良知的起点是真，是善，是自我心灵对美德的自然认同，这一代德国人身上没有这些美好的情怀。

曾经流亡美国的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于1949年12月回到德国考察，她是这样描摹战后德国人精神状态的：集体性的麻木不仁。在欧洲其他地方都不像在德国这样，德国人对实施这种骇人听闻的恐怖行为无动于衷，看不出有多少悲伤情怀。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漠不关心的表情，缺少感情，心灵匮乏，这俨然已是“德国人”的标志。

这是一种精神性的死亡状态，是歇斯底里发作后所呈现出的那种空虚、空洞和失魂落魄。德国人自从1871年统一之后就陷入了这样的状态，持续的疯狂、连续不断的疯癫，到了第三帝国便进入了死亡状态，如同提线木偶，任意地由希特勒和纳粹党所操纵，但“他们以为他们是自由的”，正如没有自我意识的木偶总觉得自己在挥动着“自由的”臂膀。阿伦特接着写道：“他们都是活着的鬼，不说话，不立论，也不闪动人的眼神，人们从他们那里也感受不到基于人性的悲伤。”

精神死亡的恐怖性和疯狂的纳粹主义恐怖性是一致的。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要这些德国人承担罪责是困难的。战后在对战犯进行绞决后，《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人类已经进入拥有全球性道德的新时代”，但“全球性道德”不论是对纳粹党领袖还是普通民众统统地不具备。刽子手们为此辩解，说自己都是按照命令行事，至于普通公众更觉得自己对这些罪恶一无所知。他们拒绝服罪，拒绝忏悔。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纽伦堡审判对德国人没有从根本上产生什么影响。

选择性失明的过程也是选择性记忆的过程。面对严重的犯罪事实，他们总是自艾自怜地选择自己需要的记忆为自己进行辩护，总是想从自己或国家的创痛开始书写历史，对造成这种创痛的原因却只字不提。对一战态度如此，对二战态度依然如此：你提及1914年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就谈论1918年的战败；你提及1939年发动的世界大战，他们就会说1945年的战败。仿佛全世界都在与德国为敌，法西斯德国则是无辜的。

一位美国占领军官员对德国人评价道：“他们像狗一样。如果你不踢它们，它们就会咬你；而如果你踢它们，它们就会嗷嗷直叫。”固然尖刻，可事实总是这样刺痛人们的神经。

迈耶认为，希特勒的屠杀是他与德国人之间的相互授权的结果，德国人将自己的权利拱手相让，纳粹政权也就必然地为所欲为：“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德国人民从来没有对他们政府承担主权者的责任”——德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主权者，如此，他们就不会获得应该拥有的权利。

德国人并不这么认为，既然不愿意面对大屠杀，也就更不会承认自己曾经“授权”杀人，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说辞，总觉得德国与世界不一样：“我们的情况不同于你们……我们的情况极为复杂、困难、微妙……和你们的情况之于你们相比，我们更难理解我们的情况。”他们拥戴希特勒，承认纳粹政权的合法性，这样，希特勒的罪责就必然地与国民的责任联系在一起。这群小人物们，既不做出任何反抗的姿态也不愿意承担责任。

正是出于对权威、权力的无条件臣服、服从，德国人的性格一方面表现得十分精细、准确、守纪律，另一方面又非常冷漠、麻木。当他们以此成为自己民族精神依据时，不论什么滔天罪恶都敢干，这一代德国人根本没有良心！在他们看来，这么做或者那么做，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德国人在基本的是非面前会表现出如此性格？究竟是否存在一种“民族性格”？迈耶对民族性格进行了这样一个定义：在大部分人中“发现一种十分明显的对外在事物和内心世界的看法”。如此，“说德国人中的特有共同事物方面，我们是有着足够的理由的”。

说“民族性格”不是一个全称定义，它不意味着“各种民族特性是固有的或不可抹除的”，也不意味着一个民族中所有人一概如此，但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对待世界的态度上依然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迈耶认为，这一性格“源自于日耳曼人的性格并形成于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是现代人制造出最邪恶的东西”。在这个时代，不是所有的德国人——但大多数德国人都喜欢它：纳粹主义“是德国所特有的事物”。在思想史上，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讨论，我认为日耳曼人性格的形成还可以前溯，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浪漫主义思潮所产生的影响。

德国文化是精英式样的，他们创造了非常精细的文明，19世纪的德国文化创造在整个西方也堪称出类拔萃，他们创造了理论，也掌握了理论，于是，“理论就变成了激情”，不仅全心全意地进行创造，也全心全意地追随纳粹运动。德国人把一种独特的精神归自己，而把一些低劣的精神当作其他民族的产物。当这种民族感情——民族性格被纳粹主义所利用时，立刻变身为极端种族主义，纳粹分子“把自己看作是地球上的精英人物，并要把地球上各种各样的人都送进地狱”。

德国人总是处于绝对性的两极，一面是自大狂妄，一面是宵小猥琐，他们在处理小事情非常认真仔细，但在大事情方面、在那些根本的和致命的问题上，他们反倒马马虎虎。

在剧烈变化的19世纪，日耳曼人没有适应这个世界的变化，愈发地沉沦和堕落。他们希望拥有一种具有广阔共建的、但仅仅适合德国人生活的世界，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恢复固有秩序。但他们没有回到过去的时代，最终却成为民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以及信念的动摇者。正是对现实的不适应，使德国人对超人产生了强烈的渴望，试图想取得超人般的成就。于是，希特勒出现了，他就是超人的附体，超人的显灵。

但精英只能是一部分人。雅利安人面对犹太人、斯拉夫人的时候是高贵的，而在更多的时间里面对的是自己，是另一个同样的雅利安人，于是，他们又立刻自我矮化为“小人物”，他们会因为自己是“小人物”而自私到令人错愕的地步：他们从来不在公共交通上为老人让座，也从来不做任何“助人为乐”的事。恰恰就是这群日常生活中极端自我的德国人，变成了成群结队的爱国者，变成了为德国利益能够即刻做出自我牺牲的人。在爱国主义旗帜之下，他们首先是道德的堕落，接着便丧失了人性。

德国人的理想是危险的——他们有责任感，但从不强调个体的责任；他们也依靠信条，却只是自己的信条。德国人的思想拒绝停泊在西方人的普遍价值中，不具有一个建立在普世价值基础上的价值观，他们把自己的精神交给了“小人物”，从来不曾发生过“内心冲突”，不论做什么、选择什么都显得是那么淡定，那么坦然。

如此，德国人的“反思”也总显得那么虚情假意，他们大多数都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事。他们遵守纪律和执行命令，却从不过问命令的来源和内容是否合法。水晶之夜，暴徒们听从命令，一夜之间从潘多拉的魔盒中奔跑出来参与暴乱，接着又听从命令，一夜之间杳无影踪地龟缩于魔盒之中。

“德国人没有冷静和坚定一贯的不服从的能力——对于一个完完全全自由的人来说，这非常重要——是他们国家历史的关键所在。”迈耶这样说。

自由，是一种选择的习惯，德国人不习惯自由。

谈论极权统治，心情总是沉重和沉痛的，无法带着微笑去面对极权主义的罪恶。但我们毕竟看到，在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中，极权主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尤其在经历过这种罪恶统治之后，人类在不断地反思、不断地审视和批判自我，德国也不例外。尽管我们看到德国一代人的精神性死亡，终究还有如马丁·尼莫拉牧师这样的人。在二战的火焰刚刚熄灭不久，1945年10月他与柏林勃兰登堡教堂主教弗里德里希·戴贝里斯、后来成为西德总统的古斯塔夫·海涅曼等十一人起草了《斯图加特悔罪书》，对新教支持希特勒和纳粹的行为反省和忏悔。而牧师本人更以一首著名的忏悔诗《起初他们》赢得了崇高声誉：

起初他们

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当德国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是德国真正走向现代文明的开端。一代人的精神死亡了，另一代人却从死亡的废墟中站立了起来。

在这部规模不大但内容恢弘的书里，迈耶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问题，本文以此结尾：国家除了饮血，还能喝其他东西吗？

《随笔》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