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上一个道歉

庞 旸

原山东济南一中初二四班学生刘伯勤因“文革”中打自己的老师，在今年《炎黄春秋》杂志第六期刊登“道歉广告”。读后，我不由想起自己四十七年前的一件往事。

1966年，我十岁。那年春夏，“文革”已经让全社会沸腾了。宿舍大院里那些叱咤风云的中学生——六中的男生、师大女附中的女生们，都身着绿军装，腰系武装带，威风凛凛地在学校斗校长，斗老师。我还记得，为了显示出“做最最忠于伟大领袖的红卫兵”，一个女附中的大姑娘，竟剃了个光溜溜的大秃头；而一个六中的半大小子，竟把几个红像章生生别在胸前的肉里！就在这火热的、疯狂的年代，我们这些小学生也在家里待不住了。模仿大哥哥大姐姐去造反吧，似乎还没那个资格，而且，造谁的反呢？“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还轮不到我们斗。于是，男孩子就把造反的热情倾泻到了小动物身上。我亲眼看到几个像我们这么大的男孩儿，是怎么杀死一只猫的——石头砸，棍子打，铁锹拍，都折磨不死。于是，男孩们轮流把那奄奄一息的猫往天上抛，这招儿也没用，那“猫坚强”愣是摔不死，反而趁着一次“上天”的机会赖在树枝上不下来了。这下男孩们可恼了，用大竹竿把那只伤猫捅下来，回家烧来一壶壶滚烫的开水，轮番浇在猫身上。这下，那可怜的猫终于咽了气。我还记得最后漂在大水池里的那具可怕的猫尸体——身上的毛已经全没了，白惨惨的，在脏水里一起一伏。这一幕成了噩梦，时不时就会浮现在我以后四十七年的生活里。

人们说“文革”充分调动了人们心中原始的恶，这让我亲眼看到了。

我们几个女孩，原是各家的乖乖女，受这种时代风气感染，也觉得不能成天玩“过家家”了，也要干点革命的事。干什么呢？机会来了——我们中的一个女孩，因父母是“反动资本家”被抄家了。抄家那天女孩没处去，站在院子里哭。我们平时很要好，觉得应该“挽救”她，于是就把她接到其中一个同学家里，对她说，虽然你爸妈是坏人，但你还是我们的好“战友”！别回家了，和他们划清界限！于是，我们几人分工，从家里拿来米、面和菜，给她做饭，晚上轮流陪她睡觉。可那孩子毕竟只有十岁，成天哭哭啼啼的，想家。有一天，竟留了个纸条，回到她那“反动”的家里去了。

当时我们心里真是气不忿儿：“反动资本家”竟然比我们“革命小战友”的感召力还大！不行，这事不能就这么完了，得给他们一点儿教训！怎么办呢？一个女孩看到他们家门口炉子上烧着一锅稀饭。于是，我们一人抓了一把脏土，排着队，轮流跑过去撒在她家的粥锅里。

过了一会儿，藏在暗处观察动静的我们，看到她的妈妈从屋里出来，铁青着脸，端着一锅又黑又脏的“粥”去街道办告状了。我们知道自己做了亏心事，心里害怕，就作鸟兽散。这件事当然不了了之，以后也从没人再提起过。

但是，此事真的从我心里翻过去了吗？没有！这件事成了我的一个心结，几十年了并不敢将它忘记。它是我十年中做过的唯一一件恶事，但它发生在一群原本天真可爱、阳光活泼的小女孩儿身上。

我也应该就四十七年前的这件错事，补上一个忏悔、一个道歉。

《杂文选刊》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