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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序言(2)

二 新抗战文学正在崛起

与备受诟病的抗日神剧、抗日雷剧形成鲜明对比和反差的是,抗战题材的文学书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及格局。集中阅读近期的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尤其是纪实作品,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现在我国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已经进入到一个深化的阶段,和以往的同类作品相比,出现了一些明显的新变化,这些变化似乎都在预示着一种不同于以往抗战题材创作观念、视野和审美风范的“新抗战文学”正在崛起。

刷新了的历史观

与以往的创作不同,今天的抗战题材书写正在运用更为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矫正我们对待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竭力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上世纪80年代之前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抗日战争的叙述,是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割裂开来,独立叙说;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描述,基本上是节节败退、全线溃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的视野里,突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强调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抗战中发挥了主导性、决定性作用,但却有意忽略无视乃至扭曲了国民党军队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历史观显然受到了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这种不无偏颇的历史观直接影响到了作家看待抗日战争历史的态度和观念。抗战胜利后以至建国后的一系列抗战题材作品,遵循的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历史观,都是正面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

到了上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之初,在思想解放的时代大潮中,部分作家的历史观念又开始矫枉过正,认为国民党正面战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主导核心作用,在对抗战的描写中,片面突出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描写。这些文学书写在历史观方面可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颇。

目前,作家的抗战历史观再次得到了刷新和校正,更为接近历史本真。抗日战争被视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是人民之战、正义之战、和平之战,这一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当下文学作品大多既重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重要作用,同时更强调共产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既不贬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用,更不忽视或轻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对大半日军和伪军的牵制制约作用,认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正面战场与共产党敌后根据地武装力量联合作战,加之国际正义力量支持共同作用所取得的必然结果。譬如王树增的《抗日战争》、徐锦庚的《台儿庄涅槃》等,都是在这种刷新了的抗战历史观指导下的文学书写。

无限逼近历史真实

抗战是过去式,是完成了的历史。对于抗战的书写,虽然永远无法重返历史现场无法还原历史原貌,但是却可以无限地逼近和接近历史真实。今天的抗战题材创作,更加真实,更加深入。真实性品格日益得以彰显。

随着大量历史档案资料的公开和披露,国外相关资料不断地被翻译出版,随着作家采访范围和力度的扩大,大量抢救历史的口述实录、访谈录、回忆录等的整理出版,都使作家的写作有了更多的第一手资料依据,特别是在纪实文学创作上尤其明显。

包括《抗日战争》《台儿庄涅槃》在内近期出现的一系列的抗战题材纪实文学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品格,就是努力还原历史的本真。一是采取了一种更客观的、唯物的、辩证的历史观来看待国民党抗战,来看待十四年抗战历史。这是一个突破,也是抗战题材文学创作开始走向深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力图通过严谨考证校正历史。以前有一些历史的书写可能是错误的,原先对于抗战历史的有些判断今天看来是错误的。例如关于台儿庄血战,以前我们做得更多的是在遮蔽淡化这段壮烈历史,渐渐地,我们开始还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发挥的作用,更多地强调其作为抗战的一支主力的判断。到了《台儿庄涅槃》这本书,作者已不再简单片面地强调国民党在血战中发挥的主力作用,同时也突出了共产党在台儿庄血战全过程并不是袖手旁观的,也积极参与了决策、谋划,如写到周恩来在决战前专门会见李宗仁为之出谋划策等等,这些以前被遮蔽掉的历史重新被揭示出来。这体现了作者严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

在《台儿庄涅槃》里,作者有很多详实的考证和勘误。如对国民党122师王铭章师长最终是自杀殉国,还是同日本侵略者同归于尽,作者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如实写出了两种不同判断的依据。对于日本板垣师团第11联队队长野裕一郎,长期以来的结论是该人死于临沂会战,但是,作者根据拍摄徐州会战节目组赴日拍摄素材时了解到的情况,野裕一郎并非死在临沂,而是死于太平洋战争。关于张自忠与庞炳勋的个人恩怨问题,到底有没有恩怨?是不是张冠李戴?作者直接引用李宗仁等当事人的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来还原历史真实……我们无法回到历史现场,但是我们可以无限地逼近历史真实。纪实文学追求真实性品格,致力于艺术地还原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实,就要遵从历史本身和实质。如徐锦庚写到山东老百姓劳军,不光是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倾全家所有犒劳支援解放军,在抗日战争时则倾情犒劳支援国民党军队,谁为老百姓抗战,为老百姓的利益去抗争,那么老百姓就会投向他们。这是完全忠实于历史真实的写作态度。

历史题材纪实文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就是如何艺术地反映历史,这是纪实文学作家特别应该着重解决的课题。《台儿庄涅槃》在涉及抗战这段历史的时候,有一些很突出的特点。如采用了先抑后扬的写法,先渲染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指挥的国民党军是一支杂牌军,对抗的却是日本的王牌部队。抗战还未开始,便发生了国民党山东省长韩复渠闻风逃跑事件,蒋介石通过杀一儆百来激励士气。作者又特别写到李宗仁的两员大将张自忠和庞炳勋之间的过节,结果俩人又被李安排去并肩作战——这些情节都是借助先抑后扬手法来反衬渲染国民党军队最终团结起来打了胜仗。这就是一种文学的写法。包括对于人物群像的刻画,像张自忠、庞炳勋二人,个性殊异,在台儿庄血战时可以说都是英雄,但是这两个人最终却走向了迥异的归途,一个以身殉国成为千古英烈,一个却投敌当了汉奸。通过描述人物的命运写活了人物形象。这部纪实文学还特别注重描写战争中间的小人物,如枣庄新中华饭店的小老板郁德义,作者通过在抗战中郁德义收听收音机的几个细节串联起来,描写他在国难中间的遭遇。叶圣陶写《潘先生在难中》,这部纪实文学写郁德义这样一个小人物在难中,这个小人物的命运和遭遇也能很好地折射抗战的惨烈与壮烈。这是艺术的表现手法。

国际化的开阔视野

抗战题材创作,越来越注意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及全景中来描述与考量,特别注重国际视野和第三方佐证材料。有很多文学作品将国外对中国战场的评论、评价,作为创作上的一种参考,这当然要归功于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外国作品的翻译出版。

在还原历史方面,《台儿庄涅槃》做了很多努力,包括对史料的披露,特别是台儿庄血战之后,国际社会、国际舆论界的反映,他引用英国路透社、美国《华盛顿报》、苏联《真理报》等的相关报道,很有意义,赋予了作品以国际性视野,即从第三只眼睛来评价台儿庄大战的意义。这是一个新颖而更有说服力的角度。

青年军旅作家王龙的《刺刀书写的谎言——侵华战争中的日本“笔部队”真相》挖掘了一个独特的题材,以九个曾经狂热地参与战争宣传的日本作家作为叙事对象和主角,揭开了日本鲜为人知的“笔部队”内幕。在人物的性格方面,作者特别突出描写了其两面性,每个参战作家都不是一种单向度的性格,而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石川达三有过巴西移民的痛苦经历,参战后他写下了小说《活着的士兵》,本着忠于真实和良知的记者式的如实描写,其本意是要替日本军国主义进行战争宣传及动员,但是该书对于日军残暴行径的描写,却阴差阳错地使之成为了一部著名的反战作品。为了“戴罪立功”,石川达三走向参战,助纣为虐,不断地粉饰和美化侵略战争,为自己“赎罪”。从这些反复的情节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物人格的分裂变异及性格的两重性。而对女作家林芙美子的描写,作者则从她个人的命运入手,写她童年贫困的生活,成年以后曲折的爱情经历,一直写到她为战争呐喊,跟随丈夫参加侵华战争,并作为日本作家第一人随军进入攻占后的武汉,成为所谓的“陆军班头号功臣”。她因此而一度声名显赫,不可一世,但战争失败又使她跌入人生的低谷,陷入失落困惑虚无的状态。作者令人信服地写出了这个个性复杂的作家的曲折命运。《刺刀书写的谎言》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作者采用了清醒的理性叙事,特别注重对事件和人物的评判剖析。堪称是用笔在对日本参战作家进行一次灵魂的解剖,试图写出这些作家丑陋邪恶的心灵史。火野苇平是一个更加险恶的日本“军队作家”,他的《士兵三部曲》实质上是在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粉饰、宣传的,但他却采用了一种人道主义的外表,给作品披上了一层分外迷人的外衣。这是一种非常有迷惑性的伪装。正如作者王龙所言,这部小说对军国主义者的描写,一面是杀人如麻,一面又在不断地抒情、唏嘘、感伤、悲天悯人。这也正折射出日本民族矛盾复杂的性格。火野苇平无疑是一名“高明”的战争文学的粉刷匠,其目的在于淡化或抹杀战争的罪恶性质,死不悔改地为战争辩护。还有如藤田实彦的《战车战记》对于战场颠倒黑白的描写,编造“日中亲善”和“鱼水情谊”的谎言;牛岛川子从共产党员到变成日本殖民理想的吹鼓手,到晚年的忏悔和参与倡导日中不再战的和平行动;大力宣扬“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灵魂变色龙”林房雄;从反战、叛逆者到为魔鬼辩护的与谢野晶子;纵情享受、消极合作、为日本战败而感伤的川端康成……在王龙笔下,每个“笔部队”成员的真实面目逐一得以呈现,带给我们深沉的反思:在日本军事侵略的幕后,还有一支可恶的文化的部队,需要我们高度警醒。

文本趋向细分化

当下兴盛的“新抗战文学”,文本细分现象突出。抗战书写越来越细化,越来越专注、专业。既有大视野的全景式的描述,比如王树增近期陆续出版的煌煌近一百八十万言的《抗日战争》三卷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从全民族抗战的视角出发,以重大战役战斗为叙事纵轴,以重大历史事件及相关人物为经纬,全景式地记述八年全面抗战中的主要战役战斗。也有以单一事件或以人物为主,展开深入详尽的叙事和描写的文本。糜果才的《烽烟平型关》以事件为主,对抗战第一次大胜平型关战役的来龙去脉进行了梳理和描述。蒋巍等的《血色国魂》则以抗日战争期间我国阵亡的将领作为作品主角,是一部建立在纸上的纪念碑。作品独辟蹊径,从殉国将领的角度,重返抗战历史现场,重温国难民殇,重述残酷战争,警示国人不要忘了灾难深重的过去,不要忘了民族英雄,更加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更加发愤图强,让世界上和平的力量不断强大,让人间远离战争,永保太平,这是一部来得正是时候的战争与和平备忘录。

丁晓平的《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视角独特,聚焦二战中几次最重要的国际会议,特别是在波茨坦会议前后国际力量——主要是美英苏三个大国之间的角力与较量,揭开的是另一半鲜为人知的二战历史——亦即,二战过程中的外交战。大国之间围绕着利益再分配、利益的角逐与平衡、维护战后和平、重建战后秩序等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作品以慕尼黑会议、开罗会议、雅尔塔会员和波茨坦会议这几次会议的召开为叙事线索,以几大巨头——罗斯福、杜鲁门、斯大林、丘吉尔等为核心和中心人物,线索清晰,结构鲜明。运用丰富详实的材料表现这几大巨头的鲜明个性,如斯大林的国家至上主义、强硬、倔强;丘吉尔的顽强、自我;罗斯福的八面玲珑、善于斡旋,都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作者尤其善于抓住戏剧性的情节,来凸显人物的命运转折,善于抓住事件的关键转机,来表现历史转折变迁的紧要关头。譬如,在大国外交谈判和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到关键时刻,1945年1月乘船回到美国不久的罗斯福却因病去世,杜鲁门上台,美国面临着政治交替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局面,同盟国阵线将何去何从必然成为悬念。而就在波茨坦会议接近尾声之际,丘吉尔却在英国首相大选中失败,英国同样面临着国家政策调整的可能危机。而正在美英督促苏联发起对日作战之际,美国试爆原子弹成功,掌握了制胜武器,试图以此为筹码要挟斯大林。然而斯大林却不为所动,不动声色,原来苏联的原子弹也正在加速研制并接近成功——这些生动情节都大大增强了作品的内在张力及可读性。

张雅文的《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则重在塑造鲜活的人物。人物刻画尤为用力,形象大多栩栩如生。丹麦小伙子辛德贝格具有爱冒险、爱闯荡、爱打抱不平的性格。作者通过他在淞沪会战期间应聘为英国的战地记者史蒂芬斯当司机,穿行于枪林炮雨之中,并且亲眼目睹记者的牺牲等情节,表现了他大胆、冒险、爱闯荡的性格。又通过叙述他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与德国人昆德一起,帮助江南水泥厂建起难民营,保护了数万难民,表现出他爱打抱不平、热心救人的品质。“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钱秀玲是一位勇担大义、知恩图报的伟大女性。在比利时村民和百姓需要帮助时,她挺身而出,义无反顾,通过私人关系找到了比利时地区纳粹最高行政长官法肯豪森将军,请求他的帮助。而当德国战败,法肯豪森沦为阶下囚后,她不仅多次前往探望、安慰;更是多方奔走,积极呼吁,甚至动员多名获救证人作证,并亲临法庭,为法肯豪森辩护,希望减轻对他的刑罚。这些举动都是感恩报恩的表现,都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真诚而积极的作为,令人肃然起敬。法肯豪森则是一位良心未泯、富于正义感的人。他参加过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早期,他又应邀来到中国担任高级军事顾问,全身心投入为中国政府出谋划策,恪尽职守。即便在德国与日本结盟以后,他和自己的军事顾问团成员们也都信守承诺,绝不泄露中国军事机密。“二战”期间,身为德国纳粹派驻比利时的军政总督,他身不由己,但他却总是尽己所能去同情和帮助比利时等国的反战人士和无辜百姓,尽量帮助他们逃离死亡的危险。还有像拉贝的敢作敢当、大义凛然的性格,绿川英子的忠贞爱情、坚持正义的品格,也都通过作者生花妙笔得到了形象的展示和表现。

纪实文学感染人的力量来自艺术性,包括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最能打动人的也是那些独特而鲜为人知的情节与细节。譬如,钱秀玲与法肯豪森的关系,二者之间超越国界和种族,甚至超越战争与国家利益之上的真挚友情,两人在战争和患难之中依旧保持着的相互信任、相互关心和温暖的关系,尤其令人动容。钱秀玲冒着比利时全国舆论普遍的反对甚至谴责的风头,仍旧坚信自己的选择是对的,坚定地为朋友法肯豪森奔走呼告,在报纸上撰文,亲临监狱看望,寻找当年被解救的幸存者……所有这一切举动,都纯粹出自其个人的良心和善良的本性。这份真挚友情感天动地,最终也打动了主审法官和比利时人民。法肯豪森入狱后,当年被他解救存活下来的一位比利时反战女英雄西西拉温特勇敢地追求他,坚定地为他守候,最终等来了这份弥足珍贵的爱情。在法肯豪森灰暗的晚年,在他八十岁寿辰时,却意外地收到了中国台湾当局送来的花篮与蛋糕、勋章与奖金,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将军——这些情节既无比美好,亦感人至深。而日本女性绿川英子则是在同她的中国丈夫刘砥方结合多年、生育两个孩子之后才获知对方早有妻室,自己无意间竟充当了第三者。这份坚贞而又不无尴尬和屈辱的爱情,最终以绿川英子因引产而英年早逝结局,令人唏嘘不已。辛德贝格冒着生命危险,历尽曲折,从中国战区挟带出了揭露日寇暴行的记录电影资料片,并在日内瓦国际大会上播放,引起全世界的震惊。这样的情节很能见出这个人物爱打抱不平、富于正义感的个性。

更关注战争和人

文学是人学。战争文学应该更多地关注战争中人的命运与遭际,尤其是小人物或者普通人的命运。近期出现了很多抗战题材作品,都以普通人、普通老兵作为主线。

程雪莉的《寻找平山团》是一部注重塑造人物群像的、重温和“重写”抗战历史的纪实作品。它通过讲述从河北平山县走出来的,由成千上万名战士组成的抗日“平山团”的独特故事,截取八路军及其抗战历史的一个切片或样本,来烛照全部抗战历史,题材独特而新颖。同样是表现“寻找”的主题,但是《寻找平山团》与赵瑜《寻找巴金的黛莉》、江宛柳的《我在寻找那颗星》不同。如果说《寻找巴金的黛莉》《我在寻找那颗星》注重寻找的是一个个体、一种情感,那么《寻找平山团》所寻找的则是一个群体、一支庞大而壮观的队伍、一种精神底色和品格质地。它们所要寻找的都是一种正在逐渐隐入历史深处的东西——史实、人物、故事、情怀……这种带有考古发掘式的历史打捞无疑具有发现的意义,可以填补某些历史空白或盲区。

《寻找平山团》寻找的是一群人,力图还原他们共同的人生选择和命运遭际。在外敌入侵民族存亡之际,八路军一发布征兵告示,一个月零三天小小平山县即有一千七百多名子弟报名参军。这群人从平山县距离西柏坡只有五千米的洪子店村出发,一路远行,一路创造丰功伟绩。这种寻找也是对一种鲜活历史的寻找。寻找那样一群人,那样一个人民的政党和那样一支人民的军队,那样一种党和群众、党的军队和人民群众鱼水情深的关系。老百姓为了保护八路军、共产党员,什么都可以豁出去、都能舍弃掉……这其间,就有英雄母亲戎冠秀这样的典型。作者历时五年寻找的更是一种精神,一种爱国报国,为了祖国兴盛而不懈付出、努力奋斗抗争的英勇精神。这是追求民族解放、独立、自由和强大的精神。既包含有平山人民在大敌当前那种奋起抗击同仇敌忾的气概与风采伟大的抗战精神,也有平山团在延安加入359旅开发建设延安的“南泥湾精神”,还有南征北返、北上新疆、数十年屯垦戍边的兵团儿女精神,同时也糅合了燕赵大地千年历史所孕育出的慷慨悲歌的侠义之风和民族血性。因此,《寻找平山团》实质上是在寻找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亦即我们民族国家发展前行不竭动力的中国精神。那么,寻找平山团,也可以说是寻找中国故事,寻找中国梦。作品描写的是一群人共同的梦想与追求、光荣与辉煌,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先后从平山县走出来的12065名优秀儿女用鲜血和头颅、青春和性命书写的历史。他们的去向,他们走到多远,落脚何处,都是作者关心的问题。作者循着他们战斗的足迹、斗争的历程一路寻找,八路军120师、115师,晋察冀5团,文艺团都留下了平山团的印记。这种坚毅的寻找体现了作者深切的人文情怀。

《寻找平山团》更是在寻找一种“美丽的悲伤”,呈现一种文学之美。那些美丽花朵一样的生命曾经绽放,而后凋零,他们留下了炫目的光亮,如虹贯日如彗星划过长空。七十多年的历史沧桑,却令他们的名字逐渐淹没、淡去。作者感受到了一种沉重的悲伤和惋惜,执着地去发掘他们,去表现他们,将那些美丽生命的毁灭展示给人看,让读者感动,引读者共鸣。好的作品在文本美学意义上应该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统一;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好作品应该能够让人审美愉悦、眼睛湿润、思想震撼、心灵共鸣——即美之愉悦、思之震动、情之共鸣。这部作品就具有这样的品质。南古月村村长齐彭延的机智“调包”——为了应对保安队的搜查,将被他们搜获的打土豪分浮财得来的财物成功调包,让敌人找不到游击队的蛛丝马迹,读来大快人心。在部队里,平山团的点名方式最奇特,是用村名点名的:“东黄泥、西黄泥、南庄、北庄、朱豪、夹峪、唐家沟、朱家沟……”平山团因杀敌英勇而被聂荣臻誉为“子弟兵”,数百名平山人倒下了,又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踊跃报名参军。一个叫作王家川的英雄牺牲后第九天,就有一个青年风尘仆仆地赶到平山团政治部,要求以“王家川”的名字报名参战,“不仅俺叫王家川,俺与敌人打仗牺牲了,家里还有一个十六岁的弟弟,他也还叫王家川,俺村还有上百青年,他们都叫王家川……王家川是牺牲不完的!”——这是何等的豪迈和壮烈啊!能不令人思想震撼眼睛湿润吗?!还有像白求恩大夫奋不顾身救人做手术并亲自为平山子弟兵献血的故事,小女孩被日本兵挑破肚子抱着流出来的肠子哀求奶奶把肚子“缝上”的场面……无不感人泪下,引起读者深切的情感共鸣。《寻找平山团》还特别注意对时代气息的营造。作者引用了当年的征兵布告、书信、电报,大量的抗战诗歌、歌谣等,都在努力地将读者引回那个历史现场,引到那个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所有这些,都使这部作品卓尔不群,给人留下了难忘印象。

杨义堂的《抗战救护队》采用了小说的手法和技巧,以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的人生遭遇为中心,反映了救护总队在抗战时期参与伤员救护保障工作的史实。林可胜作为华侨后代,在祖国大难当前,毅然将妻儿送到了新加坡,只身投身抗战。组织了数千人组成的多支医疗救护队奔赴前线参与救援。无论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只要是抗日军队,他都一视同仁尽心尽力地进行救护。他的家人受到日本侵略者的迫害或杀害,父亲忍受不住迫害叛变沦为汉奸后,他毅然与父亲决裂,不屈不挠地参与祖国的抗战事业。人物命运坎坷,故事曲折,情节感人。在鲜活刻画了林可胜、周美玉、王媛媛等一批救护队员形象的同时,更是填补了抗战题材书写中关于医疗救护方面的空白,具有独特的价值。

反思更为深入

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特别注意站在今天的角度回望历史,研究剖析抗日战争。作家的反思精神和自省意识更突出,作品的理性思考越来越深刻。

在《与魔鬼博弈——留给未来的思考》全书最后一章,作者张雅文在重述那些与战争魔鬼勇敢博弈的人们的故事之后,饱蘸着泪花与悲痛,痛定思痛,发出了自己深切的追问与反思。这是一份“留给未来的思考”,既是留给历史的证言,也是留给人类的忧思录和启示录。作者追诘历史的罪恶,为什么德国能够勇敢地正视纳粹历史,不断地向世界忏悔,日本却在不断抹杀军国主义的罪恶,不断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同为战争罪人,为何却有着如此的天壤之别?作者的思考是沉重的、深刻的,也是富于警示意义的,对于今天的中国人、亚洲人,以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都是重要而及时的警醒。“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这些发聋振聩的话语,正是本书高远的立意所在。“切记,不要奢望他人的自省,更不要奢望他人的仁慈,要永远铭记,生存之法则:弱肉强食!强大是生存的最好保护!”——这是一位出生于抗战胜利前夕的长者的殷殷瞩望,这是一位勇于担当的纪实文学作家的恳切提醒。

长篇纪实文学《根据地》的副标题是“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指明了作者的创作初衷,就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忘了历史忘了过去、忘了中国共产党这一路是如何走过来的,不要忘本、忘了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忘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是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更别忘了共产党是如何得天下、如何走上执政党地位的。那就是:要严守纪律,坚决反腐,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不与民争利,不和民争食,为官清廉,一心为民。因此,《根据地》一书不仅可以帮助读者很好地走进历史现场,了解党史真实,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今天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军人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过去的共产党员和军人的本色。这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勤俭廉洁、克己奉公。在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老百姓一粒粮充军粮,一尺布做军衣,一个儿子送去当红军八路军。我们的党和军队为何会如此深受群众的拥戴与支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同群众结下了血浓于水的手足深情。根据地历史不能忘却,尤其不能忘却和丢弃的是根据地所积累与沉淀下来的这些宝贵经验和制胜法宝。

《台儿庄涅槃》亦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与何建明《十问中国人》提出中国为什么汉奸多相似,徐锦庚写到樊建川修建抗战博物馆,筹划建立一个专门的汉奸馆,反思为什么在抗战中有六百万中国人在为日本人跑腿卖命。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反省的历史课题,也是一个峻切的现实课题。这种反省对于今天是非常有意义的。

《另一半二战史:1945·大国博弈》也进行了深入的纸上反思。作者提出:原子弹既是武器的政治,也是政治的武器——原子弹绝不仅仅是军事武器,更是政治斗争和外交谈判的重要筹码,它也是一种强悍的政治。作者尖锐地反问:“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吗?”——这声发问,确能起到震人视听的效果。今日反观战争及战后东亚格局,我们不能不对当年关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历史表达发出这样的疑问。这,更是对我们中国人的警醒:“家有恶邻”,不能不时刻担心和防范!作者又郑重提出:“中国,被胜利忽略的盟国”;“‘冷战’,不是战争没有发生,而是战争的样式发生了改变”……如此这般深入的思考,都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是今日中国所必需的一种清醒。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作者也作出了鲜明的判断:除了一部军事战争史之外,还存在着一部外交战史;除了抗击德意轴心国联盟的欧洲主战场外,还存在着东方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抗日战争既是二战的起点,也是二战的终点。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是在刷新后的历史观指导下的文学判断,是“新抗战文学”的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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