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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图书频道 > 综合其他 > 中国纪实文学年度佳作2015:努力还原本真 > 第 3 章 血海国魂——抗日战争殉国将领备忘录
第6节 第六章

黎侠的回忆:俏丫头大闹鬼子灯会

上世纪80年代末,笔者在哈尔滨采访了抗联老战士黎侠。第二天,她特意带我参观了东北烈士纪念馆。建馆数十年来,前来这里参观的中外宾客数以百万计。但是,她作为本省省长李范五的夫人,却从未走进过这里。不是因为忘却而是因为胆怯,她怕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怕因看到牺牲的战友过度悲伤而倒在这里。在她的心目中,这座建筑是用烈士的鲜血、眼泪和白骨凝铸的。这里就是她亲人的墓地。

那时的黎侠已白发如雪,行动有些不便了。其丈夫李范五生前是黑龙江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青年时代也是抗联战士。

黎侠,中等个儿,眉目清秀,一笑嘴便弯成月牙儿形,十分动人,想来年轻时一定是个俏丽的姑娘。惜乎“文革”中眼睛受伤,现在戴了一副度数很大的眼镜,平时借助放大镜才能阅读书报。谈到当年那些战友,黎侠神情黯然地对我说,在那种残酷的年月,像我这样能够活下来的是极少数,能够留下名字的烈士也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没能记下名字的死难者。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山河变色,日寇横行,群匪蜂起。那是死冷死冷的大冬天,积雪过膝,冻云欲裂,井壁上结了厚厚的冰。一天,日本鬼子和伪军突然包围了宁安县一个村落,数十名被怀疑有抗日嫌疑的青壮年先是被挨个儿挑了出来,用绳子捆住双手串在一起,拉到村子的晒麦场,然后又把全村百姓驱赶到那里。一个挎着军刀的日本军官怒气冲冲讲了一通,站在一旁的戴着礼帽的翻译官捏着手枪狞笑着说:“刚才皇军讲了,前几天有几个抗联分子炸了县城里的炮楼,皇军很生气,有人报告说,炸炮楼的人就是你们村的。今天皇军来就是来警告你们这帮刁民的。你们不是不服天朝管吗?今天皇军要大开杀戒,把抗联分子全部枪毙。死到临头,不许你们喊反对皇军的口号,谁要是敢喊一声,皇军就把全村人都杀掉!”

早已架好的几挺机枪吼叫起来,那些青壮年被打得血肉横飞,一个个像草捆一样,横七竖八倒在血泊之中。为保全全体村民的性命,所有死难者只能咬住牙关,咽下满腔愤怒,默默倒下。不多时,所有被绑的青壮年都躺倒在血泊中不动了。全村人泪如雨下,可谁都不敢哭出声。这时,两个日本鬼子又从村子东头的树林里搜出一个年轻的孕妇,用绳子把她高吊到树上。随着鬼子军官一声令下,日本兵用刺刀刨开孕妇肚膛,把血淋淋的胎儿高挑在空中转圈儿摇晃。翻译挥动着手枪高叫:“看你们谁家再出抗联分子,就让你们断子绝孙!”

在数百个沉默的村民中,一个眉清目秀的小女孩惊惧地闭上眼睛,紧紧攥住父亲的手,指甲深深抠进父亲的手心。父亲用另外一只手死死捂住她的嘴,生怕女儿喊出声惹下大祸。她就是黎侠,那时她叫黄晓英。就在这一刻,十二岁的她被仇恨滋养大了。

黎侠出生于一个农村中医之家,母亲早亡,父亲和奶奶对她百依百顺,十分娇惯,养成她天不怕地不怕的火爆性格。女孩子本来是不许读书的。二爷是大地主,有个淘气儿子不好好念书,只好让黎侠陪读,还由她代做功课。可惜好景不长,皇军来了,书不能念了,小黎侠只好整日在村里村外疯跑。她眼睛尖,只要地平线、青纱帐那边腾起一片烟尘,就知道是鬼子的马队来了,她赶紧用乡间土话大喊:“快跑日本啊!”

村民们便牵牛赶猪,汹涌地朝山里疯跑。

那时“胡子”很多,成群结队,聚啸山林。这些家伙号称是“抗日的队伍”,见了零星鬼子也真敢打几枪,可平日干得最多的是以“抗日”的名义到村里祸害老百姓,打家劫舍,奸淫烧杀,“绑票撕票”。因为他们常自欺欺人地戴着“不扰民”的袖标,老百姓就管他们叫“不饶民”,说他们是“杀精粉,骂白面,打老太太要鸡蛋”。

“胡子”说的全是黑话,管大便叫“甩瓤子”,管饺子叫“漂瓤子”。一次天刚下黑,一帮“胡子”涌进小黎侠的家,亮出刀枪家伙,嚷嚷要吃“漂瓤子”。父亲没听懂,气呼呼的小黎侠冲口就说,他们要吃“甩瓤子”!

一个“胡子”瞪圆了一双凶眼骂道:“妈拉个巴子的,敢埋汰老子!”一抬脚把小黎侠踹出老远,后脑勺磕在门框上,生疼。小黎侠一蹦而起,向“胡子”猛扑过去。“哧啦”一声竟把那个“胡子”的袖筒撕下一截。周围的“胡子”们哈哈大笑起来,说这疯丫头挺冲,等长大了拉去给咱们做压寨夫人,准能当个好样儿的女“胡子”。

春去秋来,一向老实巴交、不大出门的父亲不知怎么就常常没影了,家里也常常来些陌生的男人,说是求医问药,来了就和父亲躲进仓房里,叽叽咕咕说些什么,小黎侠就在这时候认识了领导宁安县抗日活动的共产党人朱守一、李范五等人。朱守一常把自己打扮成黑不溜秋的农民模样,戴着歪歪扭扭的皮帽子,弓着腰拖着脚,两手揣在袖口里。小黎侠人小眼尖鬼机灵,见朱守一皮肤细白,手指细长,说话办事文里文气的,她悄悄说:“朱叔叔,你是装的吧?你准保不是庄稼人,是念过书的秀才。”

“别瞎说!”父亲一巴掌扇过来。

后来黎侠知道了,朱守一不仅念过书,而且是个实业家,在沈阳拥有一家颇具规模的罐头厂及其他许多企业。“九一八”事变后,他满怀爱国热忱,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置万贯家产和娇妻幼子于不顾,潜入黑龙江的深山密林开展抗日斗争。1934年6月,在同日寇的一次血战中,他头部中弹,壮烈牺牲。

青年时代的李范五浓眉长目,身材又瘦又高,说话的声音很响亮。他是黑龙江省穆棱县地方豪绅之子,学业优良,才思敏捷,被誉为当地的才子,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法政学院。在东北农村,传统上以大脸盘为美,父母让孩子从小仰面朝天睡硬枕头,脑袋睡扁了,后脑勺子睡没了,脸也就大起来。此外,那年月东北人野性,生气时好骂“妈拉巴子”。没想到,这两条东北人特征在关内救亡活动中竟也起了作用。李范五投身救亡运动后,与一批东北学生在北平横冲直撞,出入影院、剧院及其他各种娱乐场合,向民众宣传抗日。那些地方的守门人一见他们扁扁的脑壳,一听他们骂“妈拉个巴子”,就知道是惹不起的东北流亡学生来了,赶紧点头哈腰抬手请进,当时北平因此传开两句顺口溜儿:“脑瓜勺子是护照,妈拉巴子是免票。”说的就是东北人。

李范五入党后,毅然返回黑龙江深山老林投入抗日斗争。他的绰号“李大个子”在穆棱大地威震敌胆。因为地下联络工作的需要,李范五常到黎侠家走动,两人就这样相识了。

黎侠懂事以后,渐渐发现父亲、姐姐、姐夫、朱守一、李范五等人的行动有些诡秘。那天半夜,姐姐忽然起身拍拍她:“晓英,睡着了吗?”

她不动,装死睡。

一家人悄悄开门出去了。小黎侠想想,爬起来蹑手蹑脚跟了出去。从后仓房的门缝中,她看到里面点起小油灯,姐姐举起右拳,眼睛亮亮的,朱叔叔说一句,姐姐跟着说一句。小黎侠觉得这事儿挺好玩儿,一推门闯了进去。

“好啊,你们干啥呢?咋不带我玩儿?”

里面的人大惊失色,父亲猛扑过来一把死死捂住她的嘴。这以后,黎侠就吵吵非参加打鬼子不可,朱守一叔叔说:“小鬼子杀人不眨眼,这可不是玩的,是要命的事儿,你爹不让你参加,是怕你出事儿。”

“你们不怕我就不怕!”黎侠挺着脖子说。

“你真要参加,也得考验考验你。”朱守一说。

黎侠说:“咋考验都行!”

第一次考验,朱守一让她带一封信,到十几里以外的一棵大树下交给一个接头的人。她乐颠颠去了,途中还好奇地把信打开看了看,信封里只是一张白纸,有些烟灰在上面。到了那棵树下,果然有一个人背朝她坐在那儿吸烟,像走路累了坐在那儿歇息。

“老大爷,刚才树上有只鸟,咋没了?”她说的是暗语。

“它朝南头飞了。”老大爷没回头身子也没动,说的也是暗语,不过下面的话就不是暗语了,“它翅膀硬了,不服管了!”

老大爷一回身,小黎侠吃了一惊,竟是她爹。爹严肃地对她说:“进了组织,你就得有种儿,只能干好,不能干孬。要是给我丢人,以后就不认你这个闺女!”

第二次考验,朱守一要她半夜去三十里以外的坟地,取回坟头上的一个碗。东北农村历来盛行鬼怪故事,半大孩子走夜道没有不发毛的。这回,她咬咬牙豁出去了。哆哆嗦嗦到了坟地,厉风呼啸,树影摇动,伸手不见五指,猛地从暗影里蹿出一只狐狸,小黎侠头发根儿都竖了起来,一下昏过去。半晌,她才忽忽悠悠醒转过来,硬挺着找到那只碗,掖进怀里,回身撒丫子就跑,一路上跌跌撞撞不知摔了多少跤,回到家,满脸被树枝刮得血糊糊的,碗也摔碎了。后来她才知道。其实朱叔叔派了人一直跟在后面,暗中保护她。不过朱守一再三叮嘱那人,不到黎侠生命有危险的时候,千万别出来,不然小丫头真以为冒出个“鬼”,非吓死不可。考验终于通过。十三岁的小黎侠成了抗联中最小的战士之一。

1936年元宵节,鬼子突发奇想,为粉饰“大东亚共荣圈”的“歌舞升平”以蒙骗世界舆论,在宁安县精心组织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大型灯会,事先给好些中国小孩发了新衣服和糖果,但规定衣服不许弄脏穿坏,糖果也不许吃,吃了就杀头,等摄影师拍完电影,两样东西就收回。

抗联组织决定破坏鬼子的计划,派黎侠混进灯会,在鬼子摄影师拍电影的时候把几百张传单撒出去。正月十五很快到了,天刚黑,黎侠打扮成卖布的小商贩,把传单捆在身上,还有一些藏在布卷里,在敌人刺刀下大大方方混进灯会。就在满街“有组织”地闹秧歌跑旱船之际,突然,在人头攒动的街上,在花花绿绿的光影里,飞出一把又一把传单,传单像隆冬的大雪花般纷纷扬扬,漫天飘洒,满街人群大乱,叫喊声、警笛声、鸣枪声此起彼伏。

鬼子摄影师只好关掉机器。狂怒的日军立即封锁了灯会的全部出口,对中国老百姓挨个搜身。小黎侠还是个不起眼儿的孩子,日军见她瘦小伶仃,周身一无所有,一声“八格牙路”,把她踹了出来。

“妈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小黎侠坐在地上一边假装大哭,一边从指缝中窥探着鬼子,心里直乐。

第二天,因叛徒告密说是一个小女孩干的,宁安县全境贴出通缉令,悬赏二十万金票捉拿撒传单的女孩。凡是十四五岁的丫头,都由父母领着,保长跟着,在日伪军刺刀的逼迫下,到保安队过堂。凡有嫌疑者,立即抓进宪兵队严刑拷打,死伤无计,一时间全县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黎侠在村子里待不下去了,必须迅速转移。经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安排,她在数十里外的约定地点找到抗联的地下交通员、一位农家妇女丁志清。那时丁志清刚刚二十多岁,为防日伪军注意和抓“花姑娘”,她整天把脸抹得灰突突的,还梳了个发髻,乍一看像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接上头以后,黎侠跟着丁志清进了她的家。

丁志清家是村东头的两间矮趴趴的破草房,屋内四壁挂满白霜,三个孩子挤在破渔网似的麻花被里早已睡着了,桌上放着几个菜团子和一碗冻白菜汤。天刚黑下来,外面就传来一阵阵狗叫。

“快!查夜的来了,跟我走,躲后面仓房去。”丁志清“噗”地一口吹灭油灯,抱起那床麻花被就走。炕上的三个孩子露出光溜溜的身子,最小的吃奶孩子惊醒了,哇哇大哭。

小黎侠不忍心了,说:“丁大姐,你家就这么一床被,给孩子留下吧。”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小黎侠在后仓房躲了三天三夜,满手满脸冻起一层大水泡。每天,丁志清把家里仅存的那点苞米面做成热气腾腾的大饼子,准时送进仓房,三个孩子却饿得吱哇乱叫,只能啃菜团子。第三天后半夜,丁志清悄悄叫起了小黎侠:“上边传来信儿了,叫你上队去。”

“咋去?我不认识路啊。”

丁志清说:“我带你去。”

“不行不行,你走了孩子咋办?”黎侠连连摇头。

“我不是送你,我也去参加游击队,不过你跟孩子啥也别说。”说着,丁志清找了根草绳,紧紧系在腰上。

黎侠惊得瞪大了眼睛问:“孩子咋办啊?”

丁志清抹抹眼睛说:“为了打鬼子,只能不管他们了。”

进了屋,丁志清搂过小女儿边喂奶,边对大女儿说:“你不是整天要找爸爸吗?妈这就和你晓英姐找你爸去,估摸一两天就回来。别忘了,半夜起来给小妹妹把把尿。白天饿了,梁柁上还挂着几十穗苞米种,你和小二抱磨杆儿拉点细苞米面,做面糊糊吃吧。你是老大,妈走这几天,你千万要带好两个妹妹……”

说着,丁志清的声音哽咽了。黎侠的眼泪也出来了,她赶紧转过脸,不让孩子看到。丁志清怕露出破绽,没等给孩子喂饱,赶紧拉着小黎侠就走。两人走出老远,还能听到三个孩子的哭叫声。

当时,丁志清的大女儿七岁,二女儿四岁,小的还在襁褓中。但这位母亲却毅然抛下嗷嗷待哺的亲骨肉,与黎侠一起进山当了抗联战士。不过,穷人的孩子就是命硬。这三个孩子奇迹般活了下来,后来她们为找母亲,一路乞讨,竟从黑龙江流落到内蒙古,成了流浪儿。直到解放后多年,丁志清才通过组织找到她们。

东北抗联所进行的斗争,在整个中国抗战史上堪称是最为艰苦卓绝的。在长达十四年的漫长岁月里,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敌人反复清剿讨伐,加之鬼子严密封山,归屯并户,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得抗联难以从群众中获得支持和帮助。而且,东北的深山老林中地广人稀,一年有近半年是寒冷冬季。因此东北抗联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其恶劣与严酷的程度是后人难以想象的。

黎侠记得,驻扎在牡丹江一带的一支抗联支队隐蔽在一个村屯里,饿了好几天,实在找不到一点吃的了。一天晚上,房东李大娘忽然给队伍端上两大盆热气腾腾的玉米面饼子。大家欢呼起来,瞪大眼睛一窝蜂扑上去,边吃边问大娘从哪里搞来的粮食。

“吃吧吃吧,问那么多干啥!”大娘说罢回身进了炊间。

不大会儿,一个小战士悄悄跑进来说,大娘躲在当院里哭了。战士们这才觉出事儿有点儿不对。队长最先发觉了,四面瞅瞅,哑声问:“小玉花呢?”

战士们疯跑出去找,没有。队长冲到大娘面前问:“小玉花到底哪去儿了?”大娘垂头不语,只是流泪,再三逼问之下,李大娘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说:“俺把玉花卖了!”

战士们这才知道,这些喷香的玉米面饼子是大娘卖了女儿,换回两麻袋苞米面给队伍做了口粮。全支队都呆了,夜色中,队长和二十几名战士“扑通扑通”齐刷刷跪倒在当院,给大娘磕了三个头,个个失声恸哭。

黎侠记得,在山里的一个宿营地,严寒的雪夜,一位朝鲜族女战士的孩子病了,队长要派人下山给她孩子找药,她扯住队长的袖子不放,坚决不同意,说鬼子正在清剿,下山的同志太危险。别人把仅有的一把炒黄豆送给她和孩子,她拒绝了,说战友们更需要。夜深了,在熊熊的火堆旁,这位朝鲜族女战士要大家都睡,说她抱着病孩子反正睡不着,就替大家放哨吧。第二天早晨,一声悲怆的惊呼把战士们喊醒了。大家跳起来一看,只见这位朝鲜族女战士坐在树下,脸色晶莹,嘴角微绽,和昨晚的姿势一样,依然紧紧搂抱着孩子,身上积有半尺厚的白雪。她和孩子都冻死了,仿佛一尊雪雕。而她的丈夫李元容半年前死于一场激烈的战斗。

还有令人又心酸又好笑的故事。那是大山里的初春,能吃的只有些草根。黎侠和战友刘英在长途转战中饿得头晕眼花,走路直打晃,好不容易挖到一小捆草根。刘英说:“我拿到河边洗洗吧。”黎侠点点头,一屁股瘫坐在大树下。刘英把草根拿到河边,洗着洗着,饿得实在忍不住,心想先吃一点吧,要不就挺不住了。结果一张口一发而不可收,疯了似的吃了一口又一口,等回来时,草根已经吃光了。

黎侠见她两手空空地回来,奇怪地问:“草根呢?”

眼泪一串串从刘英脸上掉下来,她抱住黎侠有气无力地说:“黎侠,真对不起你,草根让我全给吃了,我饿得实在受不了啦,要是再不吃点什么就会饿死的!”

可黎侠也饿得发昏。她有些来气,说:“你怎么能这样,咱俩的食品你也不能独吞啊……”

那时她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稚气未脱。刘英不知怎么赔罪才好,便搂住黎侠的脖子说:“求求你,千万别生我的气,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我管你叫妈,行不?”

“行,你要不叫我就毙了你!”黎侠乐了。刘英把嘴贴在她的耳根儿上,小声叫了一声:“妈!”

“不行不行,这么小声,谁知道我是你妈!”

刘英无奈,又大声叫了一次。

刘英和黎侠同岁,还比黎侠大几个月。这虽然是个玩笑,可刘英以后真的就管黎侠叫“妈”了,黎侠也就乐呵呵地答应着。队友们开始听着直乐,后来慢慢习惯了,谁都不当回事儿。一年后,黎侠和刘英一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住同一间宿舍。一天晚上,两人埋头复习功课,有道数学题把刘英难住了。她头也不抬,习惯性地说:“妈,这道题我咋想不明白呢?”正巧这时李立三推门进来,他四下瞅瞅,诧异地问刘英:“你跟谁说话呢,你妈在哪儿?”

刘英和黎侠的脸一下红了,她们不好意思地相互瞅瞅,只好笑着把前因后果跟李立三说了一遍。李立三笑得前仰后合,眼泪都出来了。后来这典故和习惯跟着黎侠、刘英一直传到延安,刘英与韩光结婚时,在大家的哄笑声中,岁数大得多的韩光恭恭敬敬向黎侠鞠了个躬,喊了一声:“岳母大人!”

新中国成立后,这习惯性的称呼一直诙谐地延续着了。直到刘英去世,韩光娶了新夫人,新夫人在婚宴上抗议说:“韩光,你这么叫不要紧,把我的辈儿都降低了。”经“请示”黎侠,黎侠笑着说:“行啊,为照顾你们的家庭和谐,我同意你改口。”自此韩光才与黎侠平起平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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