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9节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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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一伙妄想利用“伍豪事件”摆平周恩来，知情的康生此刻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中，那些阴谋家、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在建国后十七年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特务”、“叛徒”，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9月起，各地成立了一些“揪叛徒”组织，利用这些组织去查找一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其中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陶铸、刘澜涛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被他们用这种卑劣手段打成“叛徒”、“特务”的。
在这场“揪叛徒”的狂潮中，周恩来也没能幸免，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了周恩来。
1967年夏，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原文称：“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启事》的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当造反派头子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于5月12日将这一《启事》的抄件送与江青。本来，这是30多年前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的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诬蔑我党和周恩来的事件，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1943年在延安整风会上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做过汇报。但是，江青却如获至宝，认为这是打倒周恩来的绝好“材料”。在与“中央文革”一伙密谋一番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5月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同时，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作出交代的通牒，是从背后刺向周恩来的一把暗剑。这些，从康生的一些举动中也可得到印证。当时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这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然而，此时此刻，当江青欲以这一事件置周恩来于死地时，康生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然而，周恩来知道，对江青一伙，仅仅进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造成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且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也许，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启事”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周恩来想到：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被打倒，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也因“二月逆流”靠边站了，唯有他才能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和党内的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抗衡。而一旦他被打倒，林、江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安危将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所以在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
5月19日夜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党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对此事的批示拍照存档。1968年1月，他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将有关材料存档的事，并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仿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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