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舞剑”，意在“周公”。突然对周恩来发难，无故赶走总理警卫员成元功
　　
　　由于毛泽东的直接表态，江青一伙企图以“叛徒”罪名打倒周恩来的阴谋不得不有所收敛。
　　
　　然而，在“伍豪启事”这件事上，江青压根就没死心，而是把它作为一颗不定时的“定时炸弹”攥在手中，并一次又一次地紧拧“发条”。
　　
　　1967年8月，江青一伙公开叫嚣：“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
　　
　　1967年10月，江青在钓鱼台住地同吴法宪等人谈话时说：“我这里什么人的材料都有……这一口袋是周总理的材料。”
　　
　　1968年初，江青、张春桥把持下的上海市革委会的《抓叛徒》简报中，还列入了“伍豪启事”一条。
　　
　　1968年5月，上海档案馆的造反派头头刘和德受命将诬陷周恩来的材料密封起来托吴法宪转交江青。
　　
　　1968年7月，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两个行动诡秘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陷害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
　　
　　1969年5月，九大结束后，当上了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得意洋洋，把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等新入选的政治局委员召到自己的住处“吹风”：“周总理，行政领导、组织才能有一些，但他掌握大方向、大原则不行，不会挂帅。‘文化大革命’，单独搞一个中央常委碰头会，不支持‘中央文革’，常委碰头会垮了，才来依靠‘中央文革’解决问题。”说到此，江青神秘兮兮地拍拍自己的中山装下衣兜：“嘻嘻，总理还有不少材料掌握在我的手里。”
　　
　　显然，江青是在等待时机，可她又是一个“一触即跳”的人，耐性有限，时间一久，“倒周”祸心难免要露。1968年3月，江青以“项庄舞剑”之法，突然对周恩来发难，硬把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成元功同志诬为“特务”、“叛徒”。
　　
　　这一天下午4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问题的会议。作为总理的卫士长兼中办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的成元功负责这次会议的现场警卫工作。大约3点半左右，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来电话告诉成元功，说江青刚起床，要成元功在大会堂准备点吃的，先吃饭后开会。成元功依照吩咐，找有关同志准备好江青所要吃的，放在会议厅旁边的小山东厅里，并把此事报告了在场的中央办公厅主任兼警卫局局长汪东兴。时针指向4时，来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都到了，就等江青一人。成元功和汪东兴一起站在会议厅的门外迎候江青。4点15分，江青来了。汪东兴给她行了个军礼，成元功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会议在这个厅举行，你的饭准备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江青斜了成元功一眼，一字没说进了会议厅，径直走向周恩来，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站在门口不让我进来？”
　　
　　周恩来连忙作了解释。但江青不听，当着与会者与周恩来大吵大闹。会议开不成了，周恩来只好宣布休会，并同江青、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人来到小山东厅。江青无理取闹，硬说是周恩来安排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她参加会议，是背着她在搞什么活动。
　　
　　一向善于克制的周恩来此时也压抑不住心头的怒火：“东兴同志，你去把成元功叫来，当面说个清楚。我是个老同志，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根本没有的事。”待成元功进来后，周恩来愤然道：“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
　　
　　周恩来出去后，汪东兴要成元功把情况说一下。成元功把江青警卫员来电话说的原原本本陈述了一遍，江青一拍桌子：“胡说，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
　　
　　汪东兴把孙占龙叫进小山东厅，孙占龙说：“是我打电话叫成元功准备饭的。”
　　
　　江青更加恼羞成怒，拍桌子跳脚撒泼：“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江青把周恩来、汪东兴叫到钓鱼台，让秘书们也参加谈话。江青说：“成元功在历史上就是个坏人。”周恩来说：“不会的。成元功14岁参加革命，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的。”江青又武断地说：“那至少也是变了质的坏分子。”就这样，由于江青的无理取闹，成元功被迫离开周恩来，进了“五七”干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