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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第十一章

  国务院副秘书长被迫害致死,总理值班室被撤销,秘书隐姓改名,全是江青的“得意之作”。周恩来表面平静,内心却汹涌如潮
  
  林彪、江青等人直接找周恩来的岔子找不着,就绕道整周恩来。其手段之一是先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许明被迫自杀事件就是例证。
  
  许明是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女同志,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文教工作。在延安社会部工作时就受过表扬。“文化大革命”前,江青曾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审查电影时要许明去参加。在批判电影《武训传》以及讨论其他影片时,许明同江青有不同的看法,江青又怀疑许明在周恩来面前讲她的坏话,所以一直怀恨在心。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政治局的许多权力逐步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毛泽东要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和“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并决定“文化大革命”和党、政、军的许多重大问题。那时刘、邓、陶相继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参加碰头会的只有周恩来与叶帅、徐帅和李先念。有时林彪也来参加,他一来就贯彻他那套极左的方针。因会前、会中和会后都有许多具体事务要做,周恩来就要周荣鑫和童小鹏在会上协助汪东兴工作。
  
  有一次开碰头会前,童小鹏碰到江青,她板着一副凶恶的面孔问童小鹏:“许明是彭真安插在总理身边的‘钉子’,你知不知道?”童小鹏如实回答:“我不知道。”童小鹏还说:“许明调到总理办公室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她原来在中央社会部工作,进城后在海关总署当办公室主任。她是由中央组织部按正常的调动程序调入总理办公室的,她分工管文教,与彭真没有直接往来。当然,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有时开会,总理派许明去旁听,许明回来要向总理汇报,这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我看不出是彭真安的‘钉子’。”
  
  因为话不投机,江青很不高兴,气呼呼地走了。
  
  江青一伙罗织许明的“罪证”,说许明是彭真安插在周恩来身边的“钉子”,实际上是想把彭真与周恩来联系起来,因为彭真当时是中央点名的“反党集团”首要分子,其用心十分险恶。
  
  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后,周恩来让许明到西安门国务院接待站去负责搞接待工作。陈伯达、戚本禹经常到接待站来,向红卫兵宣传他们那一套。当时在红卫兵中流传这样一首打油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戚本禹听了很高兴,但许多红卫兵听了不同意,说是“唯成分论”,两派的红卫兵因此在接待站展开辩论。戚本禹就将打油诗进行改动,并告诉许明是陈伯达改的。当红卫兵质问为何改动打油诗时,许明告诉他们是陈伯达改的。这下许明闯了大祸,陈伯达知道后十分不满,以自己到接待站,许明不热情接待为由,向江青告了许明一状。江青又将此事告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此人(指许明)不适合做接待工作。
  
  许明知道主席指示后,心里害怕极了。加上当时她的丈夫孔原在调查部被揪斗,被监视、关押,一个儿子因参加“西纠”,被打成保皇派,也被抓走,家中的老母亲亦被红卫兵抓去,一个家被搞得支离破碎。许明精神压力本来就很大,江青状告她后,思想负担更重,终于被迫选择了自杀道路。临死前留下遗书:我是无罪的,孔原与两个儿子是无罪的。
  
  这样一个有能力有才华的妇女干部,没有死在战争年代的枪林弹雨之中,却在极左路线的迫害下悲惨死去。
  
  “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人向毛主席反映周恩来秘书太多,毛主席讲了一句“不要什么事都靠秘书”。周恩来知道后就撤销了总理办公室,改称总理值班室,只剩下两个秘书、三个干事。“文化大革命”一来,周恩来更忙了,中央机关和地方的“造反派”常用保密机直接给总理值班室打电话。周恩来与外界联系的电话一天到晚不断,中南海总机人员建议:“你们的电话太多,很难打进来,是否可以换一个号码?”周恩来听后不同意,他生气地说:“现在人民群众只有通过这架电话才能找到我,换了号码,他们怎么与我联系。”因此,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架机子的号码也没有换。周恩来的日程表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逝世后,秘书整理27本台历交给党中央,那27本台历上密密麻麻地记录了周恩来的日程安排,几乎没有什么时间是属于他自己的。中央领导看后都掉下眼泪。
  
  江青等人还想着法儿累垮周恩来,最后搞得周恩来不得不把总理值班室也撤了,只留下一个秘书。
  
  总理值班室是怎样被撤销的呢?
  
  那是在全国各地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当时,凡是省革委会成立之前,要先开会,由“中央文革”、中央军委联合召开,会议代表有当地党政、军队方面代表、造反派几派的代表。开完会后,由“中央文革”办事组起草一个会议记录,送到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那里传阅,尔后,再由中央形成文件。
  
  有一次,四川、云南成立革委会的会议汇报记录先送毛、林看过后,送到总理值班室,周恩来签阅后顺手将这份文件放在两份文件中,用曲别针别住,放进他办公时常用的皮夹子里。中办来催文件时,秘书周家鼎怎么也找不到这份文件,一天多过去了,没有及时向周恩来汇报。因为周家鼎认为文件的收发是秘书的职责,没有必要惊动周恩来,他没想到这份材料会放在周恩来的皮夹子里。后来,文件找到了,周家鼎赶紧把文件送还中办。没想到这件事惹恼了江青,大骂总理值班室的秘书是干什么的,眼中根本没有“中央文革”,看不起江青,等等。江青将这份材料送到毛、林那里,林彪别有用心地在材料上写了一大段话,大意是要尊重“中央文革”的意见,不能拖延时间等。这份文件又一次转回总理值班室。周家鼎一看给总理捅了一个篓子,心情很紧张,也很沉重。当周恩来忙了一天,半夜回到办公室,周家鼎把文件拿给他看,并说:“总理,我们犯了大错误了。”周恩来看了文件后,没有吭气,到了天亮才对周家鼎讲了一句话:“家鼎呵,你们顶不住,告诉我,我写几句话,由我来负责。”周恩来的意思是:当时找不到文件,可以报告他,由他出面去向中央文革小组解释。


  
  事情并没有了结。江青等人抓住这件事情,在钓鱼台17楼几次与周恩来胡搅蛮缠,说总理值班室的秘书眼中没有“中央文革”,要解散等。此后不久,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上,周恩来宣布,值班室撤销,周家鼎等人都下去锻炼,只留下钱嘉东。周家鼎走前向他辞行,周恩来对他做了三条指示:一、到最基层去;二、不担任任何领导工作;三、改个名字。当时,周家鼎不理解为什么要让他改名,就说:“总理,为什么要改名字呢?‘四清’时不是有人改名受批评了吗?”周恩来不吭气。这时,邓大姐穿着一件睡衣走过来说:“叫你改你就改嘛!你就叫‘贾汀’吧。”周家鼎后来才知道,周恩来考虑家鼎已得罪了江青,怕江青又找家鼎的麻烦,还是躲着她点;再一个考虑就是避免别人说总理又把自己人派到什么地方去了。谈话后,周家鼎就改名贾汀,到二七机车厂去蹲了几年。周恩来真是煞费苦心来保护他们啊!
  
  总理值班室撤销后不久,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的外宾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每天24小时,一个得工作12个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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