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陈毅的追悼会上敏锐地捕捉到了毛泽东对邓小平有利的评价，极力促成邓小平复出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历史却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在某种意义上，他似乎显得更加忧虑重重。
　　
　　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
　　
　　林彪集团的覆亡，使中国的权力核心一下子出现了好些个空白。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分别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司令等这些权力显赫的位置上永远地消失了。那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权力落入他们手中，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更加难以设想。
　　
　　然而，林彪集团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观上为周恩来扶正中华民族这条历史巨轮的航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契机。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使其落入江青集团之手。
　　
　　1971年10月上旬，周恩来提议撤销原为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设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
　　
　　10月4日，毛泽东在同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谈话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示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的人物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脑海之中。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赶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水到渠成”。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
　　
　　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指着叶剑英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
　　
　　这表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开始出现了变化。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到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要参加追悼会的电话后，立即意识到毛泽东此举的意义重大。因为这无形中就把追悼会提高到最高规格。这不仅对正在台上倒行逆施的江青一伙是一个打击，而且使一大批尚未得到“解放”的老干部从中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无疑，对周恩来正在考虑如何尽快“解放”干部也是极为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