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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第十章

失恋之后,刘军和孙倩带我去喝酒,打桌球。他们说要给我介绍一个普通的女工,那样才算门当户对,可我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专一的人,第一次就这样失去了,我说再也不会爱了。孙倩笑了笑,对我说,以前她也那么认为,但碰到刘军后,她又找回了曾经的热情。

就像春天,逝去了还会再来,他们说我以后会碰到更好的。

孙倩给我介绍了几个同宿舍的女生,说到一个叫张丽的,曾经住过精神病院。原来她上高中,家里人对她寄予厚望,高考失利后就精神变得不正常,读了一个大专。但在学校里,有时半夜起床坐在窗户边,自言自语,害得宿舍里的姐妹们提心吊胆。她也不怎么与人说话,经常一个人躲在厕所半天不出来。读了半年大学,老师建议她休学半年,因为也怕担责任,家里人就送她进精神病院了。

治疗了半年,出来后还是不能适应大学生活,只有退学来打工了。每天她都要吃好几次药,克服头疼、稳定情绪。住在孙倩宿舍,她们更是不敢掉以轻心,经常陪她去看心理医生,参加活动,聊天谈心。

孙倩开玩笑,让我做她男朋友,那样说不定人就好了,吓得我连连摇头。

没有爱情的生活只有通过工作来打发时间,每天我和刘军推着叉车,从成型厂到烤漆厂,到组装厂,或者偷懒到楼外抽根烟。不忙的时候就找个隐蔽的角落玩手机,中午还能躲在货物堆里睡觉。有时候实在苦闷,就去组装厂车间找女工聊天,其实大多数人都比较苦闷,聊天能放松一下心情。

一直在流水线边工作的员工,其实边做边说话更有效率,一个人不说话时间过得更慢,更让人发疯。谁都不愿意面对着死气沉沉的机器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尤其是那些年纪轻轻、内心充满躁动的“90后”。

这些刚从高中或中专出来的年轻人,如何受得了做一颗螺丝钉的寂寞,何况,这颗螺丝钉还是随时可以换掉的。

组装厂是做手机装配的,五月份的时候接到了“苹果”的订单,而最新的iPhone手机就是从这里组装,然后出口到世界各地的。虽然我买不起那么高档的手机,但我看到了它们的组装过程,还能偷偷地摸摸试玩一会儿。俗话说的好,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呵呵。

我有空就跑到组装厂去溜达,看他们组装苹果手机,里面的员工都穿着无尘服,戴着口罩和指套,防止产生静电。有些女工还拿着手机自拍,后来流传到英国的一部手机里就发现了F公司员工的自拍照,网络上称之为“iPhone girl”。

因为我不是组装厂的员工,所以进入车间后,里面线长、组长也懒得管我。那天,我又去了组装车间,晃悠到“苹果”生产线上,看到流水线的最后处摆放着许多托盘产品,右边的是检测过的,左边还有很多没有检测完。

我看见质检人员不在,就蹭过去。检测好的产品每盘8个,每一摞5盘,40个要装一箱。我怕被巡查的人看见,就从5张托盘的中间一个托盘里拿出一部检测好的手机。

正当我研究着手机功能时,质检人员站在我身边大声呵斥:“放下来!”吓得我差点没拿住手机,赶紧将它放在一边,笑着脸说:“就看看,用得着这么大声吗?”然后灰溜溜地跑了。

这件事过去一个多星期之后,又一起跳楼事件引起了我对这个细节的回忆:我没有把手机放回原位。我不知道后来质检人员有没有发现,按理说装箱的时候还会再检查一遍,这样出厂才不会出现差错。

可是这次跳楼事件,就是因为样品的遗失导致的。

事件迅速在网络上流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跳楼的是一个大学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一个师二级工程师。他的同学在网上详细地讲述了事情的起因和发展:两箱寄送到苹果公司的样品被发现少了两部手机,于是客户要求代工厂商严查。

“苹果”的手机在世界各地流行,它的样品就是公司机密,关系到商业竞争甚至一个企业的命运。F公司保卫科开始审问寄发产品的工程师,言语辱骂之难听,是否动用暴力以及长时间非法拘禁,我们不得而知。

网络转帖见风是雨,一个刚刚工作的大学生为了人格和尊严,从十四层高楼上一跃而下,网友无不为之震惊。

我甚至为自己开脱,我没有放回去的只有一个,而丢失的是两个。我把它放在一边,可能是左边,也可能是右边,况且它不在托盘里,质检人员也应该把它放回去。

至于装箱之前,更有复查这一道工序,况且在产线上只是初检,入库之前还有二检,二检不合格的还得返工重检。我设想一个个天衣无缝的细节安慰自己,但内心一直无法释怀,这个痛苦的回忆也久久挥之不去。

开始的几天,我辗转反侧,并把内心的纠结讲给张亮听,他让我忏悔。我说不能确定是我的过失导致他人自杀,他又让我请求上帝的原谅,以期得到内心的解脱。虽然得到了些许平静,但我再也不敢踏入组装车间了,每次要去那里收货,就推辞让刘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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