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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第二章

  “一号令”把邓小平赶到了江西,周恩来一个电话为小平保平安
  
  1969年10月13日,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在新疆造成了一场比珍宝岛战役更大的军事冲突,林彪利用这个机会,于10月18日发出了“第一号令”,宣布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令北京机关、学校人员疏散,一律搬到外省偏僻的山区。这一号令,把那些被打倒的、靠边站的对手,一律赶出北京,化整为零,分而治之。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随着“林彪一号令”的发布,变得更加险恶了。
  
  当邓小平接到勒令迁往外地的通知时感到十分震惊。他望着空荡荡的房子,家里只有他、卓琳、继母夏培根三位老人。五个孩子,东一个西一个的,最不幸的是大儿子邓朴方,伤残了,生活不能自理,还不准回家。此刻,将他扫地出门,命运之舟要将他载向何方,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周恩来得知林彪下达“一号令”后,立刻就看透了林彪的用心。他果断地采取两项应急措施:一方面以巧妙的方式向毛泽东揭露了林彪“一号令”心怀叵测的真正意图;另一方面又冒着风险给各地打电话,提醒各省负责人要妥善照顾好这批老干部。周恩来给江西打了个十分重要的电话,要当时江西领导人照顾好邓小平夫妇。虽然当时江西负责人是林彪一条船上的,但他们也不得不顾及周总理的威望。事后看来,周恩来的电话对邓小平一家的安危起了不小的作用。


  
  飞机在南昌机场降落,邓小平夫妇及继母被“请”上汽车,带进江西军区招待所。在这里,邓小平挨了一位江西省军区负责人必不可少的训话,不准他们随便外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并派给邓小平一个姓黄的管理秘书,名义上负责邓小平一家三口的生产劳动、学习资料和生活上的事,实际上主要是监护。几天之后,三个人被送到南昌郊外一所无人管理的步兵学校,这座原步兵学校校长住的两层灰砖楼成了邓小平一家及其监护的住所。
  
  这地方倒算安静,让这位中外闻名的政治家,可以安安静静地回忆过去和思考现实与未来。三年多的流放劳动生活,对于邓小平来说,倒是一个整理自己思想的好机会,也许他后来许多伟大构想的蓝本就是在这里酝酿的呢!
  
  只是这军校因长年无人而变得残缺不全,大风呼啸,穿堂而过,门窗被撞击发出咯咯吱吱的声音。过了几天,在邓小平的申请下,他和妻子被人押送步行到新建县拖拉机制造厂去劳动,大约要步行二十几分钟。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过钳工,在这里派上了用场,他像一个老工人一样熟练地做着这个工作,卓琳则做拆洗线圈的工作。在工厂劳动也是监护劳动,看管人员总是目不转睛地监视着这个“第二号走资派”,没有得到许可,不准和别人说话和干别的事。


  
  尽管如此,但与从前比较起来,对邓小平来说,总算是一个令人宽慰的变化。在京被看管的那段时间,他的电话线被切断,不准收看电视和报纸,完全与世隔绝,而现在他可以收听电台广播和阅读《人民日报》,也可以从工人们的议论中听到一些情况,这对于这位忧国忧民、关心时势的政治家来说,是很重要的。
  
  三年劳动过程中,邓小平夫妇一天也没有缺勤过。开始,工人们都怀着好奇的心情打量着这位声名显赫的老人,后来逐渐发现他很慈祥也很勤劳,不像有人批斗时把他说得跟凶神一样。工人们逐渐对二位老人产生了好感与同情,车间的工人们对老邓夫妇都很关心。为了防止“造反派”危及他们的人身安全,车间工人们还特地在厂围墙开了个旁门,修了条小道一直通到步校,以免与外人接触。邓小平夫妇从这里走了三年,后来这条小路就叫“邓小平小道”,以纪念这位伟人的这段坎坷经历。
  
  邓小平夫妇每日上午在工厂劳动半天,下午在步校校园里,拓出一片菜地,种上白菜、胡豆、辣椒、丝瓜、苦瓜等各色蔬菜。这样三位老人也可以补充一些食品。他们当时的工资已被扣发,只留给一点生活费,三位老人年龄加起来已超过了200岁,而且邓小平要负责一些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活,卓琳则要洗衣和打扫卫生,而且卓琳还患有高血压病,常常卧床不起。这时邓小平还得细心照料卓琳,而年已古稀的继母则还要做三个人的饭,因此,补充一点食品是很有必要的。
  
  值得庆幸的是,邓小平被允许可以把他的藏书带来,使这位睿智的老人可以用书本知识来填补被监禁的寂寞。邓小平同妻子抓紧时间,除了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外,还读了《二十四史》以及中外许多的书籍,这些书是以前在繁忙的工作中无暇涉及的。他们生活很单调,但也很有规律,上午去工厂劳动几个小时,中午回来吃饭听新闻广播,下午在园中耕作,间或读书看报。
  
  1969年11月下旬的一天,邓小平的监管秘书根据“上头”的指示要邓小平写一份一个月来劳动和学习的心得体会。邓小平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看到那个监管秘书尴尬的神情,邓小平又随和地补充了一句:“你也尽到了你的责任。”
  
  邓小平夫妇离开北京到江西后,唯一的一块心病,不是留恋中南海的旧居和美丽的首都,而是那些亲骨肉,那些成年的和没成年的,连一声告别的话都没说,便匆匆各奔东西了。邓小平第四个孩子邓榕远在陕西省插队劳动,本来约好了12月到北京见面,谁知他们突然被林彪一个“一号令”,就迁到江西来了呢?
  
  一天,邓小平主动找了他的监管秘书,婉转地表达了希望把邓榕在北京见面改在南昌,还用略带自我批评的口吻说:“说温情主义嘛有点,自己的孩子有点想,可能是落后思想……”一位戎马生涯几十年的共和国元勋,道出自己想同孩子团聚的心情,还作了自我批评,听了真叫人心酸。

  
  可是过了一个多月,仍然迟迟没有回答。卓琳又想到了大学毕业后迟迟不给分配还老挨整的大女儿邓林,要求把邓林接到这里。监管秘书向上面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子女可以来这里,但江西省革委会不好出面联系。”
  
  这无疑是给邓小平夫妇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江西省革委会不给联系,自己又是管制对象,连通信、行动的自由都没有,怎么进行联系?不联系,孩子能来这里吗?自从邓小平被打倒以后,他们子女所在学校里的“红卫兵”,都像发了疯似的,把对“走资派”的怒火,都发泄到他们子女的身上,游街、批斗、戴高帽子、人身攻击、毒打,“十八般兵器”通通使出来了,这些邓小平夫妇是知道的,而如今,他们想让孩子们来这里享受片刻的宁静都不可能了。古人曾说“莫生帝王家”,而他们是新中国一代元勋的子女,为什么也要经受这样的摧残?真是人妖颠倒的世界。
  
  1971年,残废的邓朴方被准许到三位老人身边。从此,他们还要照料这个残废的儿子,为儿子洗澡擦身这一类最重的活就落在了邓小平身上。后来,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一些,使他们漂泊四方的子女可以在短期内来看望他们。从1971年起,他们几个子女索性都搬来与父母同住,监禁地成了他们家庭聚首的地方。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夫妇被通知去工厂参加会议,这是自邓小平被监禁以来首次让他参加政治活动,这已昭示着某种转机。因为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没有在天安门广场游行,这在建国以来还是第一次。林彪的名字也有好几个星期没有在报上出现,这对那个如日中天的“第一接班人”来说,是不寻常的。果然,坐在家里等候父母归来的孩子们从父母的表情中看出一定发生了重大事情。由于当时看守人员在场,卓琳就把女儿拉到厨房,在女儿手心中悄悄地写了四个字:“林彪死了”。直到看守人员吃晚饭去了,邓小平夫妇才详细地对子女叙述了刚刚从厂里听到的情况: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学生,最理想的接班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光辉榜样”林彪,原来是个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变节者和叛徒,他拼凑反党集团,妄图搞武装夺权,竟然企图炸毁毛主席乘坐的列车加害毛主席,阴谋败露后仓皇出逃,终于摔死在温都尔汗。邓小平当时显得很兴奋和激动,他只说了一句话:“林彪不亡,天理不容。”邓小平立即给中央委员会写了一封信,表示坚决拥护关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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