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说明

这是杨天石先生的一部旧作，但也可以说是一部新书。说它是“旧作”，因为此书曾于2001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5个年头。说它是“新书”，因为过去十余年间，尤其是2011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出版界掀起了“辛亥革命”题材出版的热潮，但如杨天石先生的著作这般，从史料本身出发，对辛亥革命前后的史料进行系统整理，加以严密的分析论证，进行探隐发微、见前人所未见式的佳作，实在不多。

兹举数例如下：

其一，辛亥革命是谁领导的？通常的回答是“民族资产阶级”，但杨先生却开创性地指出：“倘不从某些既定的概念或原则出发，而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答案其实是十分清楚而明白的。这就是，那个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在《辛亥革命与共和知识分子》一文中，杨先生通过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状况、共和知识分子、辛亥革命舞台上的活动角色与领导力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嬗变与近代中国历史的演进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证，阐明了维新、共和、共产三代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历史嬗变中的作用，其视角之宏大、论证之严谨、方法之科学，令人耳目一新。

其二，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立了共和政体，但革命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凯窃取，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很快归于失败。究其原因，旧说大多认为是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而杨先生则认为，这种说法是政治分析，而非历史分析，因此，陆续写了《孙中山与“租让满洲”问题》、《华俄道胜银行借款案与南京临时政府危机》、《孙中山与民国初年的轮船招商局借款》等文，揭示了革命半途而废的真实原因：孙中山本想进军北京，彻底推翻清朝政府，但由于财政拮据，借贷无门，内外交困，不得不忍痛议和，并最终让位于袁世凯。

其三，在《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一文中，杨天石先生提出，在同盟会成立以后，曾经发生过两次“倒孙（中山）风潮”。第一次反映出日本社会党分裂和日本无政府主义派别对同盟会的影响，第二次反映出同盟会内部的经费和人事纠纷。此后，杨先生又陆续写成《〈龙华会章程〉主属考》、《章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民报〉的续刊及其争论》、《蒋介石为何刺杀陶成章》等文，系统地清理并揭示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同盟会内部矛盾真相。上述五篇文章中的前四篇即收入本书。

因编辑杨先生的著作，得以有幸与杨先生近距离地接触。最令我感佩的，是杨先生治学态度之严谨，为人之虚己下人。杨先生曾说自己写作的原则是“没有新材料决不动笔”，而据我亲眼所见，有了新材料，杨先生也不轻易动笔，而是对这新材料进行分析、对比，就不同的材料进行相互印证，确认这则新材料“可靠”，方才动笔。为了确认一个“新材料”是否可以引用，他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地搜求证据，不放过任何线索，不惜放下“身价”向同行、朋友，甚至是像我们这样的近代史“门外汉”求助。如果不能确认新材料是可靠的，杨先生宁愿舍弃不用。在各行各业浮躁之风大盛的今天，我常常感喟杨先生做学问之“傻”、之辛苦、之不易。正因如此，杨先生的作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近年来，杨天石先生的影响已经走出学术界，走向大众读者。越来越多非近代史专业的文史爱好者成了杨先生的忠实“粉丝”。我想，这和杨先生一贯的治学之严谨，工作之勤奋，心态之开放，文风之贴近读者不无关系。杨先生的这部旧作，如今图书市场早已无售。在一些旧书网（如孔夫子旧书网）上，价格已高达百数十元，可谓一书难求。蒙杨先生惠允，我们将此书用一种新的体例加以编排，再次出版以飨读者。在编辑过程中，经杨先生同意，删去了原作中的若干篇目，这是不得不向读者朋友特别说明的。

杨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历史反映人类社会已逝的一切，因此，忠实地再现历史本相是史学最重要也是最根本的任务。但是，历史真相并不是一眼可见，一索可得的。它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充分掌握一切可能掌握的资料，经过严密的考证与分析，才能比较准确地再现出来。”“我认为，历史学家笔下的史实要能经受不同立场、不同时期的读者的挑剔和检验，争取做到：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的史实。”我相信，这本新版的《从帝制走向共和》，正是杨先生此语的又一绝佳例证。

编者

2015年10月

初版自序

辛亥革命发生于上个世纪初叶，过去九十年了。

九十年来，人们一直没有忘记黄鹤楼畔响起的炮声，以及它所引发的中华大地的变化。我想，今后大概也不会忘记。中华民族将世世代代永远记住这一革命。

在辛亥革命中，中国各族儿女共同喊出了一句伟大的口号：振兴中华。

在辛亥革命中，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对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探求。

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普遍富裕。

辛亥革命的成果是：皇冠落地，中国历史从帝制走向共和，作了一次大飞跃。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革命。它的胜利果实虽然被篡夺了，但是，闸门从此打开，道路因而开辟，此后，中国人民的斗争就一浪高过一浪，汹涌澎湃，再也无法阻遏。

本书是著者研究辛亥革命的专题文集，大致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辛亥革命时期以新型知识精英为主体的爱国运动；

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革命党人的内部矛盾；

革命党人的财政困难和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

英、日关系与南北和局；

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无政府主义、国粹主义、欧化主义；

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

从辛亥革命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渡，等等。

关于著者对上述问题的看法，各文俱在，兹不赘述。

研究中国近代史，首先要充分掌握资料。但是，近代的历史资料，不仅数量大、收藏分散、未经整理，甚至未经刊行。要将它们一一收集起来，是件很困难、很吃力的事。多年来，著者始终将掌握资料放在研究工作的首位，而尤其致力于手稿、档案和稀见、少见书刊的访求，海内、海外，只要有迹可寻的，都要尽量设法找到，逐一研读。我在大学时的一位老师，能从人们常见资料中发现人们常常看不出来的问题，他将有关文章，统名为“读人所常见书札记”。我没有老师那样的智慧和眼力，只能下笨功夫，致力于“读人所难见书”。我的原则是，没有新材料决不动笔，因此，读者或许可以发现，本书各文，大都有一点儿不易见到的资料。

研究中国近代史，还必须从史实出发，而不能从原则出发。人们的社会地位、政治背景、利益需求以及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多有不同，他们从中国近代史中抽象出来的原则也因此多有差异。这些原则，有的是正确的，有的是片面的，有些是错误的。科学的态度是用史实检验一切既往的原则、分析和判断。合者存，不合者废，片面者加以补充或修订。多年来，人们喜欢将某些现成结论简单地搬进历史著作，而不作任何分析和论证。其实，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天经地义、无须证明的观点，后人却可能会瞪大眼睛，询问一句：“为什么？”本书各文，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它们是否都正确，不敢自信，但有一点可以向读者保证：著者是力图从史实出发的。

著名学者章开沅教授说过，研究辛亥革命要“上下延伸，横向会通”。我很赞赏这一意见。本书在纵向上，以有关戊戌政变的文章始，以孙中山的护法斗争终，目的是将辛亥革命放在较长的时间段落内加以考察；在横向上，包括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几个方面，目的是将辛亥革命放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加以审视[1]。

中国古代的哲人庄子慨叹：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开始踏入辛亥革命研究领域时，还是二十来岁的少壮，如今却已两鬓渐苍，步入“二毛”之年了。虽自觉童心尚在，而老境已至。回首前尘，所做的事实在太少、太少。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生命不息，自当耕耘不止。

著者

2001年5月

[1]　此处所说为本书初版的体例。此次再版，经作者同意，由编者对体例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动。——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