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根据西太后的意旨，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15日，西太后也突然死去。这一连串的事件给了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以极大震动，也带来了巨大希望。当时，梁启超正居留于日本兵库县须磨村的怡和别庄。他于22日邀约神户同文学校前校长汤觉顿、现校长张寿波、学监吴肇祥一起商量，“就清国皇室当前发生的事变进行了种种谋议”[1]。23日，以日本中国领署、同文学校等名义向国内发出挂号或普通邮件共八封。25日，继续发出若干封。这些书信，经日本情报人员秘密检查后抄录了四封，由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上报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它们反映了当时改良派力图促使清政府诛杀袁世凯的紧张活动，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书信中运用了不少隐语，意思晦涩；日本情报人员辨读汉字草书的能力又很差，抄件讹误严重。笔者参考各种文献，反复揣摩，读懂了这些书信的大部分内容，因整理阐述如次。那些不可解，或者虽解而不正确的部分，只好留待高明。

二　密札　解读

为了尽可能保存原貌，现照录日本情报人员抄件全文。改正的字加〔〕号，增补的字加〈〉号，虽改正而有疑问的字加（？）号，无法辨读或无法排印的字以××代替。所有标点均根据笔者对文意的理解重新厘订。

其一：

封　书

须磨怡和别庄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　意

新帝既立，醇邸摄故〔政〕。以醇王之贤，薄海内外，必以平〔手〕加额。帷〔惟〕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而当此变乱纷纂之际，最不能不取奇才异能之士，以定危局，以报先帝，更宜行大赏罚，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公亲枝忠报，当必有嘉猷远漠〔谟〕献替，当路如萧、泽者，此时真可定奇谋成奇勋在〔者〕也。潘公人极沈击〔挚〕，有大决断，作多常士，望公推诚。兹为公侦诸要人，急叩之。匆匆伤变，为书不详。然石〔所〕言至重，不揣固陋，谈〔祈〕高明英断（？）。敬谈〔祈〕为图〔国〕珍重。第〔弟〕名心叩。十月二十五日。[2]

本札及下二札均为11月23日发。在本札中，发信人隐名，仅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受信人长大人，应为长福，是改良派在清朝贵族中的内应。他字寿卿，一作绶卿，宗室正红旗人。1901年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弘文学院学习警务。其后任驻神户领事，和梁启超关系密切，曾参加政闻社。归国后在外务部任主事，为改良派做过不少事情。函中所言萧，指肃亲王善耆，时任民政部尚书；泽，指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他们都是清朝贵族中的实权派。函中所言潘公则指潘博，康有为的学生，他一名之博，字若海，号弱庵，曾打入善耆主持的民政部任职，是改良派在北京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人物[3]。

戊戌政变前夜，康、梁等人计划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软禁以至捕杀西太后，消灭变法的反对力量。但是，由于杨崇伊上书和袁世凯告密，形势突然变化：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新政完全被推翻。因此，康、梁对袁世凯有切齿之仇。1907年春，康有为指示梁启超、麦孟华二人，将“倒袁”作为首要任务。他在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为先。”康有为并指示，必要时可以进行暗杀，声言：“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亦不得已也。”[4]马良也向梁启超提出，对袁世凯，可以送他一丸子弹[5]。光绪去世，改良派普遍认为是袁世凯所害，而且怀疑他会进一步篡夺清朝江山。当时有一份传单说：“袁世凯乘太后病危，潜通内侍，鸩弑皇上，密召姜、杨各军入京自卫，将又弑新帝篡位。”[6]这份传单不一定出自康、梁之手，但却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对载沣的摄政，他们是满意的，因为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清朝历史上，当权力递嬗之时，曾经有过康熙擒鳌拜，嘉庆诛和珅，西太后诛肃顺等例子。康、梁有鉴于此，决定利用时机，力促清政府诛杀袁世凯。

11月18日，梁启超以康有为和他自己的名义致电各省督抚，中云：“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7]有关资料表明，这一时期，他们还直接给载沣打过电报，“请诛贼臣以安社稷”[8]。

梁启超的第二步便是给长福写信，说明形势危急，“变乱纷纂”，“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勉励他以宗室的身份提出“嘉猷远谟”。由于长福地位不高，梁启超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善耆、载泽二人身上。从1907年夏起，善耆便和梁启超建立了联系。信中所谓“行大赏罚”，“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等，主要是写给善耆等人看的。“定奇谋，成奇勋”者，即以非常手段处决袁世凯之意。本函将潘博推荐给长福，要求他们推诚相见，通力合作，在清政府“要人”之间活动。后来，为联系方便，潘博就住在长福家里。

其二：

封　书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　意

绶公吾足〔兄〕尊右：不意三日之间，叠遭图〔国〕恤。面〔而〕先帝上宾，文〔尤〕为天下人石〔所〕同疑。呜呼！不意贼意〔竟〕敢悖逆如此。

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呼天抢地，如何之〔如何〕！仆以前此谣诼避嫌，石〔不〕能入北，穷居海外，忽问〔闻〕此岌，权〔摧〕痛如〔何〕言！比东〔来〕朝局若何？仆不〔所〕知者惟恃报纸，词多影响，且纷杂莫是，焦苦愈不可状，务请明此耳！京上委公，飞示详区，玉〔至〕祷玉〔至〕祷！宝云令清浊上之都，专丙此事，特有何仁，至×时望与密话，宝云因匆促，故区石〔不〕能详，当其致副书复，工〔旦〕夕待令。

本札受信人仍为长福，发信人应为须磨村会议参加者汤觉顿、张寿波、吴肇祥三人中的一个。函中云：“仆以前此谣诼避嫌，不能入北，穷居海外。”汤觉顿于1908年春受梁启超委派，秘密前往北京，和善耆、良弼等人联系，但不久即受人怀疑，再度避居海外。[9]据此，可知发信人为汤觉顿。

本札称光绪之死（上宾）“为天下人所同疑”，愤慨于奸贼“竟敢悖逆如此”，虽不十分肯定，但已相当明确地把袁世凯视为凶手。“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二语，含蓄地提出了诛袁要求。由于已有梁札，所以汤觉顿在本札中仅要求长福火速通报“朝局”。“至祷至祷”以下，当时日本情报人员就已经看不懂，特别标注了“不明”二字，笔者目前也还不能解读清楚。其中宝云，似指梁启超，大意当为迫切期待长福有所指示，本人“待令”北上云云。

其三：

封　书

上海〈海〉宁路须征呈〔里〕香山何禺〔寓〕何清逸先生

（同文学校）

文　意

兹公：夜〔报〕已到了。此数日内沈静之局面，使〈人〉闷绝，此次在南方，当无从着手，惟有此〔北〕行之一法。然今日见夜〔报〕，山公确已首途。恐兹公井〔并〕入北，正石〔不〕易了。无论如何，必以〔须〕设法，能此为妙。子笺处，最当注意也。今日夜〔报〕纸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手段真是可畏。奈何奈何！匆匆，即请大安。余详荷函

今日×××语夜〔报〕已收到。

两　浑

本札反映了梁启超为诛袁而采取的第三个步骤。受信人何清逸，名天柱，改良派在上海的据点——广智书局的实际负责人，当即函中所言兹公。山公，指岑春煊。仓主，指袁世凯[10]。荷，指汤觉顿[11]。两浑，当时书信中的隐语，常用于受信人、发信人均隐名之时。

岑春煊是袁世凯的老对头。1906年，清政府将岑从两广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认为是奕劻和袁世凯的奸计，托病就医上海，暗中和改良派发生关系。1907年春，奉旨调补四川总督，但同时清政府又规定他“毋庸来京请训”。岑春煊乃于启程赴任舟次武汉之际，突然乘车入京，在西太后面前参劾奕劻“贪庸误国”，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他和瞿鸿禨联结，接连参劾了袁世凯的亲信朱宝奎和段芝贵二人，被外放两广总督。在他出京到达上海之际，梁启超曾秘密自日本返沪，准备和他会谈。因瞿鸿禨已被免职，岑本人也因“暗结康梁”之嫌被参，二人未能见面。自此，岑春煊即居留上海。1908年11月，光绪病重的消息传出后，岑春煊曾准备带着医生入京，已经订好了船期[12]。听到光绪的噩耗后，岑春煊更为“激昂”[13]。19日上海《神州日报》从北京发出专电称：“岑春煊即将起用。”20日又报道称：“前两广总督岑宫保向居沪北垃圾桥地方，前晚接到京电，着即来京等因，宫保当即北上。”22日，日本报纸也报道说，岑春煊于20日通过芜湖，拟经汉口入京[14]。梁启超致何天柱函中所称：“山公确已首途”，当即本此。从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准备派何天柱随岑春煊北上，但因岑已上路，感到“不易”，但仍表示，“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能此为妙”。函中所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云云，据《大公报》及日本报纸报道，袁世凯在光绪、西太后相继去世后，曾向清政府提议，迅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15]。梁札当即指此。袁世凯在载沣登台后，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却迅速抓住了“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一类题目，借以收买人心，争取好感。因此，梁启超发出了“手段真是可畏”的感叹。

其四：

封　书（书留）

上海海宁路须征里香山何寓何大人清逸启

神户同文学校

文　意

对伟两公同釜〔鉴〕：构父来，得具忠〔悉〕伟公不获与山公偕行，诚大憾事：今所忧者，无途可以入都可〔耳〕。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者。答〔若〕能者〔有〕得，自有生发，不一日得〔待〕一日也。十乘昨未〔来〕一书，乃事前取〔所〕发，不遇〔过〕告急可〔耳〕，尚待次凶〔函〕乃有别消息也。

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伟公入北，当必能见比〔此〕公也。

名心叩

高叟与山公偕否？座〔望〕示知。

本札11月25日发。书留，日语挂号信之意。受信人中的对公，指麦孟华[16]；伟公，指何天柱（清逸）[17]。发信人仍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函中所言构父，指向瑞彝，是改良派的重要成员。

在改良派中，麦孟华和岑春煊关系最深。1907年春，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时，曾特聘麦孟华随行。岑春煊准备舟次武汉时突然改道入京的计划，麦孟华也深知，并拟借岑之力入京活动，岑也表示愿“出力相助”[18]。但因事机不密，消息泄露，麦孟华的随行计划被迫作废。后来，陈庆桂曾参劾岑春煊“逗留沪上，将有他图，皆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19]。但这并未影响岑、麦二人之间的关系。光绪逝世后，麦孟华也认为关键在于载沣能否“行大赏罚”、“戮一二人”，如果袁世凯不死，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力促岑春煊入京，曾进言说：“上崩必出贼手（且后亦必有变），亟当预驰入北，联有力者申大义。”[20] 由于岑、麦之间的关系已经暴露，因而，随岑北行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改良派在上海的另一员大将何天柱身上。从密札看，梁启超从向瑞彝处得悉，何天柱终于未能随岑北行，感到极大遗憾，但仍坚持北上方针，再次强调“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因为只有在北京，他们的诛袁谋划才有可能“生发”。

函中提到的十乘，看来是改良派在北京的密探，应指潘博。他向梁启超报告了光绪病重的消息，所以函中称：“十乘昨来一书，乃事前所发，不过告急耳，尚待次函乃有别消息也。”函中提到的子笺，疑指瞿鸿禨。前函称：“子笺处，最当注意也。”本函称：“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当时，有人估计，瞿鸿禨有可能被再次起用，梁启超并估计，何天柱入京时，将能见到他。至于所言高叟，改良派密札中有时称他为固哉，盖取《孟子》“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之义，当是岑春煊的幕僚。

三　请杀谋划的失败

改良派虽然做出了请杀袁世凯的种种谋划，但其进行却困难重重。

首先是汤觉顿北行受阻。由于嫌疑未消，北京方面发函劝他暂时不必返国[21]。其次是岑春煊听了别人的话，对北京政局采取“沉吟观变”态度，决定暂不北上[22]。报上并发表了“闻岑春煊咯血病甚剧，不能北来”的消息[23]。这一切使改良派很生气，也很失望。麦孟华在致康有为书中愤愤地说：“初闻彼议论，以为一倜傥士，今彼先事绝无布置（前此弟尚以为彼有密谋，不令我辈知耳，今乃见其实无预备也），既不能谋，临事又复首鼠，又不能断，嘉州无可复望矣。”[24]此外，子笺的起用也迄无确讯。虽然康、梁二人都很关心此事，但麦孟华只能告以“此间尚无闻”[25]。

尽管如此，改良派仍然在作努力。他们分析了形势，觉得载沣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麦孟华函称：“今醇势颇摇摇，然彼非行大英断，则势必不能固；欲其行大英断，则非有人运动不可。”[26]于是，他们决定，由何天柱携带康有为从海外汇来的款子，单独入京“运动”[27]。何天柱此行的成果如何，不得而知，长福方面却给梁启超传达了善耆和载泽的讯息：元凶必去，决无中变，不必担心[28]。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名，命他开缺回籍休养。

对袁世凯的开缺，改良派中有人表示满意，徐勤函称：“袁贼被逐，为之狂喜。中国虽未即强，然罪人斯得，大仇已复，吾党天职，亦可少尽矣。”[29]但康、梁二人都不甘心。梁启超致书善耆，认为对袁世凯，“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至少也应该明诏宣布他的罪状，加上“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一类字样[30]。他估计张之洞可能会成为讨袁的障碍，因此极力主张“和张”，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拉拢。康有为则仍然企图以光绪被毒为理由要袁世凯的脑袋。他于1909年1月致书梁启超说：“惟览来各书意，北中不欲正名，极不欲认弑事。此义最宜商。以《春秋》之义正之耶？抑岂彼等隐忍了事耶？”[31]他提出：在伦敦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曾以三万金贿买御医力钧下毒。康有为建议揭发此案，查讯力钧。他并曾准备发动各埠华侨签名上书，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已经写好了《讨贼哀启》，内称：“醇王以介弟摄政，仁明孝友，应有讨贼之举；我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32]与此同时，康有为又起草了《上摄政王书》，此书经梁启超修改后发出，信中，康有为提出，袁世凯“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恶亦难从未减”。他历数袁世凯“造言诬君”、“纵匪误国”、“招权纳贿”等罪状，以康熙诛鳌拜等事为例，要求载沣将袁世凯“明著爰书，肆诸东市”。康有为并忧心忡忡地警告载沣：袁世凯虽然离开了朝廷，但“潜伏爪牙，阴谋不轨”，清朝的“宗社”之忧，“且未有艾”。[33]书上，没有结果。1911年，在武昌起义的疾风暴雨中，载沣不得不起用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被杀，并非载沣有爱于袁世凯，而是因为：一、袁世凯羽翼已成，且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二、清朝贵族集团已经极端衰弱，不仅远非康熙擒鳌拜的时代，连西太后诛肃顺的时代也不能相比了。载沣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1]　《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兵发秘第407号，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440838。

[2]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以下各札均同，不一一注明。

[3]　康有为：《粤两生集序》，《粤两生集》。

[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49页。

[5]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1页。

[6]　《东京宪政分会会员会檄》，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440886。

[7]　《清国革命党领袖经历及行动调查》，明治文库藏《有松英义关系文书》；又见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440805。

[8]　《戊戌变法》第2册，第517页。

[9]　参阅《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0、471、475页。

[10]　山，取岑字之头；仓主，因袁世凯以小站练兵出身，小站出稻，故由此取义。

[1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8～519页。

[12]　岑春煊：《乐斋漫录》，台北文星书店，第18页。

[13]　《某某来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大阪朝日新闻》，1908年11月2日第2版。

[15]　《大公报》，1908年11月22日，《大阪朝日新闻》，1908年11月22日第1版；《东京朝日新闻》，1908年11月24日第2版。

[16]　麦孟华曾于1907年春受岑春煊之聘入蜀。佚名《致梁启超书》：“乃者与对费九牛二虎之力，为入蜀之计。”（《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第46页）据此可知对公为麦孟华。

[17]　何名天柱，字擎一，故以伟公相称。

[18]　《蜕庵致任公书》，《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一），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2～44页。

[1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3页。

[20]　《某某来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9页。

[2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75页。

[22]　《某某来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9页。

[23]　《神州日报》，1908年11月21日。

[24]　《某某来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9页。

[25]　同注4。

[26]　同注4。

[27]　同注4。

[2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77页。

[29]　《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7页。

[3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0页。

[3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1～482页。

[32]　《戊戌变法》第1册，第434页。

[33]　《戊戌变法》第2册，第517～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