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杀袁世凯的谋划
-
一 引 言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去世,根据西太后的意旨,立醇亲王载沣之子溥仪为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15日,西太后也突然死去。这一连串的事件给了流亡在海外的改良派以极大震动,也带来了巨大希望。当时,梁启超正居留于日本兵库县须磨村的怡和别庄。他于22日邀约神户同文学校前校长汤觉顿、现校长张寿波、学监吴肇祥一起商量,“就清国皇室当前发生的事变进行了种种谋议”[1]。23日,以日本中国领署、同文学校等名义向国内发出挂号或普通邮件共八封。25日,继续发出若干封。这些书信,经日本情报人员秘密检查后抄录了四封,由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上报给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现存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它们反映了当时改良派力图促使清政府诛杀袁世凯的紧张活动,有较重要的史料价值。但是,书信中运用了不少隐语,意思晦涩;日本情报人员辨读汉字草书的能力又很差,抄件讹误严重。笔者参考各种文献,反复揣摩,读懂了这些书信的大部分内容,因整理阐述如次。那些不可解,或者虽解而不正确的部分,只好留待高明。
二 密札 解读
为了尽可能保存原貌,现照录日本情报人员抄件全文。改正的字加〔〕号,增补的字加〈〉号,虽改正而有疑问的字加(?)号,无法辨读或无法排印的字以××代替。所有标点均根据笔者对文意的理解重新厘订。
其一:
封 书
须磨怡和别庄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 意
新帝既立,醇邸摄故〔政〕。以醇王之贤,薄海内外,必以平〔手〕加额。帷〔惟〕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而当此变乱纷纂之际,最不能不取奇才异能之士,以定危局,以报先帝,更宜行大赏罚,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公亲枝忠报,当必有嘉猷远漠〔谟〕献替,当路如萧、泽者,此时真可定奇谋成奇勋在〔者〕也。潘公人极沈击〔挚〕,有大决断,作多常士,望公推诚。兹为公侦诸要人,急叩之。匆匆伤变,为书不详。然石〔所〕言至重,不揣固陋,谈〔祈〕高明英断(?)。敬谈〔祈〕为图〔国〕珍重。第〔弟〕名心叩。十月二十五日。[2]
本札及下二札均为11月23日发。在本札中,发信人隐名,仅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受信人长大人,应为长福,是改良派在清朝贵族中的内应。他字寿卿,一作绶卿,宗室正红旗人。1901年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入弘文学院学习警务。其后任驻神户领事,和梁启超关系密切,曾参加政闻社。归国后在外务部任主事,为改良派做过不少事情。函中所言萧,指肃亲王善耆,时任民政部尚书;泽,指载泽,时任度支部尚书。他们都是清朝贵族中的实权派。函中所言潘公则指潘博,康有为的学生,他一名之博,字若海,号弱庵,曾打入善耆主持的民政部任职,是改良派在北京从事秘密工作的重要人物[3]。
戊戌政变前夜,康、梁等人计划利用袁世凯的力量,包围颐和园,软禁以至捕杀西太后,消灭变法的反对力量。但是,由于杨崇伊上书和袁世凯告密,形势突然变化: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新政完全被推翻。因此,康、梁对袁世凯有切齿之仇。1907年春,康有为指示梁启超、麦孟华二人,将“倒袁”作为首要任务。他在信中说:“今先其大者,自以倒劭为先。”康有为并指示,必要时可以进行暗杀,声言:“鲁难未已,则以聂政行之,亦不得已也。”[4]马良也向梁启超提出,对袁世凯,可以送他一丸子弹[5]。光绪去世,改良派普遍认为是袁世凯所害,而且怀疑他会进一步篡夺清朝江山。当时有一份传单说:“袁世凯乘太后病危,潜通内侍,鸩弑皇上,密召姜、杨各军入京自卫,将又弑新帝篡位。”[6]这份传单不一定出自康、梁之手,但却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对载沣的摄政,他们是满意的,因为载沣是光绪的亲弟弟。清朝历史上,当权力递嬗之时,曾经有过康熙擒鳌拜,嘉庆诛和珅,西太后诛肃顺等例子。康、梁有鉴于此,决定利用时机,力促清政府诛杀袁世凯。
11月18日,梁启超以康有为和他自己的名义致电各省督抚,中云:“两宫祸变,袁为罪魁,乞诛贼臣,伸公愤。”[7]有关资料表明,这一时期,他们还直接给载沣打过电报,“请诛贼臣以安社稷”[8]。
梁启超的第二步便是给长福写信,说明形势危急,“变乱纷纂”,“讨贼复仇之举,刻不容缓”,勉励他以宗室的身份提出“嘉猷远谟”。由于长福地位不高,梁启超的主要希望寄托在善耆、载泽二人身上。从1907年夏起,善耆便和梁启超建立了联系。信中所谓“行大赏罚”,“一新天下之耳目”,“一吐天下之公愤”等,主要是写给善耆等人看的。“定奇谋,成奇勋”者,即以非常手段处决袁世凯之意。本函将潘博推荐给长福,要求他们推诚相见,通力合作,在清政府“要人”之间活动。后来,为联系方便,潘博就住在长福家里。
其二:
封 书
北京西四牌楼南砖塔胡同内钱串胡同路北栅栏门外务部长大人(寿卿勋启)
日本中国领署缄
文 意
绶公吾足〔兄〕尊右:不意三日之间,叠遭图〔国〕恤。面〔而〕先帝上宾,文〔尤〕为天下人石〔所〕同疑。呜呼!不意贼意〔竟〕敢悖逆如此。
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呼天抢地,如何之〔如何〕!仆以前此谣诼避嫌,石〔不〕能入北,穷居海外,忽问〔闻〕此岌,权〔摧〕痛如〔何〕言!比东〔来〕朝局若何?仆不〔所〕知者惟恃报纸,词多影响,且纷杂莫是,焦苦愈不可状,务请明此耳!京上委公,飞示详区,玉〔至〕祷玉〔至〕祷!宝云令清浊上之都,专丙此事,特有何仁,至×时望与密话,宝云因匆促,故区石〔不〕能详,当其致副书复,工〔旦〕夕待令。
本札受信人仍为长福,发信人应为须磨村会议参加者汤觉顿、张寿波、吴肇祥三人中的一个。函中云:“仆以前此谣诼避嫌,不能入北,穷居海外。”汤觉顿于1908年春受梁启超委派,秘密前往北京,和善耆、良弼等人联系,但不久即受人怀疑,再度避居海外。[9]据此,可知发信人为汤觉顿。
本札称光绪之死(上宾)“为天下人所同疑”,愤慨于奸贼“竟敢悖逆如此”,虽不十分肯定,但已相当明确地把袁世凯视为凶手。“先帝已失,奸贼犹逍遥法外”二语,含蓄地提出了诛袁要求。由于已有梁札,所以汤觉顿在本札中仅要求长福火速通报“朝局”。“至祷至祷”以下,当时日本情报人员就已经看不懂,特别标注了“不明”二字,笔者目前也还不能解读清楚。其中宝云,似指梁启超,大意当为迫切期待长福有所指示,本人“待令”北上云云。
其三:
封 书
上海〈海〉宁路须征呈〔里〕香山何禺〔寓〕何清逸先生
(同文学校)
文 意
兹公:夜〔报〕已到了。此数日内沈静之局面,使〈人〉闷绝,此次在南方,当无从着手,惟有此〔北〕行之一法。然今日见夜〔报〕,山公确已首途。恐兹公井〔并〕入北,正石〔不〕易了。无论如何,必以〔须〕设法,能此为妙。子笺处,最当注意也。今日夜〔报〕纸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手段真是可畏。奈何奈何!匆匆,即请大安。余详荷函
今日×××语夜〔报〕已收到。
两 浑
本札反映了梁启超为诛袁而采取的第三个步骤。受信人何清逸,名天柱,改良派在上海的据点——广智书局的实际负责人,当即函中所言兹公。山公,指岑春煊。仓主,指袁世凯[10]。荷,指汤觉顿[11]。两浑,当时书信中的隐语,常用于受信人、发信人均隐名之时。
岑春煊是袁世凯的老对头。1906年,清政府将岑从两广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认为是奕劻和袁世凯的奸计,托病就医上海,暗中和改良派发生关系。1907年春,奉旨调补四川总督,但同时清政府又规定他“毋庸来京请训”。岑春煊乃于启程赴任舟次武汉之际,突然乘车入京,在西太后面前参劾奕劻“贪庸误国”,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他和瞿鸿禨联结,接连参劾了袁世凯的亲信朱宝奎和段芝贵二人,被外放两广总督。在他出京到达上海之际,梁启超曾秘密自日本返沪,准备和他会谈。因瞿鸿禨已被免职,岑本人也因“暗结康梁”之嫌被参,二人未能见面。自此,岑春煊即居留上海。1908年11月,光绪病重的消息传出后,岑春煊曾准备带着医生入京,已经订好了船期[12]。听到光绪的噩耗后,岑春煊更为“激昂”[13]。19日上海《神州日报》从北京发出专电称:“岑春煊即将起用。”20日又报道称:“前两广总督岑宫保向居沪北垃圾桥地方,前晚接到京电,着即来京等因,宫保当即北上。”22日,日本报纸也报道说,岑春煊于20日通过芜湖,拟经汉口入京[14]。梁启超致何天柱函中所称:“山公确已首途”,当即本此。从信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准备派何天柱随岑春煊北上,但因岑已上路,感到“不易”,但仍表示,“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能此为妙”。函中所言“仓主提议,速布宪法”云云,据《大公报》及日本报纸报道,袁世凯在光绪、西太后相继去世后,曾向清政府提议,迅速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以安人心[15]。梁札当即指此。袁世凯在载沣登台后,地位岌岌可危,但是,他却迅速抓住了“速开国会”、“实行宪政”一类题目,借以收买人心,争取好感。因此,梁启超发出了“手段真是可畏”的感叹。
其四:
封 书(书留)
上海海宁路须征里香山何寓何大人清逸启
神户同文学校
文 意
对伟两公同釜〔鉴〕:构父来,得具忠〔悉〕伟公不获与山公偕行,诚大憾事:今所忧者,无途可以入都可〔耳〕。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者。答〔若〕能者〔有〕得,自有生发,不一日得〔待〕一日也。十乘昨未〔来〕一书,乃事前取〔所〕发,不遇〔过〕告急可〔耳〕,尚待次凶〔函〕乃有别消息也。
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伟公入北,当必能见比〔此〕公也。
名心叩
高叟与山公偕否?座〔望〕示知。
本札11月25日发。书留,日语挂号信之意。受信人中的对公,指麦孟华[16];伟公,指何天柱(清逸)[17]。发信人仍署“名心叩”,当为梁启超。函中所言构父,指向瑞彝,是改良派的重要成员。
在改良派中,麦孟华和岑春煊关系最深。1907年春,岑春煊调任四川总督时,曾特聘麦孟华随行。岑春煊准备舟次武汉时突然改道入京的计划,麦孟华也深知,并拟借岑之力入京活动,岑也表示愿“出力相助”[18]。但因事机不密,消息泄露,麦孟华的随行计划被迫作废。后来,陈庆桂曾参劾岑春煊“逗留沪上,将有他图,皆麦某一人为之主谋。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19]。但这并未影响岑、麦二人之间的关系。光绪逝世后,麦孟华也认为关键在于载沣能否“行大赏罚”、“戮一二人”,如果袁世凯不死,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力促岑春煊入京,曾进言说:“上崩必出贼手(且后亦必有变),亟当预驰入北,联有力者申大义。”[20] 由于岑、麦之间的关系已经暴露,因而,随岑北行的任务自然落到了改良派在上海的另一员大将何天柱身上。从密札看,梁启超从向瑞彝处得悉,何天柱终于未能随岑北行,感到极大遗憾,但仍坚持北上方针,再次强调“无论如何,必须设法”。因为只有在北京,他们的诛袁谋划才有可能“生发”。
函中提到的十乘,看来是改良派在北京的密探,应指潘博。他向梁启超报告了光绪病重的消息,所以函中称:“十乘昨来一书,乃事前所发,不过告急耳,尚待次函乃有别消息也。”函中提到的子笺,疑指瞿鸿禨。前函称:“子笺处,最当注意也。”本函称:“今晨东电言,子笺已起用,此亦可注目者。”当时,有人估计,瞿鸿禨有可能被再次起用,梁启超并估计,何天柱入京时,将能见到他。至于所言高叟,改良派密札中有时称他为固哉,盖取《孟子》“固哉高叟之为诗也”之义,当是岑春煊的幕僚。
三 请杀谋划的失败
改良派虽然做出了请杀袁世凯的种种谋划,但其进行却困难重重。
首先是汤觉顿北行受阻。由于嫌疑未消,北京方面发函劝他暂时不必返国[21]。其次是岑春煊听了别人的话,对北京政局采取“沉吟观变”态度,决定暂不北上[22]。报上并发表了“闻岑春煊咯血病甚剧,不能北来”的消息[23]。这一切使改良派很生气,也很失望。麦孟华在致康有为书中愤愤地说:“初闻彼议论,以为一倜傥士,今彼先事绝无布置(前此弟尚以为彼有密谋,不令我辈知耳,今乃见其实无预备也),既不能谋,临事又复首鼠,又不能断,嘉州无可复望矣。”[24]此外,子笺的起用也迄无确讯。虽然康、梁二人都很关心此事,但麦孟华只能告以“此间尚无闻”[25]。
尽管如此,改良派仍然在作努力。他们分析了形势,觉得载沣的地位并不十分巩固。麦孟华函称:“今醇势颇摇摇,然彼非行大英断,则势必不能固;欲其行大英断,则非有人运动不可。”[26]于是,他们决定,由何天柱携带康有为从海外汇来的款子,单独入京“运动”[27]。何天柱此行的成果如何,不得而知,长福方面却给梁启超传达了善耆和载泽的讯息:元凶必去,决无中变,不必担心[28]。1909年1月2日,载沣以袁世凯患有足疾为名,命他开缺回籍休养。
对袁世凯的开缺,改良派中有人表示满意,徐勤函称:“袁贼被逐,为之狂喜。中国虽未即强,然罪人斯得,大仇已复,吾党天职,亦可少尽矣。”[29]但康、梁二人都不甘心。梁启超致书善耆,认为对袁世凯,“虽明正典刑,殊不为过”,至少也应该明诏宣布他的罪状,加上“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一类字样[30]。他估计张之洞可能会成为讨袁的障碍,因此极力主张“和张”,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拉拢。康有为则仍然企图以光绪被毒为理由要袁世凯的脑袋。他于1909年1月致书梁启超说:“惟览来各书意,北中不欲正名,极不欲认弑事。此义最宜商。以《春秋》之义正之耶?抑岂彼等隐忍了事耶?”[31]他提出:在伦敦时,有人告诉他,袁世凯曾以三万金贿买御医力钧下毒。康有为建议揭发此案,查讯力钧。他并曾准备发动各埠华侨签名上书,给清政府施加压力,已经写好了《讨贼哀启》,内称:“醇王以介弟摄政,仁明孝友,应有讨贼之举;我会本以保皇为事,忠义昭著,应发讨贼之义。”[32]与此同时,康有为又起草了《上摄政王书》,此书经梁启超修改后发出,信中,康有为提出,袁世凯“苟有弑逆之事,其恶固擢发难容;即无弑逆之迹,其恶亦难从未减”。他历数袁世凯“造言诬君”、“纵匪误国”、“招权纳贿”等罪状,以康熙诛鳌拜等事为例,要求载沣将袁世凯“明著爰书,肆诸东市”。康有为并忧心忡忡地警告载沣:袁世凯虽然离开了朝廷,但“潜伏爪牙,阴谋不轨”,清朝的“宗社”之忧,“且未有艾”。[33]书上,没有结果。1911年,在武昌起义的疾风暴雨中,载沣不得不起用袁世凯。
袁世凯之所以没有被杀,并非载沣有爱于袁世凯,而是因为:一、袁世凯羽翼已成,且外有帝国主义的支持;二、清朝贵族集团已经极端衰弱,不仅远非康熙擒鳌拜的时代,连西太后诛肃顺的时代也不能相比了。载沣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1] 《兵库县知事服部一三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兵发秘第407号,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440838。
[2] 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以下各札均同,不一一注明。
[3] 康有为:《粤两生集序》,《粤两生集》。
[4]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49页。
[5]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1页。
[6] 《东京宪政分会会员会檄》,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440886。
[7] 《清国革命党领袖经历及行动调查》,明治文库藏《有松英义关系文书》;又见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1(3),440805。
[8] 《戊戌变法》第2册,第517页。
[9] 参阅《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50、471、475页。
[10] 山,取岑字之头;仓主,因袁世凯以小站练兵出身,小站出稻,故由此取义。
[1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8~519页。
[12] 岑春煊:《乐斋漫录》,台北文星书店,第18页。
[13] 《某某来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4] 《大阪朝日新闻》,1908年11月2日第2版。
[15] 《大公报》,1908年11月22日,《大阪朝日新闻》,1908年11月22日第1版;《东京朝日新闻》,1908年11月24日第2版。
[16] 麦孟华曾于1907年春受岑春煊之聘入蜀。佚名《致梁启超书》:“乃者与对费九牛二虎之力,为入蜀之计。”(《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第46页)据此可知对公为麦孟华。
[17] 何名天柱,字擎一,故以伟公相称。
[18] 《蜕庵致任公书》,《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一),台北文海出版社,第42~44页。
[19]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83页。
[20] 《某某来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9页。
[2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75页。
[22] 《某某来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9页。
[23] 《神州日报》,1908年11月21日。
[24] 《某某来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9页。
[25] 同注4。
[26] 同注4。
[27] 同注4。
[28]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77页。
[29] 《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387页。
[30]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0页。
[3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481~482页。
[32] 《戊戌变法》第1册,第434页。
[33] 《戊戌变法》第2册,第517~522页。
- 最新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
- 发表书评 查看所有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