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维新以至兴中会惠州起义期间，毕永年都是个重要人物，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冯自由辛勤收集辛亥革命史料多年，著有《毕永年削发记》一文，是目前最完整的毕氏传记，但该文讹误甚多，关于毕氏的下落，竟认为“不知所终”[1]。近年来出版的一些辛亥革命史著作，在涉及毕氏生平时，叙述也常有谬误。这就启示我们，有必要对毕氏的生平进行研究和探索。

一

毕永年，号松甫，一作松琥，湖南长沙人。1870年（同治九年）生。8岁时随父叔往来军中，练就了一身过人的胆识，长大时读王船山遗书，受到民族思想的熏陶。当时，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还是不少湖南老乡的崇拜对象，毕永年却愤然表示：“吾乡素重气节，安得有此败类。”[2]1894年（光绪二十年），江标督学湖南，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试士的内容注重舆地、掌故、算学、物理及世界形势等内容，即使是制艺，也允许议论时事[3]。毕永年所作文即有“民不新，国不固，新不作，气不扬”之语，认为中国三代以下，天下嚣嚣的原因在于“陈陈相因，气颓于寐”，表明了这个年轻人已经具有鲜明的维新思想[4]。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与唐才常同时考取拔贡。自此，即与唐才常、谭嗣同结为好友，经常一起商议救国大计。三个人都重视会党的力量，毕永年并亲自加入哥老会，往来于汉口、岳州、新堤、长沙等地。他体格魁伟，为人豪放不羁，轻财好义，很快就结识金龙山堂龙头杨鸿钧，腾龙山堂龙头李云彪及张尧卿、辜天佑、师襄等人，得到他们的信任。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2月，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讲演并讨论新学，毕永年成为会中的活跃分子。当时，谭嗣同等以“保种”、“保教”相号召，而毕永年却独持异议，认为首先必须开通民智，“示群民以人皆读书之益”，“俾知通商之局，终此不更，则中西聚处日繁，不必再作闭关之想”。某次会上，他对谭嗣同说：“所谓保种、保教，非保之于今日，盖保之于将来也。此时若不将此层揭破，大声疾呼，终属隔膜，愈欲求雪耻，愈将畏首畏尾。或以西学为沽名之具，时务为特科之阶，非互相剿袭，则仅窃皮毛矣。”毕永年的话触动了谭嗣同的心思，回答说：“王船山云：抱孤云，临万端，纵二千年，横十八省，可与深谈，惟见君耳。然因君又引出我无穷之悲矣。欲歌无声，欲哭无泪，此层教我如何揭破？会须与君以热血相见耳。”[5]

4月14日（夏历三月二十四日），毕永年在《湘报》发表《存华篇》，将中国传统思想和西方天赋人权观念结合起来，认为权为人人共有之权，国为人人共有之国，只有发扬民权，才有可能上下一心，保存中华。文称：

人人皆承天地之气以为命，即人人皆有自主之权以立命。权也者，我与王侯卿相共之者也；国也者，非独王侯卿相之国，即我群士群民共有之国也。既为群士群民共有之国，则为之上者，必无私国于己、私权于国之心，而后可以绵绵延延，巩祚如磐石；下亦必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之心，而歧视其因为乘銮服冕者之国，然后可以同心合作，上下一心，保神明之胄于一线，救累卵之危于泰山。[6]

文章痛切地陈述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急局势，呼吁清朝统治者“殷忧启圣，恐惧致福，乘此伐毛洗髓，涤秽荡瑕，与天下更始”。当时，湖南学会林立，毕永年除与黄遵宪、徐仁铸、熊希龄等人共同发起组织湖南不缠足会外[7]，又和唐才常共同发起成立公法学会，研究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作为“将来自强之本”。毕永年手订章程十七条，规定会中集资订阅各报，会友各持日记一本，将研究心得按“大弊”、“小疵”、“议增”、“议改”四项分类编记，定期传观讨论。[8]

为了使南学会的活动内容更为丰富，4月下旬，谭嗣同、熊希龄、毕永年分别致函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邀请他来会讲学，王虽是湖南名儒，但为人守旧顽固。5月，王先谦复函毕永年，指责南学会诸人“侈口径情，流为犯讪”，“所务在名，所图在私”。王要毕氏“闭户自修，不立名目，不事争逐”，否则，“请各行其是，毋复后言”[9]，叶德辉并拟将此函刊刻张扬[10]。此后，湖南守旧派对南学会和《湘报》的攻击愈来愈厉害，皮锡瑞等曾公举毕永年去日本人办的报馆任主笔，以便在外人的保护下得以放言无忌[11]。由于学会一类的活动受阻，毕永年又曾受谭嗣同之命，和唐才常相偕去议口联络哥老会[12]。

同年8月21日（七月初五日），谭嗣同应光绪皇帝之召入京。9月5日（七月二十日），被任命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共同参与新政。为了追随谭嗣同，毕永年也于8月间离开湖南，经上海入京。途经烟台时，与日人平山周、井上雅二等相逢。9月12日（七月二十七日），相偕抵京。毕永年住在广升店中。次日，会见康有为。当时，正是帝后两党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康有为早已从谭嗣同处得知，毕永年是会党好手，命他留京相助。当日，毕永年移居南海会馆，与康有为住到一起，得以参预密谋。康有为计划命毕永年往袁世凯幕中为参谋，并计划命毕永年统率百人，在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时乘机捕杀西太后。毕永年认为袁世凯胆小，又是李鸿章之党，恐怕靠不住，而且自己是南方人，初至北京，统领彼此不相识的士兵，不可能在短期内收为心腹，得其死力，因此，对接受这一任务表示犹疑。9月19日（八月初四日）晨，当他从谭嗣同处获悉，谭已将密谋向袁世凯和盘托出时，立即预感到事情必败，表示“不愿同罹斯难”，并劝谭嗣同“自谋，不可与之同尽”[13]。当日午后，毕永年即迁居于附近的宁乡馆。20日（八月初五日），康广仁、梁启超准备推荐毕永年为李提摩太的秘书，为毕氏所拒。当夜，毕永年致书谭嗣同，劝他速自定计，不要白死。又致书梁启超作别。21日（八月初六日），毕永年急驰出京。同日，西太后即下令逮捕康有为，查抄南海会馆。

毕永年行至上海之际，得到谭嗣同等殉难的噩耗，即自断辫发，发誓不再隶属于满清统治之下[14]。不久，应横滨大同学校校长徐勤之邀，随日人安永东之助东渡[15]，在横滨会见孙中山，讨论国事，感到意气投合，于是加入兴中会，走上新的道路。

二

在毕永年离京之前一日，康有为即仓皇南下。10月26日（九月十二日），康离港赴日。到日本后，即与唐才常一起制订了一项湖南起义计划。其内容为，利用南学会的力量和影响，在长沙起兵，引军直进，攻取武昌，然后沿江东下，占领南京，再移军北上，进取北京，推翻西太后的统治[16]。日本人宗方小太郎表示支持这一计划。11月1日（九月十八日），毕永年曾与唐才常一起访问宗方，再次说明该项计划，要求宗方相助[17]。宗方是个中国通，负有为日本军方在中国收集情报的任务，当年正在汉口经营《汉报》。他劝毕、唐二人沉潜待机，做好准备，待他到中国后妥商方略。其后，毕永年并介绍唐才常会见孙中山，商量在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的起义计划。为此，当时正在日本的兴中会会长杨衢云飞函通报在香港的革命党人：“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18]同月，唐才常首途回国。12月，毕永年接到湖南即将起事的电报，也偕平山周回到上海。离日之前，他曾有一函致日本文部大臣犬养毅，函云：

先生见教极是，湘人素称勇悍，仿佛贵邦萨摩。今日因西后淫虐之极，湘人激于义愤，咸思一旦制其死命。仆远在此间，不知湘中刻下已有举动否？但昨飞电急催，不得不发，则将来各国干预时，亦望贵国出面干预，则仆等自有成算，惟先生察之。[19]

维新派由于自身没有多大力量，最初依靠光绪皇帝，戊戌政变后，企图依靠列强，本函正反映出这种情况。同时，毕永年又有《留别诸君子诗》，答谢饯别的犬养毅诸人，诗云：

日月久冥晦，川岳将崩摧。中原羯虏沦华族，汉家文物委尘埃。又况惨折忠臣燕市死，武后淫虐如虎豺。湖湘子弟激义愤，洞庭鼙鼓声如雷。我行迟迟复欲止，蒿目东亚多悲哀。感君为我设饯意，故乡风味俨衔杯。天地澄清会有待，大东合邦且徘徊。短歌抒意报君贶，瞬看玉帛当重来。[20]

末署“双湖浪士毕永年拜呈，均希哂收”。

1898年5月，康有为曾与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约定，举行“两国大合邦会议”，实行两国联合。诗中所称“大东合邦”即指康有为的这一计划；但诗中又有“羯虏”、“汉家”之语，表明这一时期毕永年的思想已经越出了康有为的范畴。上函及诗稿的原件今均存日本冈山市木堂纪念馆。

毕永年在上海稍作停留，即与平山周相偕赴汉口，会见原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三人一起入湘，具体设计了在长沙纵火起义的计划[21]。毕等先后到过长沙、浏阳、衡州等地，遍访哥老会头目及康有为视为同党的人物，包括威字营统领黄忠浩、熊希龄的父亲熊兆祥等，发现情况和预料相反，不仅熊、黄不敢有轻动之心，而且整个湖南人心消沉[22]。南学会、公法学会已经消亡解体，《湘报》改为只录上谕的《汇报》，时务学堂改为求是书院，恢复了老一套。半年前生龙活虎的气概丧失殆尽。只有在和哥老会头目杨鸿钧、李云彪等人的接触中，才使毕永年和平山周感到鼓舞[23]。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2月初，二人回到上海。

此际，唐才常已因康有为的一再催促，离沪赴港，经由广西桂林入湘，毕永年读到了康有为的一封来信。信中，康有为指使毕永年“制造事端”[24]。其内容，已无可查考，可能是康有为得悉湖南人心消沉后，要毕等制造排外事件以激动民气。毕永年对康有为的做法本来就已经不满，读信之后，大为愤激，因而便记述康有为密谋包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等情节，题为《诡谋直纪》，交给平山周，平山周交给日本驻上海代理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小田切随即于2月8日抄呈日本外务次官都筑馨六。此后，毕永年就和康有为分道扬镳了。

为了向孙中山汇报湖南之行的情况，毕永年于1899年春再到日本。当时，王照和康、梁的关系已完全恶化。原来，王照虽然赞成维新，但主张调和帝后矛盾，利用西太后推行变法，反对康有为拥帝斥后的做法。戊戌政变前夕，光绪皇帝通过杨锐带出密诏，要杨等“妥速筹商”，如何既能使“旧法全变”，而又不至于得罪西太后，“有拂圣意”，但康有为却将它点窜改作，与光绪皇帝的原意有所背离。由于王照了解这一秘密，流亡日本后受到康、梁的严密监视，王照不能忍受，在平山周的诱导下与犬养毅笔谈，说明“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笔谈中，王照曾引毕永年为证，声言“今毕兄在此，证康、梁之为人，幸我公一详审之”[25]。笔谈之末，毕永年作跋说：

王君又告予曰：原因保荐康、梁，故致此流离之祸，家败人亡，路人皆为叹息。乃康、梁等自同逃共居以来，陵侮压制，几令照无以度日。每朋友有信来，必先经康、梁目，始令照览，如照寄家书，亦必先经康、梁目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妄发，一步不敢任行，几于监狱无异矣。予见王君泪随声下，不禁愤火中烧。康、梁等真小人之尤，神人共愤，恨不令王君手戮之。[26]

此跋虽主要记述王照所言，但充分反映出毕永年对康、梁的敌视态度。

三

毕永年、平山周的湖南之行虽然没有发现可以立即起事的征兆，但却认为湖南是哥老会大本营，有会员约12万人，组织严密，其头目沉毅可用，因此，孙中山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后便决定在湖南、广东、湖北三省同时大举，并命毕永年再次回国运动。1899年夏，毕永年先到汉口，在宗方小太郎的议报馆任主笔不久，因不堪报馆中的日本人虐待中国仆役弃职[27]。他再度入湘，向会党头目介绍孙中山的为人，劝他们和兴中会携手反清。同年秋，毕永年偕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等六个会党头目赴港。行至上海时，路费不够，毕永年只好让杨、李等先行。他写了一封信给在港的陈少白和日人宫崎寅藏，附有哥老会头目的小传。宫崎对这些小传称赞不已，认为文字不多，简明痛快，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如读《三国志》、《水浒传》一般[28]。李等向陈少白及宫崎表示：“当今之世，不通外情，而漫欲揭竿者，恐贻不测之祸于百年之后。而吾徒之中，能通外情，仍深属望于孙君，愿待毕君之来共议之。”[29]一星期后，毕永年得到陈少白的资助到港。大家一致同意毕永年的意见，决定将哥老会、三合会、兴中会合并为中和堂兴汉会，推孙中山为会长，各事均在其指挥下行动。于是制定纲领三条，饮血盟誓，并且刻一枚图章，由宫崎带回日本，交给孙中山。10月29日（九月二十五日），毕永年致函宗方小太郎云：

久不相见，渴念殊深，惟德业益宏，无任翘企。弟因诸友牵帅，遂遽弃贵馆之委任而相随伊等至香港，鄙怀实所歉仄，幸先生谅焉。此间一切情形，高桥先生当已面述尊听，弟不赘陈，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以俟机会而已。然尚冀先生不忘畴昔之言，生民幸甚。[30]

函中所言高桥，指日本人高桥谦，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惟勉竭绵力细心组织之”，当指兴汉会事。“不忘畴昔之言”，当指宗方小太郎支持湖南起义的诺言。

兴汉会组成后，毕永年携诸会党头目东渡日本，会见孙中山，受到殷勤的款待。12月返港，经费发生困难。当时，康有为正在香港，他新从美洲归来，得到华侨的资助，囊中富有，暗中赠送给会党头目数百元。毕永年认为不能收，而哥老会头目却愉快地接收了，再次倒向康有为一边。[31]毕永年受此刺激，在湖南籍同乡紫林和尚的影响下，愤然削发为僧，易名悟玄。他遗书平山周作别云：

弟自得友仁兄，深佩仁兄义气宏重，常思运雄力为敝国拯生灵，可谓天下之至公者矣。弟惜吾中国久成奴才世界，至愚且贱。盖举国之人，无不欲肥身赡身以自利者，弟实不愿与斯世斯人共图私利，故决然隐遁，归命牟尼。今将云游，特来告别。仁兄一片热肠，弟决不敢妄相阻挠，愿仁兄慎以图之，勿轻信人也。[32]

信中，毕永年表示，日内即将往浙江普陀山，第二年三月，将由五台、终南而入峨嵋，从此萍踪浪迹，随遇而安，不复干预人世间事。毕永年的削发使兴汉会和湘、鄂会党之间的联系大受影响。1900年1月26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林圭曾致函孙中山在香港的代表容星桥，对之惋惜不已，但林圭认为，毕永年是热血汉子，“终无死心，必仍起而救世”[33]。果然，毕永年没有当几天和尚，又跑到上海，和唐才常一起，筹组正气会。4月1日（三月十一日），唐才常在上海开设富有山堂，毕永年被推为副龙头[34]。5月16日（四月十八日），毕永年介绍长沙人张灿等访问正在上海的宗方小太郎，要求迅速在湖南举义[35]。这一时期，毕永年在上海来往的人物除宗方外，有文廷式、汪康年、唐才常、张通典、荻葆贤等，大体都是自立会的领导人。也就在这一时期，毕永年和唐才常在政治主张上发生分歧。唐才常继续游移于保皇与革命之间，毕永年则要求他斩断和保皇会的关系。两人辩论了一昼夜，毕永年痛哭而去。6月，毕永年易名安永松彦，南下福建、广东，联络会党。7月15日（六月十九日）致函宗方小太郎云：

沪上两次赐书，均已收到，拜读之余，益增感激。先生如此不辞劳瘁，为支那力图保全，况彦本父母之邦耶！敢不竭虑捐身，以副先生相知之雅乎？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36]

服部，指服部二郎，陈少白的化名。当时，孙中山正企图以台湾为基地，在广东、福建沿海发动大规模的起义。由本函可见毕永年在兴中会中的地位及其在福建的广泛联系。“佳果五千枚”，当指起义所需的枪械，毕永年要求宗方提供帮助。同函又称：

如贵邦人尚有以缓办之说进者，愿先生勿听也。彦孑然一身，久无父母兄弟妻子之念，惟此痛恨胡虏，欲速灭亡之心辄形诸梦寐，不能自已。先生知我，伏祈谅之。

毕永年反对“缓办之说”，急于灭亡“胡虏”之心汹涌澎湃而不能自制，从这里，不仅可以看到他的炽烈、高昂的革命热情，而且也不难窥知他和唐才常终于分手的原因。

7月16日（六月二十日），孙中山自西贡抵达香港。由于香港政府对孙中山有过驱逐令，因此，孙中山只能在船上布置军事。毕永年被任命为民政部长，平山周被任命为外务部长。此际，孙中山正通过粤绅刘学询运动李鸿章在广东独立，毕永年赞成这一计划。他在广州密切注视李鸿章的举动，致书平山云：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

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然天命未可知也。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

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

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然无资足用也。乞仁兄畀弟二百元，或百五十元亦可，否则百元必须允赐。兹乞紫林氏代到港，乞交彼携回至盼！[37]

李胡子，指李云彪；杨胡子，指杨鸿钧。他们这一年曾到上海，结交唐才常，发现唐夸张声势，所言不实，又转回广东，重新和毕永年合作[38]。紫林氏，指紫林和尚。他原为有志之士，因躲避清政府的追捕遁入佛门，浪迹四方，但仍然和哥老会头目有联系，同情并支持毕永年的事业[39]。本函反映出毕永年惠州起义前夕的活动情况。毕永年写此函后不久，即离粤赴港，改名普航，仍以掌握哥老会为职责。

10月6日（闰八月十三日），惠州起义爆发。11月7日（九月十六日），义军因饷弹殆尽解散。毕永年回到广州，卖掉西服，仍着僧装，和紫林和尚一起隐居于广州白云山。有书致同志称：“他日有奇虬巨鲸，大珠空青，任吾大陆破坏之责者，其人今或为僧也耶，吾方入其群以求之。”[40]1902年1月14日，毕永年逝世于惠州罗浮山寺，年仅三十二岁[41]。  

[1]　《革命逸史》初集。

[2]　同注1。

[3]　胡思敬：《江标传》，《碑传集补》卷9。

[4]　《沅湘通艺录》卷1，丛书集成本。

[5]　《湘报》第29号，1898年4月8日。

[6]　《湘报》第34号，1898年4月14日。

[7]　《湖南不缠足会总会董事题名》，《湘报》，第28号，1898年4月14日。

[8]　《公法学会章程》，《湘报》，第48号，1898年4月14日。

[9]　《翼教丛编》卷6。

[10]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89页。

[11]　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14页。

[12]　唐才常：《戊戌见闻录》，转引自邓潭洲：《谭嗣同传论》，第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3]　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5～491318。

[14]　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29页，岳麓书社，1983。

[15]　《宫崎滔天氏之谈》，《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第289页，日本平凡社版。

[16]　《对支回顾录》下册，第381、382页。

[17]　同注1。

[18]　谢缵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30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

[19]　参见拙著《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0]　参见拙著《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1]　民表（秦力山）：《林锡圭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31页。

[22]　小田切万寿之助：《湖南地方近况及送呈毕永年著〈诡谋直纪〉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2～491314。

[23]　《湖南现状》（平山周回日谈话），《知新报》第85册，1899年4月30日。

[24]　小田切万寿之助：《湖南地方近况及送呈毕永年著〈诡谋直纪〉之件》，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491312～491314。

[25]　《王照与木堂翁笔谈》，《大公报》1936年7月24日，据抄件印布。“今毕兄在此”之“毕”字，抄件隐去。

[26]　《王照与木堂翁笔谈》，《大公报》1936年7月24日。抄件跋下有“湖南□□□录竟附识”数字，隐去之三字，当为毕永年。

[27]　《亡友录》，《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第560页。

[28]　《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152、411页。

[29]　《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122页。

[30]　日本近代立法会收集，缩微胶卷，日本明治文库藏。

[31]　平山周签注：《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上），油印本。

[32]　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第146页，商务印书馆，1912。

[33]　《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悟庵先生成仁录》。

[34]　《岳州镇咨呈匪情一案》，《俞廉三遗集》卷101。

[35]　《对支回顾录》下册，第383页。

[36]　日本近代立法会收集，缩微胶卷，日本明治文库藏。

[37]　平山周签注：《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上），油印本。

[38]　《清国之形势及秘密结社》，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490899。

[39]　《亡友录》，《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第561页。

[40]　民表（秦力山）：《毕永年传》，《自立会史料集》，第230页。

[41]　《长沙毕永年先生追悼大会通告》，《民立报》，1912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