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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胡适与蒋介石的最初会见

胡适与蒋介石的最初会见

——读胡适日记之二

胡适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为1932年11月28日。当时,胡适正应王世杰(雪艇)之邀在武汉大学讲学,蒋介石也正因指挥“剿共”军事住在武汉,《胡适日记》(缩微胶卷)云:

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有一段时期,胡适因为呼吁保障人权,批评国民党,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党部要求“严惩”胡适,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胡适下达了“警告令”,但是蒋介石却于1931年任命胡适为财政委员会委员。胡适开始时虽然摆架子不肯赴会,但对蒋介石的印象却已经好转。此次在武汉肯于与蒋介石相见,正是这种好转的表现。

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二次见面距离第一次仅隔一日,胡适11月29日日记云:

六点半,黎琬(公琰)来,小谈,同去蒋宅晚饭。同席者有孟余、布雷、立夫。今晚无谈话机会,我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先生。

黎琬是蒋介石的秘书,所谓《淮南王书》乃是胡适出版于1931年12月的一本著作。该书以西汉时的名著《淮南子》为研究对象,是胡适当时正在写作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的第五章。胡适为什么要送这样一本书给蒋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适致罗隆基函中对此有过解释: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亦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

我前在汉口初次见蒋先生,不得谈话的机会,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如“重为善若重为暴”,如“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之类。

去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大概当时我的信是匆匆写的,说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淮南》说的“处尊位者如尸……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也。”此似是浅训,但今之为政者,多不能行。

古代祭祀时,有人扮作受祭的祖宗,俨然玄默,寂然无为,接受大众的祭祷,称为“尸”;有人掌管祭礼时的各种具体事务,称为“祝宰”。《淮南子》一书以“尸”与“祝宰”的关系比喻理想中的君臣关系,胡适对此最为欣赏,曾说“尸的比喻,最可写出虚君的意义”。

胡适认为《淮南子》一书的政治思想充满着“民治主义”精神,它包含着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治;一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一是变法而不拘守常故。他在《淮南王书》里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例如《淮南子》里有一句话叫作“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胡适认为这是在说,“要尊重人民的舆论”,“便是言论的自由”。又如《淮南子》一书认为君臣关系是一种“相报”关系,胡适即解释为“人民有反抗君主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因此,胡适向蒋介石赠送《淮南王书》,既具有献计献策的作用,要求蒋介石能从中悟出治国之道和“做领袖的绝大本领”来,同时,又是为了对蒋介石进行民主主义教育。

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三次见面距第二次相隔三日。11月30日,蒋介石约胡适再见一次。12月2日下午,蒋介石致函胡适,重申前约。同日下午,胡适通过王世杰转告蒋介石,一定践约。当晚,仍然是黎琬来迎,仍然是蒋介石请吃饭。胡适以为,这是最后的一次谈话,准备与蒋谈一点“根本问题”。但是,一进门就碰见一个叫雷孟强的人,吃饭时又添了个杨永泰,两个人都不走,蒋介石也不准备请他们走,于是,胡适就不准备深谈了。

席上,蒋介石要求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1. 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2. 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蒋介石上台之后,不断发生学潮。11月29日,山东省会济南发生学生罢课事件。次日,罢课学生万余人又集会游行,向省政府请愿。因此,蒋介石的兴奋点是如何整顿学风,消弭学潮。但是,蒋介石的兴奋点不等于胡适的兴奋点,胡适因为没有深谈机会,本已有点生气,听了蒋介石的问题后便不客气地说:

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画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今之诋毁学制者,正如不曾试行议会政治,就说议会政治决不可用。

当时,胡适正企图劝说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所以尽管蒋介石要他谈教育和学风问题,但是,转弯抹角,他还是谈到了自认的“根本问题”上。

胡适对他和蒋介石的最初几次见面,不满意,也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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