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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吾少也贱”的少年时代

在《论语·为政》篇中,有一段孔子总结自己一生的名言:“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树有根,水有源。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对中国乃至世界都发生深刻影响的伟大人物,当然与他的少年时代有着绝大的关系,它犹如一座庞大山系的基础。而这一基础的形成,又与一位平凡而又非凡的母亲紧密相关。当我们世代传颂孟母的贤与慧的时候,是不应当忽略孔子的母亲颜征在的。

颜征在无疑是一位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而又勇于牺牲、有决断的女性。在她不足二十岁的少女时代,就毅然嫁给六十多岁的勇士,并敢于“野合”而生孔子,这是一般的女性连想都不敢想的。不要说将一生托付给一个花甲之年的人需要非常的勇气,单是顶住舆论的压力就显现出一种无畏与坚强。虽然已经过去了两千五百多年,我仍然能够窥见其个性中的不羁与泼辣、真诚与阳刚。

这无疑是一个可以担当大事的女性。而当危难突然降临的时候,这位女性又有着临难不惧的丈夫气概。

孔子三岁上,本来身体强健的叔梁纥突然去世。幼年的孔子与正值青春年华的颜征在顿失依靠。他们不仅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一下处于孤立与弱势的地位,甚至连孔子的生存也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之下。

此时,刚刚二十出头的颜征在做出了一个影响孔子一生的重大行动:离开昌平乡郰邑的叔梁纥家,带着三岁的儿子孔丘,迁居到鲁国国都曲阜城内的阙里。

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决定。这位年轻的母亲,要为自己唯一的儿子谋划未来的前程——学好本领,继承父业,改变贫贱地位,进入贵族阶层,干一番大事以光宗耀祖。要想实现这一计划,第一步就要学到进入贵族阶层的本领,要懂得周朝的礼乐典章,并学会当时可以进身谋生的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六艺”的“儒业”。

而鲁国国都曲阜,恰恰是她实现这一计划最好的地方。古代鲁国是西周初年周公姬旦的封地,他的长子伯禽前来掌管封地的时候,就带来了众多的典章文物,以至到了春秋末年,经过战乱之时典章文物的流散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周朝的典章文物尽在鲁国。《左传·昭公二年》中,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这一年,晋侯派韩宣子到鲁国聘问考察,这个韩宣子在聘问考察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周礼尽在鲁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他的这一结论说明,在周室名存实亡、其典章文物在犬戎入侵、平王东迁洛邑而遭到惨重破坏的时候,鲁国却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这些典章制度和历史文献。而韩宣子访问鲁国的这一年,孔子只有十二岁。鲁国国都曲阜,当然也是贵族聚集之地,更是“六艺”的兴盛之地。让孩子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既能在耳濡目染间受到熏陶,更能提供有利的学习条件。当然,孤儿寡母,首先还是谋生。他们居住的阙里,是曲阜最繁华的地方,谋生的门路自然会多;而曲阜几家颜氏大姓的存在,更为她提供了亲戚的帮助;加之叔梁纥远播的名声等,也为他们母子的立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当年这对母子的具体生活细节。不过我们不妨从孔子自己的话中去体察当时的情景,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因为我是孤儿出身,从小没有地位,在艰难困苦中走过来,所以就学会了不少被认为是鄙贱的技艺——艰辛,穷苦,是肯定的。为了糊口,也为了成长,儿子都要做许多鄙贱的事,作为含辛茹苦的母亲,更会苦上加苦,做更多也更加鄙贱的事。在郑环《孔子世家考》里,有这样的记载:“圣母豫市礼器,以供嬉戏。”是说颜征在花钱买礼器给儿子作嬉戏的玩具。这钱到底是为人做保姆得来,还是为人做针线活或浆洗劳作得来,都已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千辛万难的母亲的忘我之爱,是她的让儿子从小就得到良好教育的良苦用心。而《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记载的场景,更加印证了少年孔子的学习成长过程:“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这个俎豆,就是当时祭祀时存放供品的方形和圆形的祭器。祭祀是礼中之大,而礼又是进身贵族阶层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小小年纪的孔子,连玩耍都要练习怎样摆放祭器和实习磕头行礼,其学习的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艰苦的学习,当是少年孔子的主要功课。内容当然以可以进身谋生的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为主。这种“六艺”,在当时已经作为一种“儒业”,只是等到孔子将仅是进身谋生技艺的“儒业”,身体力行地变为可以载道、可以表达自己思想与政治观点的载体,并开学授业的时候,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家学派。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这也许就是早于孔子的儒业与孔子所创儒学的分界。纯粹当作进身谋生的职业,这是孔子所说的“小人儒”,只有从这一步前进到探求“六艺”的根本意义、源流演变,塑造一个有完美人格与高度修养的“士”,并进而积极入世,使社会变得更好,才是达到了“君子儒”的境界。

孔子的十有五而志于学,则已表明,他已经在他少年时代的结束时期,有了从“小人儒”进步到“君子儒”的觉悟,虽然这还有漫长而坎坷的路要走。

正当少年孔子向着一个更加广阔的人生领域迈进的时候,人生的打击却接踵而至。

先是母亲死了,死在孔子十七岁的时候。少年的孔子只知道,这个世上自己唯一的依靠与亲人永远地走了。对于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少年来说,这无异于塌天之祸。从小失去了父亲,如今与自己相依为命,并为自己人生导师的母亲又离他而去。孔子知道母亲是个苦人,更把母亲的爱存在心里头,也更加明白母亲对于儿子的期待。病了的母亲,不仅不舍得花钱治病,还要坚持做各种杂役粗活来维持母子的生计。年轻守寡,肯定会对她的身心产生莫大的伤害,而为了儿子的生活与教育所付出的超出常人的操劳,更会对她的身体造成损伤。鲁国国都曲阜上上下下都在关注着这件事情,他们要知道,郰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那个在少年时代已经获得博学之名的孔丘,会怎样处理母亲之死,他会懂得礼仪并按照礼仪处理好颜征在的丧事吗?还有,曾在鲁国引起小小轰动的这个敢于嫁给比自己大四十岁的女人,这个敢于野合的女人的丧事将会怎样进行?而最为关键也最让大家关注的,还是这样一个曾经引起舆论议论、顶着巨大的压力也要嫁给英雄并敢于与英雄野合的女人,能否与她的丈夫叔梁纥合葬?

孔子并没有让极度的悲伤击倒。他心里暗藏着一个心愿:一定要让辛苦一生的母亲与父亲合葬,也要为生前饱受非议的母亲正名。

但是一心要让母亲与父亲合葬的孔子,却不知道父亲埋藏的具体位置。但是年少的孔子没有惊惶失措,而是先用严格周到的礼节为母亲举行了哀戚而又庄严的丧礼。为了方便辨识,他先将母亲浅葬在曲阜城外一条名叫五父的大路旁边,然后就开始寻访父亲所葬的地址。

颜征在虽然生下了健全的儿子,但是叔梁纥死后,人们还是拒绝她参加叔梁纥的葬礼。这在孔子母亲看来是一种屈辱。她生时不可能告诉儿子埋葬父亲的具体地点,当然也避讳谈论这个问题。在那样的年代,人死了不时兴墓祭,只是岁时在家中祭神祭祖,况且古人的坟墓又不封土不种树,也就更加增加了孔子寻找父亲葬址的难度。但是少年的孔子是那样的充满着孝意,他还是用心地去寻找。这样一个孤儿的举动,一定是感动了大家,于是,他寻父的事情在鲁国传扬开来。终于有一天,郰邑车夫的母亲找到孔丘,她告诉孔丘她与他的母亲当年是邻居,关系也好,她的儿子曾经参加了叔梁纥的葬礼。然后,这位好心的车夫母亲就领着已是孤儿的孔丘,赶到防,将叔梁纥所葬的位置,清清楚楚指给他看。少年的孔子终于将一生作难、仅在三十多岁的盛年就离世的母亲与十多年前去世的父亲合葬于防,也就是现在的梁公林。孔子的异母哥哥孟皮,死后也挨着父母葬在这里。

我曾数次拜谒远在曲阜城东十余公里的梁公林。它南对防山,北临泗水,远远望去有古柏如云。只是曾经郁郁葱葱的梁公林神道两侧的古侧柏,在农业学大寨中被全部砍去。虽然如今地上已没有丁点踪影,青年人也不知道这儿曾经有过一片郁郁葱葱的生命。但据农人讲,至今那地下的根还在鲜灵灵地活着,一如人们记着英雄的叔梁纥与勇敢的颜征在。

就在母亲去世不久,少年的孔子又一次受到了打击。这次打击,来自鲁国权臣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而阳虎所代表的,正是整个贵族阶层。

季孙氏也就是季平子,名季孙如意。他与弟弟孟孙氏、叔孙氏是鲁国的三大贵族,都是鲁桓公之子季友、仲庆父、叔牙的后裔,被称为“三桓”,掌握着当时的鲁国大权,而其中以季孙氏的权力最大。阳虎虽然是季孙氏的家臣,却相当有权,曾经一度掌握了季孙氏一家的大权,并控制了整个鲁国的国政。就是这个被孔子指责为“陪臣执国命”的阳虎,还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孔子发生纠葛。

孔子腰间系着孝麻带守丧时,听说了季孙氏要宴请鲁国士一级贵族的消息。少年的孔子是有些犹豫的,在服丧期间,原是可以不赴宴的。但是孔子考虑得更加长远,他深深地懂得,母亲去世之后,孑然一人的自己必须要独自谋生与奋斗了,而掌着鲁国大权的季孙氏是不能忽视的。况且,这种集会,也是接触与学习的机会,会对自己以后的道路有所帮助。当然,孔子也自然想过,自己是郰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是应当算在士的行列中吧?

年少的孔子郑重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前往季孙氏家赴宴。

孔子万万没有想到,他竟挨了当头一棒。正当他跟随着其他人一起走进季孙氏家的时候,居然被季孙氏的家臣阳虎蛮横地拦阻。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一段现场描述:“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听听阳虎的口气,“季家宴请的是贵族的士,你孔丘是干什么的,谁请你呢!”轻蔑,跋扈,向着少年的孔子劈头盖脸地来了。

无奈的孔子只好蒙着羞辱退了回来。

他当然不会知道,这才是小小的打击,更多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受辱的孔子暗自立誓,要让自己更加强大起来。于是退回来的孔子,只是把身子埋得更深了,他要向着更高更远的路途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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