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孔庙大成殿中的那个正襟危坐、戴着十二冕旒的帝王之冠的孔子，肯定是与孔子背道而驰的孔子。但是孔子到底是一副什么模样呢？尤其是青少年时期的孔子是个什么样子呢？可惜的是，因为他的“圣”与“神”，烙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只是老态龙钟而又透着威严的样子，这是晋朝顾恺之与唐朝吴道子给我们留下的形象。虽然顾恺之以其雄健的线条与明朗的造型，使得他笔下的孔子要比吴道子的孔子生动许多，但终归还是离真的孔子相去甚远。

台湾画家江逸子，曾经绘出了一个“温和慈祥”、“善良德性”而又“恭敬严谨”、“自奉节俭”、凡事“谦让有礼”的孔子。这个孔子，当然散发着一种亲切与平易，但却缺少了英气。在孔子诞辰2557年的祭孔大典前夕，中国孔子基金会颁布了一个据说可以作“标准像”的孔子，255.7厘米的青铜圆雕，国字脸，阔嘴，浓眉，长髯，是一个有着山东人特征的长者形象。虽然设计者说要还原一个布衣的平民的孔子形象，但是设计者“东方圣哲”的追求还是让他与真的孔子有着较远的距离。倒是吴门画苑程宗元先生，专门为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所绘的六幅孔子像，尤其是第一幅“布衣孔子三十而立像”，让人觉得似乎看到了当年那个真正的孔子，并与笔者心目中的孔子有着某种契合。

青年的孔子，长得高大且透着一种少有的文气，并不是如后来被神化的那种五官与身体怪异的形象。曾经亲临曲阜采集过孔子事迹的司马迁，这样描绘他：“孔子长九尺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周尺要小于现在的市尺，按周尺一尺折合现代公制十九点九厘米计算，则孔子身高为一米九一。可以想象，他既继承了勇士父亲的魁梧威风，又比父亲多了一份沉稳秀气，用文武兼备来形容当是恰当的。

这样一个博学而又威武挺拔的青年，在十九岁上就娶了妻子宋人亓官氏。一年之后，孔子就有了自己的儿子。

那时的孔子在鲁国已经有了相当的名气了吧？不然，鲁国国君鲁昭公也不会为孔子的新生儿子，而专门派人送来祝贺的鲤鱼。生活的艰辛、家景的困顿与自己渴望立业救世的理想，都会让孔子对于当权者怀着一种期待。何况对于涉世未深的青年孔子来说，更会对世事怀着某种美好的向往。于是他便为自己的新生的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国君的一条鲤鱼，让儿子连名带字全派上了用场。或者，孔子的取舍，也正埋下了他坎坷而又悲剧人生的伏笔：想依托国君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天下的国君又没有一个真正理解他支持他。

有了家室与儿子的孔子，就要在谋生与学习的路上，挑起更重的担子了。

还在母亲健在的时候，小小的孔子一定干过很多贵族子弟不屑于干的杂活，诸如扫地、打柴、推车、洗衣、挑担等。但是他真正走上社会做事，却要在母亲去世之后了。家道中落，又没有资格承袭官爵，这却从另一方面帮助了他，让他在艰难困苦之中学会了生活与做事的本领，坚强了面对困境时的意志，也锻炼出了承当苦难与挫折的良好心态。同时，也让他有机会能够看到贵族与平民两个天地间的真实状况，这也为他日后思考人生与国家的问题，提供了独到的视角。“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吾不试，故艺”——我小时候贫穷没有地位，所以能够干许多被人认为鄙贱的事，我不能出仕，所以才学到了许多技艺。

结婚生子后的第一份工作，当是在鲁国权臣季孙氏家里任委吏。委吏就是管理仓库的一个小差役。看似容易，做好却难。他的前任就是因为管理混乱和有贪污嫌疑而为季孙氏不满。孔子并不嫌这个职位鄙贱，尽心尽力，并让自己的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料量升斗，会计出纳，全部做得清楚明白。季孙氏想不到年轻的孔子竟有这样处理事情的能力，就又委派了他第二份工作，做乘田。乘田也许比委吏还要鄙贱，因为这是一个管理饲养放牧牛羊驴马等牲畜的小吏。身大力不亏，加之孔子肯动脑筋，晨夕饲养，牵出赶进，清扫洗刷，很快又把这份乘田的工作做得井井有条。

孔子并不忌讳谈论自己曾经干过这样鄙贱的事情，他甚至还带有某种自豪的口吻谈起自己的这一段经历。他说：“叫我管仓库，我就把仓库里的账目计算得清清楚楚”，“叫我管牛羊，我就把牛羊管理得肥胖强壮起来”。

孔子在日后的教育、文化与政治活动之中，还与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不仅是他天性中的一种爱好与追求，是当时礼与乐、诗与乐几乎融为一体的现实反映，其实也是孔子谋生的一种技艺。而六艺之中的“乐”，也就有了相当重要的分量。少年的孔子，是下过功夫学习过音乐并掌握了多种乐器的演奏技能。在他的艰难的青年时代，这个管理过仓库、放牧过牲畜的小伙子，还多次做过另外一种事情：为别人的婚丧嫁娶，充当过“乐器班子”，说得通俗一些也就是吹鼓手。这个身材高大、长得体面、中气十足而又有文化的青年，一定是有着相当的知名度了，请他的人也会远近都有。而他，不仅会在具体演奏之时增长驾驭乐器的技巧，还可以从各种礼仪中扩大与社会的接触面，并增长自己的见识与阅历。

孔子并不是生而知之——世界上从前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种生而知之的人——他的能干与才能，全部来自于他的好学与勤奋。有这样几个好学的故事，能够真实地反映出青年孔子的精神风貌。

在《论语·子罕》一章里，记着这样一件事：在孔子所住的阙里不远的地方有个达巷，那里的人一定是多次亲眼见到了孔子的博学与多闻多能，所以才信服地赞叹：姓孔的那个青年真不简单啊，虽然他还不是个知名的人，但是他会的东西实在是多呀！”孔子听到后，却谦逊而又有些幽默地说：“我有什么本事啊？会赶车吗？会射箭吗？我不过会点赶车的本领而已。”其实，在青年时代就已经精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孔子，很明白六艺中最容易的要数赶车了。他之所以强调自己“不过会点赶车的本领而已”，就是在告诉自己的学生们，一个真正会学习好学习的人，是要从最基础最简单处学起做起，不能眼高手低，更不能好高骛远。在他第一次有机会进入鲁国祭祀周公的太庙时，他便从进门到出来，遇到什么就问什么，好像一个饥渴的小学生一样。有人见到孔子的“每事问”，便不解地说：“谁说郰邑大夫叔梁纥的儿子懂得周礼呢？他进入了太庙就问这问那，还没见他住过嘴。”这话传到了孔子的耳朵里，孔子却不客气了，回答说：“这才是合乎礼的呢。”还在儿时就已经“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按照周礼进行演练不已的孔子，当然对于周礼早已烂熟于心，他怎能不知道呢？他只是在对于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验证，并对于春秋末年一些背离周礼的地方表示疑问罢了。

公元前525年，鲁国的一个附属小国郯国的郯子来朝见鲁昭公。在一次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问郯子：少昊的时候，以鸟名官是怎么回事呢？郯子说，少昊是我的祖先，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当时少昊刚立的时候，正好有凤飞来，这就是以鸟名官的起因吧。接着，郯子还向昭子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再也坐不住了，连夜敲开了鲁国宾舍郯子所宿居的门，迫切地向郯子请教关于少昊时代职官制度典籍历史等情况。

当时二十六岁的孔子，其博学早已闻名鲁国，郯子见这样一个知名学者却能够如此虚心求教，十分感动，便倾其所有，全部奉告。两位学者谈得那样投机，甚至忘了天已大亮。离开郯子后依然兴奋的孔子，还忍不住向人惋惜着感叹着：周天子那里已经没有主管这类事情的人了，像郯子这样有学问的人，已经散落于四方了。

堪称经典的，还是孔子向师襄学琴的故事。

师襄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著名乐官。古代乐官一般叫师，后来担当这一职务的人就把师作为自己的姓，冠于名之前。如师襄，又称师襄子，加“子”表示尊重。

师襄也许一生也没有见到能够如孔子这样学琴的人。本来孔子的琴技已经相当好了，但他不满足。在他听了师襄的弹奏之后，就下定决心要向师襄学习，好让自己的琴技提高到新的境界。已经学习弹奏了半个多月了，孔子还是坚持继续学习同一支曲子。连师襄都觉得已经相当好了，就劝他：“这个曲子你确实已经会了，学一首新的吧。”孔子却说：“曲调是学会了，可是奏曲的技巧还尚未学好。”过了几日，师襄听着看着，觉得这下连技艺也熟了，又劝他：“技艺已经学好，该学新曲子了。”孔子还沉潜在曲调中，好一会儿才回答说：“我还没有能够全部领会这首曲子的志趣神韵呢。”又过了些日子，细心的师襄清楚地觉察出，自己的这个学生已经将曲子的志趣与神韵真正把握住了，便再次郑重地劝他：“志趣神韵都有了，可以学习新曲子了。”但是让师襄想不到的是，孔子还是坚持要继续学习同一支曲子。他向师襄请求：“再等等吧，等我体察出这个曲子的作者是谁并想象出他的精神风貌，再学新的曲子吧。”

终于有一天，孔子在琴声缭绕的余音中站起身，推开窗子，向着遥远的天边抬头仰望，许久，才若有所思地说：“我已经体察到作者的为人风貌了，这样的曲子，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作得出来呢？！”此语一出，师襄顿感震惊。他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向着二十七岁的孔子连连作揖道：“是呀是呀，我的老师向我传授此曲的时候，正是说此曲名叫《文王操》呀！”

孔子为学，如哈勃望远镜瞭望太空，群星灿烂又有条不紊，其思远而行笃；孔子为人，如莫扎特之交响曲，柔情似水又情趣盎然。如在《论语·述而》篇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一定是有着一副好听的嗓子吧？再加上胸中奔放的激情与飘扬的才思，这歌声肯定会放射着感染人的穿透力。在同一篇中，还有着这样的记录：“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之至于斯也。’”其实，在《史记·孔子世家》里，在“三月不知肉味”之前，还有“学之”二字，或者这才是表达了当时孔子的真实情景，就是孔子的好学与学习的投入，学习起来到了入迷的程度，连吃肉都不知道味道了。

好学不辍又本色性情的少年孔子，终于在遍尝人生五味之后走进了三十而立的中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