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是子贡与孔子关于仁的对话。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子贡这个人，真不愧是孔子的大弟子，他总能提出一些高层次的问题，并总会在老师思想的深处引起共鸣。他问老师说：“如果有这么一个人，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好，怎么样，可以算得上仁了吗？”子贡的问题，显然触动了老师，孔子马上有了一段精彩的言说：“能够博施济众，这哪里仅仅是仁道，那一定是圣德了！尧与舜或者都难以做到呢！仁是什么？那就是自己站得住能成功，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能成功，自己的事情行得通，也要让别人的事行得通，自己能够像个人一样的自主独立，也要让别的人像个人一样的自主独立。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步地去做，可以说就是实践仁道的方法了。”

在这里，孔子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命题：人便是人的标准。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然是孔子长存一生的志向。这一志向，在《公冶长》里颜渊、子路与老师的对话中，再次得到证实。有高足在侧，老师总会研之教之。这回老师是请他们俩说说各自的志向，“盍各言尔志”。子路是个直性子，总是抢着回答，他说我乐意将自己的车子马匹和衣服锦袍，与朋友一起用，就是用坏了，我也一点遗憾都没有。颜渊的志向则是，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不把劳苦的事情推给别人。子路因为心里对老师始终存着一种儿子对于父亲一般的挚爱，加上性情使然，也就没了师生尊卑的界线，就直接问老师：光让我们说志向，那老师你的志向呢？这时，孔子说出了让后人每每诵读都会心头发热的十二个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老年人都得到安养，使朋友们都相互信赖，使青少年都得到教育与抚爱。

在《论语》中，学生们这样问仁于老师的例子很多，也足见仁在孔子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又如弟子子张一次问仁，孔子就答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最关键的，又是对工作的诚实勤勉与对民的宽厚慈惠，用现在的流行口号来说，就是勤政爱民。这也就是《礼记·乐记》中所讲的“仁以爱之，义以正之，如此，则民治行矣”。以仁心爱民，以正义治之，民治的理想即可实现了。

“仁政”一词，是孟子第一个使用，但是源头却是从孔子那里来的。“为政以德”，“用贤纳谏”，“博施于众”，“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举直错诸枉”等，孔子几乎在反复申明着自己施行仁政、善待百姓的主张。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在这里将民众对于统治者的信任，看作一个政权最为重要的基础。我们都知道，在《论语》之中，孔子提得最多的，除了“仁”，就是“君子”这个词了。有一次子路问老师怎样才能成为君子。老师说，要提高自己的修养以达到恭敬待人。子路说，这样就可以了吗？老师进一步告诉子路，还要修养自己使别人安乐。子路听出老师好像还有对于君子的更深层的思考，于是再问，这样就可以了吗？这时，孔子就向子路说出作为君子的最高标准：修养自己以使百姓安乐，这恐怕是尧舜也难以全面做到的。“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这也就是孔子在《为政》篇所说的，如果能以仁德去施行政治，就好像北斗星一样，虽然站在那里不动，而其他许多的星星，也会心悦诚服地环绕着它。

在那样的时代，我的家乡有一个叫邾国的小国，当时邾国的国君邾文公，可以说正是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的罕有的君主。在《左传·文公十三年》中，有着这样感动人心的记载：“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文中所说的“绎”，就在是现在山东邹城附近，这个邾文公在位五十二年，他为了迁都绎地而占卜吉凶。当史官对他说如果迁都绎对百姓有利而对国君不利的时候，这个小国之君却发出了足以震古烁今的铿锵之言：“如果对百姓有利，也就是我的利益。上天生育百姓并为他们设置了君主，就是用来为他们服务并给他们带来利益的。百姓既然得到了利益，我的利益也就在百姓的利益之中了！”当臣下说不迁绎可以使他延长寿命的时候，这个小国之君，再一次发出了与当权者迥然不同的声音：“活着就是为了抚养百姓。而死的早晚，在于时运天命。百姓如果有利，就迁都，没有比这更吉利的了。”而且这个小国之君，还是个行动的巨人，他说过以上的话之后，便迅速迁都于绎。虽是小国之君，却为我们留下了“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命在养民”等以民为本的堪称伟大的遗训。

而文中那个称赞他“知命”的君子，据说便是孔子。

由此看来，孔子的“知天命”、“畏天命”中的天命，当然也就有着“命在养民”的成分了。

可是孔子却不是个善于喊口号的人，他甚至觉得“巧言令色鲜矣仁”，讨厌那些只会说大话的人。达到仁的境界，还需要向内的一种内省与不知疲倦的实践，“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至乎熟之而已矣。”这便是通过内省修炼与不倦地实践而让仁达于成熟之美。《菜根谭》里有这样一段话，说“富贵名誉自道德来者，如山林中花，自是舒徐繁衍；自功业来者，如盆槛中花，便有迁徙度兴；若以权力得者，其根不植，其萎可立而待矣。”这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富贵名誉如果建立在道德基础上，就如山林之花，会自然盛开、繁衍不息，而建立在权力之上的，则会迅速枯萎。这与孔子的君子是“讷于言而敏于行”，是完全一致的。真正的君子不在于纲领多么花里胡哨，也不在于打出着什么“思想”、“理论”、“主义”，而在于行动。我们看看孔子的行动，是比他说的要漂亮得多的。

在《论语·卫灵公》中，有这样一个记载：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这是讲孔子接待一位瞎子乐师的故事。师也就是大乐师，在春秋时代是个相当重要的工作，因为那时特别重视礼乐文化。这个叫冕的乐师来看望孔子，我估计是想进行有关音乐礼仪方面的研讨吧。孔子出来接着他，还扶着，又轻又慢地领他往里走。要上台阶时，就告诉他脚下是台阶。那时还不时兴板凳，到了席位前就告诉他席位到了，请坐下吧。坐了下来，孔子又详细地一一介绍在座的人，而且还要将每个人的方位，也就是在前还是在左在右，都向冕说得清清楚楚。师冕走了，学生子张就问老师：“这就是同瞎子乐师讲话的方式吗？非要这样繁多的规矩、处处都要言语一声？”孔子肯定地说：“当然要这样做，不仅对待有职位的乐师这样，就是对待一般的盲者，也应当这样。”南怀瑾先生曾经讲过释迦牟尼的一个故事来与孔子相对照。释迦牟尼的一个学生，是个盲人，但是还是坚持自己缝衣服。有一天，他想缝衣服，可是就是找不到针鼻，无法将线穿起来。老穿不起来，着急了，就在那里大声地喊叫，想让同学们帮帮忙。可是同学们——也就是一群罗汉们——都在那里打坐入定，干着修炼的正事，没谁理他。但是这时，释迦牟尼老师却从座位上走下来，帮助盲学生穿好针线，再轻轻地交到他的手上，并教给他怎样缝制衣服。盲学生一听是老师的声音，不安地说：“老师，你怎么亲自来了？”释迦牟尼说：“这是我应该做的。”说完，又对其他的学生讲，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这种事情，有残疾的人和穷苦的人，我们一定要帮助他们。在对人的态度上，孔子、释迦牟尼、耶稣，都在一个境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