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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诗教是圣人给中国人的救世药方

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统称为“内学”。比如中国功夫叫作“内功”,外练筋骨皮,内练精气神。儒学又叫“内业”,它倡导的积极上进并不是仅仅浮现于表面的对事物的热爱,而是要求这种热爱、这种积极上进一定要源于内,源于你的世界观。你表现出的热爱要经得起盘问,比如对于工作,你的热爱是源于济世利民呢,还是浑浑噩噩地混生活?中国的医学又叫“内景”。中国文化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内圣外王”。“王”在这里读作四声。只有“内圣”了,才可以在外面称王称霸。“圣”繁体字写作“聖”,“圣”是可以控制耳口、控制自己的人。肾开窍于耳,所以耳朵的最根本的特性是收纳。口也有两个特性,一个是吃,也是主收纳;另一个是发,发言为声,要会表达。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中国文化这种观望内里、向内求的特性呢?

任何初始文化都有地理上的局限性,并由此形成了最初的世界文明三大格局,海岛文明自有它扩张的野心,游牧文明走而不守,而大陆文明自有其封闭的特性。

凡是航海的国家,他们的文明重视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岛国缺乏资源,他们因此而有向外扩张的掠夺性。战争自古不过两个字:“食”与“色”——掠夺粮食和掠夺女人——满足资源和改良人种。

游牧民族重视的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他们带着家族和牧畜游走在暴风骤雨和辽阔草原及高原中的形象,使他们自己就像“神”。

而以汉族为主的中华民族世居土地,依靠农业维系生命和生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确立了血缘宗法体系。如果我说中华民族是一个不信神的民族,肯定会有人反驳:“中国有很多神仙啊!”但是实际上中国的老百姓凡所信“神”,统统都是“实用主义”的表现——该用谁的时候就求哪个“神”。想生孩子了,求送子娘娘;想发财了,求关公;坐在飞机上害怕出意外,求观世音菩萨⋯⋯所以中国人的“神殿”供奉的神座永远不会满员,因为人的欲望永无止境,中国人随时都可以依据自己的欲望造一个神出来满足自己。真心信“神”的人什么样呢?看看电影《2046》就清楚了,在信奉上帝的西方人的脑子里,世界毁灭之时就是最后审判之日,这会令他们激动万分、亢奋无比。而中国人在灾难面前则显得特别无力,不过一旦灾难过后,幸存下来的人就会生一堆孩子,继续欢天喜地。唯有“生生不息”,才是中国人内心的真实。

黑格尔说:“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地上,把他们卷入无穷的依赖性之中。”中国是拥有着分明的四季和辽阔的土地的国家,它北有内蒙古高原,西有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东、南有无法逾越的浩瀚的太平洋。对四周隔绝的最大补偿,是我们拥有开阔的腹地,拥有黄河和长江,它们共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伟力,培养了我们团结向心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独特的生存空间中,形成了一种内向的、求稳定的文化类型。这种无法逾越的特性,使中国产生了“安于现状”的特点。而且这个“现状”太好了,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中国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只向内求就够了。四周无法超越,就是“闭”的格局。所以,中国人特别喜欢谈论“出入”的问题,在中医里也有所体现,比如穴位里凡是叫作“门”“关”的都特别重要,比如“关元”是关闭元气向外耗散的阀门,是非常重要的穴位。在这种“闭”的地域中,中国人产生了“闭”的心理,开始修长城。中国文化又叫作长城文化。对外,是“闭”的文化,对内,则求“南北贯通”,形成运河文化。

中国土地之上最初产生的都是农民,所以我们骨子里都有农民的特点。现在的有钱人买了房子,还是喜欢在自己的院子里种点儿菜,往深远里说,这就是农民的根性不断。院子实际上是人心灵的翅膀,千万不能小瞧了去。现在流行给年轻人盖胶囊房,是为人生大忌,虽然经济,但是,住这种房子,人的心胸就大不了,事业做大不了,精神上也会拘谨,最后人就疯了。房子看上去好像只不过是个住所,可是它能影响一个人的心胸。“厄”字,从字形上就可以看出是把人憋在里面,让人连头都抬不起来,人生最苦难的困境就叫作“厄运”。过去人家里有房有院,就是要给人的心一个可以吸纳天地之气的空间。

现世茫茫中,很多中国人试图找到适合自己的普世价值,殊不知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简单诗意的生活——尊崇自然、不过度开发、尊重天地宇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西人有法律,所以要求自由;有差异,所以要求平等;有自我,所以就要博爱——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价值不过因缺失、禁锢而被追求。而我们古代的“法”就不是为“自由”专门相对而设的,所以我们很少鼓吹“自由”,但我们鼓吹“自在”和“知命”。宗法社会本身就不是建立在“平等”上的,更何况,有山就有水,有高就有低,有阴就有阳,所以,没有“平等”,只有“和谐”。至于“博爱”这个词,在一个缺少宗教感的国度里似乎也不适用,哪怕是现代生活,我们也没有很成功的“爱的教育”。在一个没有平等、没有自由的国度里,最贴合人心的词恐怕就是“拯救”或“自救”了。人们渴望清明政治,渴望相安无事,渴望“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农业文明的后裔,田园风光、风调雨顺、心地淳厚,便是我们内心最好的真实。

于是,针对中华民族这个奇特的族群及这个族群人性的复杂性,圣人开出的药方不是宗教,不是哲学,不是政治,而是——诗教。

宗教易痴狂,不符合中国人的温良,再说,中国人相信生活,不信神。哲学太思辨,中国人忙活复杂的人事已经苦不堪言,于是,形而上的事交给了少数人。政治太阴暗太血腥,大多数人害怕头上悬一把利剑的生活,宁愿“清风明月无人管,担荷踏泥暮时归”。能无牵无挂徜徉在山水之间,便是终极的幸福。

对悠闲自在生活的向往,在《诗经》中屡屡可见,比如《魏风·十亩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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