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核心是一对互相依赖的问题：荷马从何而来？又为何重要？我深知荷马的巨部史诗艰深晦涩，令人望而却步，但我依然坚信他对于战争和苦难的描写依然能够关照天命、残忍、人性及其脆弱，以及无法逃离的宇宙。这不只是我的信念，也的确是个难以解释的事实。为何东方地中海青铜时代——也许是四千年前——写就的故事，如达雅般陌生，如努瓦阿图般遥远，却依然能够对我们产生影响？我们又如何能与如此遥远的事物产生如此亲近之感？

也许先回答问题的做法并不明智，因为很可能问题本身提的便不恰当，不过这个国家长于世故，带有目的的想法总不会徒劳。另外，一切开始之前先讲故事也是荷马的典型技法。于是乎，如果你要问荷马史诗为何出现、怎样出现，而它们又确实出现了，以及荷马为何又怎样变得如此重要，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并无二致：因为荷马向我们讲述了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

这并非一个典型的现代式回答。目前普遍认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均是公元前8世纪前后的产物。根据这种思路，这两首诗所描绘的世界是青铜时代早期的希腊，即一直被称为希腊文艺复兴的时代。在先前的半个千年中，希腊文明已多半没落，孤立无援并且贫困落后。许多爱琴海的岛屿为人所弃，一片荒芜。其中少数依然富足，依然与近东保持着联系，然而早期希腊的伟大宫殿都已化为尘土，不复存在。而如今，虽仍不清楚原因，希腊在8世纪出现了广泛的复苏。希腊及其群岛的人口开始增长。生活速度开始加快。青铜制造技术依赖锡的进口，而后者出现了四百年来的首次复兴。殖民地、贸易、改良的船只、体育馆、货币制度、庙宇、城市、奥林匹亚的泛希腊竞技（传说首次出现于776年）、写作的艺术、描绘陶器厂和竞技场人物的艺术、首部书面法典、确定历史年代、首次试图构建城邦：这些反映文明复兴的每个方面都突然出现在8世纪的爱琴海沿岸。这样看来，荷马是希腊历史上一个全新、动态、政治创新和文化急速发展时期的产物。荷马是盛世诗人。i

本书还有另一个答案。荷马比盛世还要早一千年。他的能力和诗歌并非来自8世纪的爱琴海边几个新兴的国家，而是比那大得多、重要得多的历史时刻——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世纪——那时早期希腊文明刚从两个差异巨大的世界的融合之中形成：一个是黑海西北部半游牧、英雄为主的欧亚大草原，另一个则是东部地中海边复杂、独裁和有文化修养的城市和宫殿。希腊性——乃至欧洲性——便是由这两个世界碰撞融合而来。荷马是这一相遇的痕迹，是《伊利亚特》里的特洛伊战争、绝望和最终的调和，是《奥德赛》里的灵活多变和互相融合。荷马的紧迫来源于两个世界碰撞带来的痛苦，他的直接来源于永恒原则的岌岌可危：哪个更重要，个体还是集体，城市还是英雄？生命是什么，它具有永恒的价值吗，或只是短暂无望的一段无关紧要的过程？

我认为，荷马的诗是传说，围绕一个民族的初现而成形，这个民族便是在这个过程中，在那片后来被他们认作地中海母国的地方，成为了希腊。诗歌是希腊意识起源的神话，这种意识并不完美，而且极度混乱芜杂。就文明而论，希腊出现的文明与青铜时代来自北方大草原和近东的独裁官僚作风均有极大的差异，它融合了两者的特征。荷马是基础神话，他关注的不是人或自然世界话，而是希腊人如何定义自身的一种思考方式，是使得希腊人为希腊人的一种心智模式，而我们则在很多方面都继承了这些思考方式。奇怪的是，我们依然对荷马所描述的混乱世界无比熟悉。

这也是一本关于史诗和史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价值的书。史诗不是一种记忆行为，它不仅仅描述人们能回忆起的事物，因为人类的记忆只持续三代：我们只了解祖父母的一些事情，却对他们之前的年代所发生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也不会有任何情感上的共鸣。史诗也不是一种历史，历史是对我们无法触及的过去所发生事情的一种客观陈述。史诗出现于记忆之后历史之前，占据了人类欲望中的一个第三空间，即想要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的欲望：这是在漫漫历史长河里设法巩固记忆的行为。史诗的目的是使遥远的过去如我们的现世生活般直接，使得很久以前的伟大故事和现在一般美丽而痛苦。ii

关于史诗本身的一幅绘画从迈锡尼希腊保存了下来。1939年夏天，辛辛那提大学考古学家卡尔•贝尔根和一队希腊人开始挖掘伯罗奔尼撒半岛南部皮诺斯的迈锡尼宫殿。在宫殿正中的柱状房间里，贝尔根在地上的碎片之中，发现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一幅启示壁画，它在毁灭迈锡尼世界的那场火中被遗弃。Iii

起伏的背景之下，也许是凹凸不平的山区地平线前方，一位诗人——姑且称之为荷马——坐在闪闪发光、五彩斑斓的石头之上，他穿着长条纹的长袍，外面衬衣的袖子只有一半长，露出剩下的半截棕色手臂。他的头发编成辫子，卷须垂到脖子和背上。他看上去焕然一新，身体各处都很敏捷，眼睛明亮、眼神清澈，身体泰然自若，坐得笔直，仿佛时刻都在准备着。他手中握着五弦琴，右手指在撩拨着琴弦，琴弦在他手指的拨动下弯曲。

他身后的猩红背墙——活着的颜色，不是干涸的血液、而是生命的红色——是这幅图像最令人惊叹的部分：一只巨大苍白的鸟儿，颜色和诗人的长袍一样，翅膀羽毛有一半的轮廓是和周围一样的红色，它的眼睛和荷马的一样明亮而有神，身体比荷马的还要大，它在房间中的存在巨大而愉快，它不是任何的虚无，它正飞往外面的世界，留下荷马一个人独自静静地唱着歌的身影。iv

这只鸟是将要飞翔的诗歌，如此显眼，比留着发型和弹着里拉琴的小小荷马强大得多。这是雄辩的鸟儿，“插上翅膀的语言”，epea eteroenta，是荷马的英雄们互相交谈所用的语言，epea和epic（史诗）有着相同的词根，pteroenta的意思是“有羽毛的”：轻灵、移动、轻快而且畅谈。意义和美感从荷马的歌声中汩汩流出。

这是有史以来诗歌最形象的意象之一，诗歌完全拥有了自给自足的生命，因为它已经用自己的方式飞跃了起伏的地平线。这并非什么异想天开或不解之谜：房间里还漂浮着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这里有一个极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体验整个荷马史诗的核心。诗歌之虚无，更甚其他。诗歌没有形体，整体充满微妙却依旧长存于世，它对人类内心的描述无比现实，不会为时间腐蚀；可这幅壁画所在的宫殿却被深深地埋在公元前1200年厚厚的灰烬之下。史诗较之任何事物都更虚无，却是更加永恒的存在。荷马在人类文明的两端传播是个奇迹，他一直那样鲜活，不曾离开。

荷马不是什么野蛮的哥特式人物。他被描绘得具有高度自控力，和这个文明的地方一样有条有理、平静从容，这里有巨大的储藏室，有档案中心，有装扮精美和一身香气的居民。他就是文明本身。这幅壁画创作之时，希腊人已经习得书写近250年，能够经营以宫殿为基础的复杂经济体，那时已有保存记录的官僚组织来安排税收和军事，以及管理复杂的商业和与其他跨地中海东部的准帝国关系。

如果这是荷马歌唱时的世界，这也并不是荷马所歌唱的世界，他歌唱的世界是那个古老得多、原始得多，也自然得多的世界。他歌唱的是这个宫殿所抛弃的、曾经的居民所在的那个过去。在我看来，这个时间差让我们恰当地理解了荷马的史诗：荷马史诗是暴力，是在宁静的公元前13世纪重新回忆公元前18世纪时的陌生感，它通过希腊黑暗时代保留下来，并在公元前7世纪写成（虽然也许并不是最终的版本）。荷马的诗里弥漫着冗长。他充满智慧，相较于自己所讲述的故事，他的存在如神一般无法忽视，这些都源于一种对过去的深刻反思，而不是对当下的即时报道。他的诗歌体现了融合时期的气氛，就像车轮，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希腊布满石头的海滩上来回滚动。但它同样生发于悲痛的需求，一种对存在本质和死亡痛苦的焦虑，喧嚣而绝望。这是有关起源的故事，而这种苦恼的感觉正是核心的驱动力。

本书将沿着这幅壁画寻访荷马可能存在的踪迹，这些踪迹或存在我和其他人阅读诗歌的过程里，或在人生经历里，或在仍能听到荷马灵魂的考古学和风景里。这样的追求充满激情，因为这些史诗是描述，是通过一组特定的镜头描述地球上生活的真实模样，有悲伤，有凯旋，有苦难也有辉煌。这些诗写的是生命中那些启示性的时刻。在这里，你会发现克里斯托弗•洛格（Christopher Logue）描述特洛伊海滩的海浪时所说的“海的霓虹边缘”v；在这里，你会发现存在的恐惧，“脑中的温暖是由于武器在燃烧”（蒲柏在《伊利亚特》中翻译一场谋杀时所用的描述）vi；在这里，你会感到一种不寒而栗的陌生感——阿喀琉斯猫头鹰般的眼睛里，从偶尔开启的盔甲缝隙中透出日冕般的光芒，在洛格的眼里“像开着的炉门一样地”燃烧着。vii

这本书带给我很多的行走和思考，印象最深难以忘怀的是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海岸靠近吐露港（Tolo）的一个小岩石半岛上的一个晚上。那时我正想着乔治•塞菲里斯（George Seferis）这个希腊诗人和外交家，他摘得了196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战前就来到了这里，当时考古学家们发现这个小小的朝向爱琴海的石头突起竟是 Asinē的卫城，而在此之前这个地方除了是《伊利亚特》中的一个地名之外已经被全然忘却，它是希腊勇士出发去围攻特洛伊的城市之一。

当晚海湾里那片海的颜色是温和的牛奶灰。柴油驱动的小风扇在寒冷的夜晚慵懒地把空气从内陆的柑橘园赶向果园。天空看上去风雨欲来。阿尔格里斯湾的风刮得很大，我坐在海葱和干草边，读着塞菲里斯描写我们和过去关系的句子。“诗歌无处不在，”他写道。我们自己想象的生活

有时伴随着旅行

仿佛和海豚短暂的同行，

阳光下的单桅泛着金色，

海豚却再次消失不见。viii

那闪闪发光却稍纵即逝的连结，也正是本书的所想所求，当海豚未被召唤却与你同行，却如此短暂，如塞菲里斯还写道的，

就像风儿的翅膀乘风飞翔。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