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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第二章

  
  毛泽东的讲话在大家的掌声和笑声中轻松地结束了。
  
  可是时隔不久,毛泽东的“毛毛雨”和“微微风”被层层级级的理解和执行演变成雷鸣电闪的急风暴雨。
  
  众所周知的“反右”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可这颗“炸弹”的杀伤力远远超出人民内部的战场。
  
  1957年的毛泽东面色红润,动作利索,思维敏捷。江青正是中年,她身材窈窕,穿着讲究,浓密的长发盘在头顶,显得很精神。他们在延安生的女儿也已经十多岁了,有时也跟着父母一同外出。他们的生活也正如中国千千万万家庭一样,有欢笑、有眼泪,有开心也有烦恼。
  
  毛泽东从山东来到了上海,江青也从北京来上海和毛泽东团聚。那时江青露面很少,行政职务也形同虚设。她第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开国大典之后送宋庆龄回上海。
  
  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此后不久,江青受毛泽东委托,执行一次使她颇为高兴的任务——到北京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


  
  宋庆龄是1949年8月28日从上海坐火车到达北平的,迎接时是毛泽东亲自前往火车站,随同去的还有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
  
  当宋庆龄要从北京回上海之际,由毛泽东委派江青前去送行。显然,江青是很恰当的人选,即是毛泽东的夫人,加之对方也是女性。江青打扮了一番,兴高采烈前去送行。江青的高兴不是在于送行本身,而在于“代表毛泽东”执行此次公务,这大概是江青第一次在社交场合公开露面。
  
  毛泽东夫人毕竟只是一种身份,不是一种职务。在菊香书屋闲居,终究不行。江青要求工作。
  
  组织上斟酌再三,给江青安排了一个不大不小又适宜于她的兴趣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这是一个富有弹性的副职,她不必天天去上班,甚至可以不管事,挂一个虚衔,但她毕竟有了一个党内的正式职务。
  
  毛泽东于3月中旬到达南京,会见了江苏、安徽两省的领导干部。他的谈话和他的个性一样,喜欢幽默、调侃,但是,在轻松的气氛中,人们却实实在在地掂出沉重的分量。
  
  他的开场白就幽默上了:“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上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地方来了。”

  
  毛泽东所要答复的问题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整风运动”。在他答复的若干问题里,文艺问题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切入的话题是“鬼戏”。
  
  “文学作品里头,有些是不对头的。上海唱《狸猫换太子》。我是没有看过这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点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都没有看过,我就看得很少,很想看一下《狸猫换太子》。为人在世嘛,当然不可不看哦!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后面两个字眼,用湖南口音加重了些口气。
  
  “搞那么一点是要得的。大家见见世面嘛。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讲话有他独特的艺术,他喜欢举一反三。“妖魔鬼怪和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还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种种都是神话。没有人反对吧?当然没有!所以说哇,出几本书,几篇小说,写几首诗,演些《狸猫换太子》,心里就着那么子急?让社会评论嘛。逐步使他们的作品加以改变。”毛泽东会准确地用字眼,极其敏感地把握细微的差别。这里他不是说“改正”,而是“改变”。

  
  “大家记住,行政命令禁止是行不通的……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是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是让它出现,让大家批评。总有一天,它会慢慢丧失的。要逐步改造。我们过去禁止了七年,现在人家不是又慢慢出来了吗?可见我们那个禁止不灵光。”
  
  毛泽东这句话好像是针对《狸猫换太子》说的,但是细细琢磨,这句话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过去禁止了七年。”这就追溯到了1950年所禁止的香港拍摄的影片《清宫秘史》在中国大陆放映,正好江青那时在文化部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无巧不成书,与1950年同年拍摄的一部电影《武训传》也上映了,而且场场满座,各地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又在报刊上对此片做了许多的评价,这就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因为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了《武训传》电影,拍摄电影的有关人员和评论影片的人均受到严厉批评,或是进行自我批评。
  
  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也及时地表了态:“关于《武训传》的事,我已和丁玲通过电话,要找孙瑜和赵丹谈谈,告诉他们《人民日报》的文章主要目的是希望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认真学习,提高思想水平。这件事是从《武训传》开始的,但中央是对事不对人,所以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上海不要开斗争会、批判会。文化局可以请一些文化、电影界人士开一两次座谈会,一定要说理,不要整人。”
  
  此后,中央领导人一直关注此事的动向。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毛泽东都认真过目,甚至重要文章他还亲笔修改。不过那时毛泽东比较宽容,对当时负责文化工作的周扬说:“检讨了就好,大家要放下包袱,放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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