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也专门约有关人员谈话。他一扯开那浓郁的川腔，重大问题也变得轻松起来了：“这是一个思想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你们不要紧张。本来有不同意见各自写文章商讨就可以了。现在《人民日报》发了社论，文化部发了通知（指文化部电影局5月23日的通知），这对文化、教育界就造成了一种压力，特别是对留用人员，所以你们要掌握分寸，开一些小型座谈会，不要开大会，更不要搞群众运动。你们可以公开说，这是我——陈毅的意见，也就是市委的决定。”
　　
　　影片是上海拍摄的，结果在上海只开过两次电影界约一百人的会，基本上没有搞运动。《武训传》的批判能比较平稳进行，这和当时人们思想作风和政治空气有关，也同周恩来对这一事件表示的宽广胸怀和负责态度有关。
　　
　　1952年3月，周恩来到上海视察工作。在一次万人大会作报告时，他提到了《武训传》问题。他说：“1949年7月第一次文代会时，当孙瑜向我提出想拍《武训传》时，他只提了武训这个人的阶级出身问题，而没有予以制止。后来看了影片，是和少奇同志一起看的，也没有发现问题，所以我负有责任。孙瑜和赵丹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困难时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工作。所以这只是思想意识问题，千万不要追究个人政治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