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当时在延安是延安平剧院的第一任院长，又是中央社会部部长。那时在延安的人大多数是出生入死打仗的军人，和文艺不搭界，能唱会跳的人不多，唱京剧的就更少。加上那时人们思想都很正统激进，不能接受传统京剧，认为封建主义色彩太浓。
　　
　　而江青表现了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性格。她在人们惊奇眼光的注视下，引吭高唱，把《打渔杀家》桂英儿的角色搬上延安舞台。康生不仅为她壮胆撑腰，而且亲自执鼓槌，为她演唱击打伴奏。因为有康生支持，江青又带头登台，延安城里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京剧革命”风。
　　
　　后来江青竭力提倡改革传统京剧，甚至亲自培植“样板”戏。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已经不是想成名成家的需要，而是出于政治的需要。
　　
　　传统剧目树大招风，江青一面移植优秀京剧“大树”到自己名下，一面封杀传统剧目。文艺界一场“鬼戏”之争，云起上海
　　
　　江青有段时间经常到上海休养。她是“老上海”，最喜欢住在上海闹市区离淮海中路不过几百米的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是当年上海首屈一指的高档宾馆。它的前身即十三层的华懋公寓，上海人俗称“十三层楼”，原是英籍犹太商人沙逊的产业。解放初，由于沙逊洋行欠了上海市政府一大笔税金，就以华懋公寓作抵押，归属上海市政府，改建成了锦江宾馆。为了扩大范围，提高档次，锦江宾馆还将附近建于1935年的十八层高的茂名公寓和建于1934年的六幢三层炮台式公寓也纳入它的怀抱之中。马路对面，还设立了锦江俱乐部，内有弹子房、滚球房、阅览室、文娱室、温水游泳池、舞池、网球场，还有一个花团锦簇、绿茵成片的大花园。锦江饭店中楼，设有总统套房，专供国宾下榻。锦江宾馆一下子成为闻名国内外的国宾级的高档宾馆。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多个国家的近千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在这里下榻过。
　　
　　江青看中上海，并不仅仅因为锦江宾馆如何高档，主要原因还是看上了人，看上了当时的上海市委某负责人。
　　
　　1963年初，这位负责人对上海文艺界人士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所谓“十三年”，是指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三年，“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这个口号引发了一场“鬼戏”之争。
　　
　　不久，上海有了真正有分量的反击“有鬼无害”的文章，矛头对准了廖沫沙两年前，即1961年8月，发表在《北京晚报》上名为《有鬼无害论》，署名“繁星”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充分肯定了昆剧《李慧娘》借鬼魂抒发感情伸张正义的艺术表现手法。意思是指《李慧娘》中写了鬼，但这鬼无害，而且扬善抑恶。
　　
　　《李慧娘》是由一位老资格的诗人、戏剧家和艺术评论家、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副社长孟超执笔改编的，后来北方昆剧院将它搬上舞台。作者对作品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想“借此姿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可是他无法预测，一场因他的作品而起的争论，正在酝酿、搅拌，像迅速发酵的面粉，已经散发出刺鼻的异味；他也不能想象，化名为“繁星”的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将因此遭到噩运；他更不会想到，他的舞台“鬼戏”几乎等于一个人间“鬼戏”的预言。
　　
　　其实江青早就注意到了“繁星”的这篇短文。有鬼无害？而且还成为理论？她思索一年之久，终于按捺不住寂寞，1962年冬，江青找到中宣部和文化部正、副部长，提出要批“鬼戏”，批《李慧娘》。江青当时尚是“小人物”，许多人并没有将她和毛泽东联系在一起，讲话也是人微言轻。中宣部、文化部没有理会她的要求。可是这事反映到康生那里，康生马上变了脸，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狠狠批评中宣部、文化部“右倾”，要追查他们“鬼戏泛滥”的责任。部属们瞠目结舌，他们清楚地记得《李慧娘》公演后，康生也为其鼓掌、叫好，认为是出好戏。怎么说变就变？叫人难以琢磨。然而，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的话有分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执行。
　　
　　于是，1963年3月16日，以中共文化部党组的名义，写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上报“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报中共中央”。江青看了这份报告，还觉得不解气：点了“有鬼无害论”，为什么不点出文章作者“繁星”就是廖沫沙？所以江青老是感到心里憋气……
　　
　　廖沫沙的文章发表后，近两年的时间，报纸上也没有出现明显的热点争论趋势。突然在1963年5月，《文汇报》上发表批判文章《驳“有鬼无害”论》，这加了引号的字体，立即将戏剧界引进了一场“鬼戏”之争的迷魂阵里，众说纷纭，沸沸扬扬，直到1964年6月现代戏汇演时，“鬼戏”还在争论不休。如果从当时争论的表现形式看，这“鬼戏”之争，是符合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因为一直限制在文化艺术领域里，应该说属于一种正常的学术争论。
　　
　　这里我们不妨引用一段“文革”时期的资料，便能一目了然了。